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伴随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的发展，关于“后人类”时代的思考时常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此时，重新回顾计算机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史，探究技术发展与人类意图、整治规划和资本欲求之间辨证互动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今天保马推送托马斯•斯特里特《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的中译本序。吴靖老师认为，该书不同于此前多从控制论的角度理解计算机的社会使用与文化想象的历史，转而强调计算机前工作人群的生命体验对于塑造与推动计算机技术向特定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主观能动性式的“浪漫主义”，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其与资本协商、合作、博弈的痕迹。
《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中译本序
吴靖
计算机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吗?它的革命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是人还是计算机自己，决定了革命的方向与成败?这些问题在今天提出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当我们随时随刻都能在媒体中听到信息与数字技术又产生了伟大的技术突破，科学家、商人、知识分子、政客都在或意气风发，或悲天悯人，或充满忧患地认真讨论人类的未来、人与机器关系的未来，宣称我们站在了历史选择的关口，每向前走一步都会生死攸关的时候，回到(不久前的)历史，从20世纪冷战的高潮中挖掘出计算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机器语言学、战略运筹学等等我们今天听起来属于一个遥远逝去的时代，但又几乎在所有概念、理论、细节上都铺垫与决定了今天信息社会样貌与可能的想象边界的技术社会史，就成了一场极其必要的智识活动。在争论今天的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将如何改变人类之前，我们更迫切的问题是，这些所谓人类命运的关口、科学技术的伟大突破、社会革命的风云突变，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吗?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在那个时候贡献了怎样的社会理想、理性思辨、科技能力与符号观念环境，参与了上一次的计算机变革?问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有趣的技术社会史操练，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积极地去避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的历史辩证法，在科技霸权显得无以复加的时代仍旧尝试将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人类共同体的手里。
由于笔者对西方广播史有过比较详细的涉猎，发现广播从技术初创到体制化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军方的通讯科技民族主义，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等社会力量强大的塑造与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即使对无线电技术的社会需求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还是在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受到西方技术路径的霸权控制，形成了对西方广播模式和制度的路径依赖。与之相类似，计算机与数字传播技术在冷战高潮时期的发展，仍旧延续了技术拓展与人类意图、政治规划和资本欲求之间辩证互动的关系。近年来，一些研究互联网与新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想象是如何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社会渗透的。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从硅谷和传媒行业生长出来的信息技术意见领袖们的话语论述及社会活动，并且探讨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表达一种能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主流的情感结构产生共鸣的新技术文化。特纳考察了当代大众文化中对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将他们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体现自由价值观的、充满个性及创造力的英雄来普遍颂扬。指出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吊诡之处，因为信息技术，比如IBM大型计算机，曾经被反主流文化群体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工作和生活进行控制及标准化的反动工具，完全与个人自由的社会理想相悖。而这种超级运算机器在今天的文化语汇中，就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如今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去问一个与特纳相同的问题：是什么使得“美丽新世界”式的集权统治的象征——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摇身一变成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标志，并且在今天的又一轮技术、资本与文化的新浪潮中成为时代的宠儿?认为，像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那样从反文化运动中兴起并成为新技术意见领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个特定潮流。主流历史叙事似乎认为，反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权威，注重环境保护，为底层群体寻求社会正义，推崇艺术激进主义等观念，是一套相互紧密联系而统一的信念系统，并且由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而特纳指出了运动内部的差异性，甚至是矛盾之处。像斯图尔特·布兰德那样的意见领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过他所创立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或《连线》杂志(Wired)之类的传播平台流行开来，体现了以高科技的硅谷为圆心的新一代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表达文化反叛及反抗权威的方式——即将大型技术转换成小型的、个人化的工具，并利用它们获取信息、交流和娱乐，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变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不是调动新技术服务于集体行动或者是改变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型电脑和迷幻剂、瑜伽、冥想等反文化运动中的流行工具属于一个类别，那就是协助将个体的思维与精神转换到另一个世界的技术手段，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而这种转换取消了人们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只要拥有和使用某种新技术，便立即获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在引出我们翻译的这本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的著作《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之前，还需要再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一部信息技术史的作品，保罗·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的《封闭的世界：冷战笼罩下美国的计算机与话语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Edwards, 1996)。如果说特纳的著作考察了反文化运动和新的金融资本如何重新定义和利用在军工联合体中产生出来的大型计算机器，这部著作则为我们描述了计算机成为定义20世纪和新时代的核心机器的过程。深度进入二战末期至冷战期间美国日益庞大的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的形成过程和科研理念，描述了在核战争威胁、冷战双方高科技武器对立、大规模自动化武器预警与合理启动需求下，美国的军事科研以打赢冷战阴霾下的系统化战争为主导想象框架，越来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动化和排除人的政治与文化介入为研发理念。爱德华兹指出，所谓“封闭世界”，是一种科学文化基于系统论、自动化理论、运筹学、神经语言学等以数学为基础的想象社会运作方式的模型。这种模型希望开发出完美的计算机器，凭借系统内部的自我输入，完成对整个体系信息能力和执行能力的训练，系统越少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越少受到特定情形和主体——比如人——的干扰与输入，就被认为是越可靠的。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武器系统设计规划中，人的作用要被减少到最小。爱德华兹认为，正是这种通过排除人的伦理和政治抉择，依靠高能量的计算来打赢冷战的狂热，奠定了现代计算机崛起的基础。他为我们指出了军事工业联合体最黑暗的一面，而这一面在大多数涉及早期计算机的讨论中都被太轻易地忽略。并且，当我们在当代的海湾战争和反恐战争中看到高科技、自动化、无人操作的武器在贫穷国家作战时被大量使用，平民伤亡被“理性地”称为“附带伤害”的时候，或者资本精英宣称某些工作必然要被机器替代以增加效率减少失误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对于“计算的机器”的社会想象背后，去人性化的权力与控制逻辑并没有随着硅谷新经济的时尚崛起而消退，仍旧构成了当代信息社会得以运作的基础想象架构。
但是，在爱德华兹的“为了控制而生产的机器”和特纳的“自由转喻和服务个体的时尚消费品”之间，计算机的社会使用与文化想象的历史，似乎还缺少许多重要的中间环节。斯特里特的《网络效应》，就是一部试图填补这些中间环节的著作。对于科技成果如何作用于社会，斯特里特提出的问题是，参与其中的科技人员、管理者以及早期使用者，他们的工作体验、社会理想、日常经验，以及所有这些和时代精神的勾连，对于塑造科技的社会文化意涵有什么样的作用?在肯定了爱德华兹强调冷战中的系统论和工具主义意识形态对计算机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之后，斯特里特指出《封闭的世界》缺失的部分，是文化研究者称之为计算机前工作人群的生命体验：与计算机一起工作的感受，以及各种阐释群体为这种感受所赋予的意义。也就是说，那些在军事工业联合体中工作的科学家、军事人员、管理者、技术人员，那些在大学、出版机构和大公司中最早使用学术网络、邮件组和办公系统的知识阶层的人群，那些互联网商业化初期的创业者，以及第一代商业计算机与网络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在开发和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体验和满足，是如何塑造与推动计算机技术向特定的方向发展的?斯特里特将这种主观能动性称为“浪漫主义”，他指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历史发展轨迹表明，技术并没有固定永恒的本质，资本和权力也并没有一劳永逸决定新技术的社会使用的绝对力量，参与历史进程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将自己的梦想、愿景和希望，注入对新技术的研发、使用与普及之中，并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浪漫主义与资本协商、合作、博弈的痕迹。
按照大体的时间顺序，斯特里特考察了“准社会主义”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制度下的科研自由、游戏与创意，以及知识共享、公共服务理念的产生，早期微型计算机带来的艺术浪漫主义及其与反文化运动的结合，第一代文档处理系统为文字工带来的解放体验，第一代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漫游与自由链接、沟通的愿景给个体的浪漫主义者带来的狂喜，还有信息经济的兴起为新自由主义的逐利个人主义与市场至上理念重新复兴所提供的肥沃土壤等等。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文化观念如何在社会结构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推动历史的叙事。这对于习惯于听到科技发展领域个人英雄主义、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市场决定论等各种类型的线性历史故事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并且稍显复杂的阅读体验。书里没有怎样的新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革命性变化那种不容置疑的、营销风格的语言。认为大理念——数字民主或者自由创造，艺术的人生或者平等与共享——需要在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使用机器的具体体验中得以表达、呈现、感知与认同。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主体所抱有的理念和愿景，塑造了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并且共同实现了技术潜在的社会功能。没有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使用，就不存在技术的社会效果，即“网络效应”。
斯特里特为我们展示了观念在技术史中的能动性。他指出，一项嵌入社会的技术，需要被赋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日常生活以及个人体验相关的意义。换言之，技术必须被所嵌入的人类经验进行文化性地调制。或者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更向前迈进一步，人类的政治规划、社会理想、未来愿景和主张，需要在新技术酝酿、组织研发、社会用途普及的初期阶段，就进行参与、干预和介入。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是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成果，人类的政治讨论与规划，应该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普遍网络通信的时代背景下，对新技术的讨论无法摆脱对人的边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理想社会秩序等的期许和讨论。这，应该是阅读和研究多样的技术社会史对我们当下和未来最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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