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6日下午，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内的朝韩联络办公大楼被朝方炸毁。此举使得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按照朝方说法，之所以彻底毁灭这一标志性的朝韩“对话窗口”，缘于“脱北者”在“三八线”韩方一侧散布反朝传单引发朝鲜极度愤怒。2018年9月成立朝韩联络办公室一度被认为半岛和平将开启新篇章，而此次事件再次给半岛局势蒙上阴影。
保马今日推送孙歌老师文章《直视分断——序〈韩国的东亚论〉》。孙歌老师通过为数有限的韩国生活体验中汲取经验，获得了理解韩国学者白乐晴“分断体制”论述的途径，理解到“世界资本主义对于全球的控制，正是通过制造各种意义上的分断来完成”这一悖论性问题。战争作为政治手段的一部分，服从于维持分断这一目标，并作为威吓手段不断再生产。民众只得接受无法选择的生活方式，将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刻印在身体记忆与情感记忆之中。韩国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承担着言说的责任，生产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东亚论述。因此南北分断，不仅是韩国与朝鲜的“内部问题”，也是亚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而在动荡起伏的半岛局势面前，倾听来自这个处于东亚周边的核心现场的声音，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课题。
本文为《想象东亚：方法与实践——聚焦“韩国东亚论”二十年》一书(具体参见“每日一书)的序言，感谢该书编者苑英奕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直视分断
序《韩国的东亚论》
文 | 孙歌
在我有限的韩国之行中，曾经有过两次接近三八线的经验。三八线自然无法让我这等寻常外国人涉足，说是“接近”，也并没有看到，我只不过在韩国友人的陪同下，远远地在允许人们抵达的极限之处想象一下那个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人为界限而已。
然而比起那条分界线来，倒是这两次经验本身更吸引我。第一次参观了一个著名的建筑，是在韩国一侧边境修建的瞭望台。在瞭望台的顶端，我可以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朝鲜一侧的“模范村”。整齐的房屋似乎无人居住，但是，据说每到节令，便有朝鲜民众在那边“演示”社会主义生活。不过，这种对峙比不上瞭望台中层的陈列室更为真实。在这里有一个大沙盘，形象地演示了南北两个社会之间交换工业品、农产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途径，那网络虽然算不上稠密，却也相当繁盛。这个沙盘打破了我关于南北对峙的干燥想象，在经验上丰富了南北间忽冷忽热的流动感：无论政治权力和资本的操控多么严酷，民众总是会在各种缝隙之间、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经营自己的生活。
第二次参观的是距离三八线更近的地方，我本是去该地附近的出版城开一个会，抓住闲暇时间去了这个地方。这里不仅看不到三八线，也看不到朝鲜的模范村，在一片开阔地上建了一个瞭望塔，望出去也不过是林地和原野。这次参观与上次不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此地的观光化，大批旅游车把来自韩国各地的人们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运抵此地，使它绝不亚于风景名胜地。一些上了年纪的韩国人，立在高处向着北方眺望，想来是在惦念朝鲜的亲人吧;而更多的年轻人则饶有兴致地在瞭望塔周围明显带有游乐园色彩的各种设施里钻来钻去，看上去十分快乐。我在参观一处模拟战壕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姑娘，她在此当导游已经有些年头了，职业化地向我们叙述南北开战时的状况，努力动员我们去买相关景点的门票。我问她，在此地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感受?她似乎很奇怪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答非所问地回了一句：韩国人对我挺好的。
仅仅签订了停战而不是终战协定的朝鲜半岛，恰如一个休眠火山，它至今也没有结束战争状态，随时可以不宣而战地“恢复”战争。建立在这个火山口上的韩国社会，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态景观。记得有一年，在韩国短期授课，正巧赶上了南北局势恶化，有些外国人纷纷撤离，很多中国留学生也在考虑回国暂时躲避。然而在距离三八线并不遥远的首尔街头，一眼望去，熙熙攘攘的韩国民众却丝毫没有惊慌之感。他们照常工作和生活，也照常娱乐和休闲。我看着韩国民众的从容，不仅心生疑问：他们如此笃定，难道仅仅是因为无处可逃吗？
一位学生家长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说：我们韩国自从1953年停战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呀。要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逃，那还怎么生活！我们韩国人，一直活在战争的阴影里，已经习惯了。她叹了口气又说道：你能理解吗?我们韩国人真的不容易啊!
这些浮光掠影的经验，虽然还远不足以理解战争威胁常态化之中的韩国社会，却让我获得了理解白乐晴先生“分断体制”论述的途径。为数有限的韩国生活体验，让我对这位韩国思想家的思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白乐晴先生所揭示的朝鲜半岛分断现实背后的机理，我理解了一个并不直观的悖论性问题，即世界资本主义对于全球的控制，正是通过制造各种意义上的分断完成的。与常识感觉相悖，资本的全球化，正是“分断”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今日世界的战争作为政治手段中最后的一张牌，其目标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它服从于维持分断这个目标，只要分断这一动态平衡基本稳固，战争威胁的功能就有了微妙的扩展：与其说它的威胁在于它爆发的现实可能性，不如说更在于作为威吓的手段不断再生产。韩国的民众，最为切实地体会到了这种“家门口的硝烟”的苦涩，在抗议美军在韩国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日常生活中不断在白热化之前转化为动态平衡的新的“分断”。正如三八线附近经营的旅游景点所显示的那样，民众会把一切无法选择的条件转化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分断也是他们不得已而只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曾经的战争与难以预知的未来，伴随着几代人的生老病死、离散聚合，不断生产着韩国民众的历史感觉与现实关怀，也把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刻印在他们的身体记忆与情感记忆之中。
韩国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承担着言说的责任。大约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面对半岛危机的时候不忘记“东亚”乃至“亚洲”。我相信，除了半岛的现实危机使得他们不可能关起门来之外，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历史。朝鲜半岛自古就是一个与东亚密切相关的区域，特别是近代以来，它的荣辱兴衰也一直是东亚历史的一部分。中日甲午战争以半岛为媒介，日俄战争以半岛为症结，其后的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占领，以及战后全世界建立战后格局时半岛上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在都暗示着它的命运与东亚命运的密不可分。而今天以“六方会谈”的结构存在于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力学关系，正显示着这个分断状态所汇集的国际政治内涵。南北分断，岂止是韩国与朝鲜的“内部问题”，它不仅是亚洲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本书的多是我有过交往的韩国学者，有我一向敬仰的师长，有我多年合作的朋友，当然，也有未曾谋面却感到可以相知的学人。在韩国，文学往往承担政治学的功能，提到韩国文学，我不免总是想起曹丕那霸气的说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直视分断，是几代韩国学人传承的思想责任，也是流淌在当今韩国文学中的历史水脉。他们的东亚论，有着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我想，这与韩国社会处在东亚的周边，却缠绕了多重历史脉络的悖论特质有关：它是周边的，它又是核心的。白永瑞喜欢使用的一对概念，一个是“双重周边视角”，一个是“历史的核心现场”。在这个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历史关联，而这关联恰恰通向了“东亚”。在动荡起伏的半岛局势面前，倾听来自这个处于东亚周边的核心现场的声音，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课题。
二零一七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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