本文以日本“3·11”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之后，日本应对核污染的态度切入，以冲绳这个对临界状态最敏感的开放性场域为主题，讨论临界的意义。一边是不断积聚着危机要素的日常，另一边则是危机爆发时的灾难。在临界线上生活，意味着在常态中保持紧张，在习惯中确认陌生。这为我们思考自身的处境提供了有效的媒介。
本文原发《天涯》2017年第1期，为孙歌老师新书《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序言。
临界的意义
孙歌
由于研究对象的原因，我几乎每年都要在日本和韩国出入。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和其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之后，我也得以在日本生活一段时期，近距离地感受了日本社会在灾难之后最初的反应。
灾难是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事件。但是，在灾难中付出昂贵代价的人类，却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残酷的机会，得以省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些平时被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起来的真实状况，只有在灾难突然降临时，才会突然展示它的样态。没有人喜欢灾难，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一样。然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思想史研究者有一份责任，就是观察和分析“正常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不得已撕去外包装时的真实机制。
2011年，我不期然地受到了这样的训练。借助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续效应，我观察到了日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观察到了日本国家体制的真实操作机制。当然，最直接的收获是借助于雨后春笋般占领了各个大小书店的核问题出版物专架，我找到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专业书籍，初步了解了核电站与核事故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且了解到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核电开发的投资和对于核废料处理的投资的严重不均衡，使得核电站即使在正常运转的时候也是一个没有修建厕所的高级公寓。所以，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以“稀释”的方式悄悄地把放射性物质重新送回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而在核事故爆发之后，善后处理的庞大开支不能为电力公司带来盈利，更何况对于核污染的后续调查与研究还会损害公司利益，即使是在污染最为严重的2011年，日本人能够得到的关于食物和水源污染的数据，也仅仅涵盖了辐射物中的几种而已。
在信息严重失衡的状态下，我在那段日子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人们多么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自我欺骗，也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动力。我和日本人一样，在网上查阅农林水产省每天发布的污染信息，购买看上去安全些的食品。在那段日子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描绘的那种沉重的无奈——除了这样做，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时过境迁，一晃五年过去了。五年，对于半衰期要几百上千年的核辐射物质而言，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日本社会却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时刻恢复了平静。2016年夏天访问东京，回国时在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我很小心地询问身后一位在日本定居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现在污染的情况怎么样?她几乎是嗔怒地瞪着我说：东京有什么污染，东京很安全!
我知道自己犯了忌讳。虽然按照2011年检测的结果，当时东京的污染不是可以忽略的程度，而五年之后它即使被稀释，也不可能消失;只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有媒体报道污染状况，可能也不再有科学家有条件进行监测，所以，似乎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尽管福岛核电站废墟中的燃料棒如何取出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时不时地也有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放射性污水流入海里的报道，但社会关注的热点却早就转移了。我不该如此唐突地对一个平静生活的人提这种冒犯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有点像当年鲁迅描写的那个故事：一家人生了孩子，满月时收获了前来祝贺者的吉祥话。虽然这些吉祥话不一定实现，但是祝贺者们都得到了感谢。只有一个人，说的是实话：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他被众人赶走了。
作为生活在雾霾重灾区的人，我当然理解那位同胞的心情。人不能旷日持久地生活在非常状态里，这需要超人的意志力。其实我也与那位同胞没有什么两样，我虽然写过讨论“常态偏执”的文章，自己在现实中也常常偏执于常态。
不过，在平静的常态之下，日本人并没有忘记核电的危机。东京以及各地持续进行着的反对核电站恢复运作的群众示威活动，终于有效拖住了日本各地核电站的运营，使得核电站的运营在日本处于停滞状态。废除核电站的呼声一直存在，与希望推动核电的产业界形成对峙。这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民众意志牵制资本力量的范例;至于福岛核电站废墟的后续效应，目前已经找不到可靠的信息来源，间或可以从传媒的轻描淡写中得知，污水还是会时不时地溢出，排放到海里。科学家们说，低浓度排污不妨碍人们的生活，很难说他们在撒谎：人们只有在体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辐射物之后，生命才会受到威胁——按照科学的逻辑，只要污染程度没有跨过临界线，就可以说人是安全的。
在东亚，对于临界状态最敏感的，莫过于冲绳人。他们面对着比核污染更严峻的威胁，这就是美军基地对冲绳社会的种种欺凌。从冲绳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到美国军人在各种刑事犯罪后的逍遥法外;从基地经济对于本地渔业和海产养殖业的破坏，到基地本身对于环境造成的污染;冲绳人面对的处境，可以说是日本乃至东北亚最严酷的。更有甚者，日本政府对美国的顺应态度，使得内阁在冲绳问题上基本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冲绳社会一直承受着日本对美妥协的后果，孤独地坚持。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以此为契机，日本海军陆战队与美军进一步集结，开始向冲绳转移;冲绳社会旷日持久的对抗美军基地、对抗日本亲美政策的斗争，也日益常态化。反对普天间基地迁移到边野古，抗议不断发生的美军士兵的性暴力案件，现实生活似乎永远不肯让冲绳人安宁，静坐、示威、游行成为冲绳民众的日课……
对于冲绳人而言，他们并非希望这样生活，却几乎不得不经常性地生活在临界线上：一边是不断积聚着危机要素的日常，另一边则是危机爆发时的灾难。在临界线上生活，意味着在常态中保持紧张，在习惯中确认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人锤炼着他们特有的世界感觉与生活理念。
冲绳在东北亚地区应该算是最为“边缘”的区域。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它都无法产生中心意识。然而奇怪的是，我在这个岛屿群里很难感受到在其他所谓边缘地区很容易就能察觉到的悲情与不平。同时，一直孤独地坚持着的冲绳人，却并没有因为与强大的日、美国家势力对阵而放弃斗争，他们以热烈而冷静的态度保卫着自己的家园，以执著的精神克服着不断产生的内部分歧，并且以极其富于想象力的方式，为人类贡献着宝贵的思想资源。我曾经专门撰文讨论新崎盛晖、川满信一、冈本惠德等思想家的论述，在他们的视野里，冲绳是东北亚国际政治的结节点，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凝缩了历史时间中最为浓厚的部分，并重新定义着人类社会的空间感觉。
记得几年前，在短期造访冲绳的时候，我利用空余时间去参观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冲绳战时期日军的防守工事、姬百合慰灵塔等战争遗迹。在旅游大巴上，我跟当地的导游聊起了冲绳的现状，我问这位年近半百的女性，冲绳人是否希望独立?她回答说：这个时机已经错过了。在美军刚刚占领冲绳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时机，但是过去了。现在，讨论这种毫无现实性的问题没有意义。
这位显然并没有读过很多书，也并不一定是社会活动家的普通冲绳女性，让我从心底升起一丝敬意。冲绳社会在半个多世纪的复杂抗争中，既要面对不公正地对待冲绳的日本国家、面对蹂躏践踏冲绳人权的美国驻军，又要面对贪婪地掠夺冲绳资源的日本本土资本势力、面对冲绳社会内部在物质诱惑中不断发生的分化和矛盾，然而，冲绳人却并未把他们的屈辱和愤怒转化为暴力，在冲绳人的抗争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暴力性事件。所有的抗议集会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并且越来越成为抗议者之间建立共识和情感的契机。或许，这位中年导游提供了理解冲绳人行动模式的线索之一，那就是在日常性临界感觉中锤炼出的民众政治意识。
近几年，冲绳的社会活动家越来越主动地与冲绳以外的地区建立交流关系，我常常听闻他们到东京等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集会的消息，并且听说，在2015年夏天，东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安倍修宪的抗议人群同时发出了支援冲绳驱除美军基地的呼声。冲绳人与日本本土的有识之士，正在形成更为紧密的连带关系。
旅日韩国诗人李静和，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主持了一个由冲绳和日本内地的艺术家为主的项目，名为“走向‘亚洲·政治·艺术’的未来”。在这个为时三年的项目里，冲绳与日本内地的前卫美术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等共八位，贡献了他们的作品，并拍摄为DVD;十二位文学、艺术评论家对作品进行了讨论和诠释。这个精心设计的集体创作成果，在2009年由岩波书店结集出版，书名为《残伤之音》。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评论家们的文字讨论，第二部分是附在书后的DVD，收藏了艺术家们的表演实况和作品录像。
这部书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内在张力。艺术家们的表演、摄影、绘画和音乐，采用的都是全新的形式，但它们都远远超出了“前卫艺术”的范畴。这是生与死的对话，是极限状态下持续坚持的生命体验，是超越了形式的艺术表达。冲绳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史，被艺术家们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冲绳凝聚的亚洲历史，也由此开放了它自身。
李静和为此书写作了精彩的献辞，并与作曲家高桥悠治进行了一次十分耐读的对谈。这个对谈名为《不让死本身死亡》，而这个沉重的题目所依赖的媒介就是“音声”。李静和开场就对高桥悠治提出了这样的提议：“今天跟悠治见面，我想跟你一起思考关于音声的问题。”高桥希望确认她的意思，于是她进一步解释说：“换另一个词汇的话，就是‘制造’的问题。制造这一行为，关联到在这里并不存在，但是却觉得似乎无处不在的，死的领域。我说这里并不存在，但是它不可能不存在，这就是死。死的问题。与它相关，还有‘创造’这一行为所具有的，生，或者说是生活，或者说是呼吸……我总是在这个领域里荡来荡去。在这种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能听到音声。”
李静和所说的“音声”，并不是话语的语音，而是一种韵律，一种节奏，一种长短节拍，它们拒绝了语言的内容，直接承载了身体的疼痛。李静和借助于一位参与项目的造型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的“针”，表现了这种痛感。那是一种不确定的，游走于周身的针，它与女性的身体合为一体。李静和说，当针尖锐地刺入人体的瞬间，那个刺入之点就将鸣响，那是“音声”的起源。
出生于韩国济州岛的李静和，与冲绳人同样，也经历过难以言说的苦难。很少谈论自己身世的她，把所有的创伤记忆融入进了对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追问。这位极有艺术天赋的诗人，巧妙地颠倒了人们的日常性感觉，把“音声”转化为空间。对她而言，摆脱了语言之声的“音声”也摆脱了意义，它只是在意义消失的瞬间，在人的世界隐去的瞬间，才会降临。在这个时刻，“音声”的领域不同于记忆之场，那是“客死”之场。
“客死”是李静和对于极限生活的终极性理解。她说，亚洲人很少能死在自己的场所里，大多数在不知什么地方死去。在过去，人们忌惮“客死”在外的死者，用各种祭奠阻止他们的灵魂回家。高桥对此加了个诠释，说这就意味着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事件，并不能被闭锁在当地的文化或者传统中，它会扩散开来。这个诠释很有兴味，因为它深化了李静和关于“客死”的主题，也深化了冲绳的苦难所具有的超越它自身的意义。借助于李静和的视角，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场所”，走向“客死”的道路，也正是“客生”的途径——难道我们不也是活在不能闭锁的环境中么?
李静和执着于对于“客死”的描述，透露着她对生的理解。她说，“客死”，就是拒绝死亡的固定化，是不让死本身死亡。“客死”在不断地扩散，于是它超越了个体，不再是张三李四的具体死亡，成为了所有文化融合汇聚的载体。正因为如此，生，即是等待着“献体”的过程。
“不让死本身死亡的形式，应该如何持续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瞬间，最低限度地关涉到人，最低限度，却又最大。必须活着，必须活下去。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假如我们说这是以伦理的名义在命名的话，那么在最低限度地却又最大地关涉到人的时候，我感觉到需要一种应答，它或许是创造而成的，或许是一种仪式，我感觉到需要它。我也许会称呼它为亚洲吧。”
李静和关于“客死”的讨论固然费解，然而如果配合全书的内容，特别是配合书后所附DVD的影像来理解，她的说法就绝非故弄玄虚了。这本书记录了从冲绳战的惨烈牺牲到当下冲绳社会仍然不得不忍受的摧残，它的主题即是“被忘却的死亡”。但是，在艺术家和评论家们的眼里，死亡并不仅仅是不得已的灾难，它同时成为一种对于人类世界的祭礼;这也正是李静和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地方——她提出了一个不属于上帝而属于人类的问题。《残伤之音》从不同的角度，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鲜活的世界，它以冲绳为基点，连接到了济州岛，连接到了光州，连接到了人类的暴力和灾难。李静和拒绝把“音声”转化为记忆之场，拒绝把记忆仅仅视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所有意象都活在当下，而人的身体，就是这些意象的载体。李静和拒绝以记忆之名从苦难和罪恶中抽身出来，她呼吁人们，以不让死本身死亡的方式，使“客死”的问题得以持续。
这正是生活于临界状态的写照。当人们可以从记忆中抽身，以观照的态度面对记忆的时候，临界就被固化为一个范畴、一个命题。与此相应，历史也变成了与己无关的检索对象。今天的冲绳社会，虽然不再如同当年冲绳战时期那么直面大规模杀戮，然而当年被日军强迫集体自杀那刻骨铭心的血腥却悄然转换了形态，当年美军倾泻大量炸弹轰炸首里城那惨绝人寰的暴力也依然潜藏于现实生活。生活于临界状态，对于冲绳的思考者和艺术家们而言，对于关注冲绳的人们而言，意味着不断揭穿自我欺瞒和直观的假象，意味着不断创造新的思想与表现形式，不断打破感觉的惰性，保持对状况的敏锐观察力。
冲绳诗人川满信一提醒人们，不仅需要关注那些显在的压迫与支配，更需要警惕“自由名义之下的自发性隶从”。在冲绳社会抗议日本内阁一次次出卖冲绳、抗议美军在冲绳的各种罪行时，川满却在同时追问冲绳社会内部的“天皇制结构”。在川满看来，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而是来自人的内心。他的杰作《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私(试)案》，讨论的是如何在人心的自由这一基础上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这位著名的冲绳诗人，并不是在一般性意义上抽象地谈论自由与平等，也不是在冲绳社会要求独立自治的时候站在这些诉求的对立面——他只是执拗地提醒人们：当弱者以强权者的方式为自己争得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充当强权者的同谋。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独立这个并不具有现实感的政治诉求，作为理念也难以为冲绳社会建立真正的主体性。在川满《宪法》里，开篇就讨论人类的倨傲如何带来文明的毁灭，如何构成战争的基础，而一向被视为受害者的冲绳，在倨傲的问题上也受到川满严厉的追问：
“以浦添为傲者灭于浦添，以首里为傲者亡于首里。以金字塔为傲者毁于金字塔，以长城为傲者衰败于长城。以军备为傲者死于军备，以法为傲者溃败于法。仰仗神者灭于神，倚凭人者毁于人，依赖爱者毁于爱。”
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选择“自由”都是艰难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摆脱现存的支配结构，而是意味着不依靠任何固定化的价值。当李静和强调“客死”问题的持续性的时候，当川满信一追问倨傲与战争关系的时候，他们都穿透了事物表面的价值判断，翻转了被固化的常态。这是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它基于思想上临界状态的持续。川满《宪法》针对“自发性隶从”的现代社会形态提出了理想的社会结构方式。它有机地构成了对于人类生存方式而不是国家存在方式的追问。
或许，在东亚乃至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如何确立主体性、如何确立自由意志、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然而像冲绳思想家这样，在临界状态中审视被固化的价值观念，从而不断破除思想惰性的努力，却是鲜见的。在李静和与冲绳艺术家的合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们对于语言和观念的背叛性格的警惕：当李静和强调不依靠语词的意义而依靠“音声”的韵律时，当她强调最低限度地关涉人的时候，她希望表达的是如何避开语词定义带来的固定化，以及流俗人道主义的干扰;这也是她反复强调“音声”不同于人的声音的意义所在。然而，恰恰是这种“最低限度”的关涉，却可能呈现最大限度的人类关怀，它直接指向了人类生死的根本状态。川满信一也同样不信任语言，他在《宪法》的基本理念中阐述道：“慈悲的戒律是不立文字的，须自己来裁断自身是否打破了戒律。法庭设在每一位人民的心中。”突破固定化的实体想象，川满为琉球共和社会规定的涵盖面，超出了现实中的实体边界意识：“赞同这部宪法的基本理念并愿意遵守宪法的人，无论其人种、民族、性别、国籍，他的资格均可在其所在地获得承认。”
冲绳因此成为以临界状态为特征的开放性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任何人都可以主体性地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与川满信一、李静和等朋友的交往中，我在不断学习着如何保持临界感觉，并把它用于思想史研究。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和同情冲绳人的遭遇，也有东北亚不同地区的知识分子试图以冲绳为媒介讨论东亚的历史。冲绳思想家们的临界感觉，确实使得这个在东北亚看似处于最弱势地位的社会，不断地产生出最具创造能量的思想。现实中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那些在其他相对缓冲的地区被遮蔽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在冲绳显示出它真实的样态,这为我们思考自身的处境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或许并不仅仅是不得已之举，而是一种拒绝自我欺骗、勇于直面人生的态度。
本书以2011年日本核泄漏作为引子，观察和分析了日本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呈现的种种真实机制，并提出在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保持临界状态思考的意义。而与美军基地共生的冲绳，则长期生活在临界状态中，正因如此，小小的冲绳在不自由的历史处境里，冲破国家和主权的逻辑，迸发出自由的政治想象力。关注冲绳的思想力量，以此出发，进而重新开掘中日关系、东亚政治秩序乃至世界文明格局的思考。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是危机对人类的意义却不会改变。抓住危机的瞬间进行思考而拒绝让它关闭，是我们进入历史并理解现在的唯一渠道。”
简介
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002、2007)、《竹内好的悖论》(2005)、《文学的位置》(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2018)《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2019)等。
编辑推荐
1.享誉东亚的“坡州奖”得主孙歌教授长期关注中日问题，本书是她对冲绳的多年思考笔记，首次结集成书。
2.记录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社会的心理样貌。从政府的试图建立新秩序，民众为了回归常态生活的自我麻痹，到日本知识人的短暂“失语”，抓住危机的瞬间，观察和思考“正常社会”在不得已撕去外包装时的真实运作机制。
3.近距离观察冲绳民众的日常与思想生活，解读冲绳的个性：小小的冲绳何以产生超越国家和主权意识的另类视角。4.冲绳是东北亚国际政治的结节点，以冲绳为引，重新开掘中日关系、东北亚政治秩序乃至世界文明格局的思考。
目录
临界的意义(代序) (《天涯》2017年第1期)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东京停电 (《天涯》2011年第3期)
“3·11”之后的日本
冲绳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 (《天涯》2013年第1期)
从那霸到上海
观察日本的视角
我们为什么谈东亚
东亚论述与人类历史叙述
东亚启蒙历史过程中的民众
走出主权的迷误 —冲绳民众的实践及启示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致韩国读者
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跨文化的政治学
作为理念的和平与作为思想的和平 (《天涯》2015年第6期)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读川满信一《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私(试)案》
中国经验与日本战后思想建设
竹内好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兼论翻译的主体性与政治性
精彩书摘
★灾难是人类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事件。但是，在灾难中付出昂贵代价的人类，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残酷的机会，得以省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些平时被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起来的真实状况，只有在灾难突然降临时，才会突然展示它的样态。没有人喜欢灾难，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一样。然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思想史研究者有一份责任，就是观察和分析“正常社会”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中不得已撕去外包装时的真实机制。
★人们多么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自我欺骗，也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动力。我和日本人一样，在网上查阅农林水产省每天发布的污染信息，购买看上去安全些的食品。在那段日子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描绘的那种沉重的无奈——除了这样做，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对于冲绳人而言，他们不得不经常性地生活在临界线上：一边是不断积聚着危机要素的日常，另一边则是危机爆发时的灾难。在临界线上生活，意味着在常态中保持紧张，在习惯中确认陌生。
★社会共识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地积累基本的共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决断。
★当一场灾难过后，人群总是分为迅速遗忘和拒绝遗忘的两大类，后者永远是少数。所以，这也同样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只不过日本的这次核事故以极端的方式，尖锐地把这个一直潜在的问题抛入人类的视野中罢了。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危机接近饱和的历史瞬间。是否能够抓住它，从而有效地进入历史，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克服常态偏执的心态与习惯。在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课题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它逼到了每个愿意思考的个体面前。尽量避免虚假认知的自我复制，有效地抓住危机，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本身，这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逃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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