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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知识在于解放思维——贺雪峰作《在野之学》序 桂华 新乡土 今天

桂华 · 2020-10-20 ·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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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之学,也可称为实践的学问。

  

  社会科学研究是要获得对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简化而深刻的认识。各种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命题,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工具。研究社会现象,一要实现简化,要做到由表及里,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找到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抓住事物变化的规律。然后,用概念和理论将它们概括出来,形成新知识。二要追求深刻,通过深入研究去发现过去没有认识到的方面,打开认识事物的新角度,形成知识增量。倘若脱离这两点,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不能增加认识,反而构成思维的负担,就成了繁琐哲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区别。社会科学知识存在很强的主观建构特征,自然科学寻求客观知识。自然科学的认识一般能够被证实或证伪。而社会科学的知识重在给人启发,社会科学不研究终极真理。这就决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

  库恩提出“范式”的说法。科学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范式”革命。比如,“日心说”对“地心说”的替代,代表人类对宇宙认识的进步。“范式”以及“范式”革命用于描述自然科学的发展比较恰当。社会科学一般不存在一个“范式”对另外一个“范式”的替代。尽管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大师会建立一套关于社会事物和历史演变的全新概念、命题和解释体系,推动学科发展,为人类贡献智慧,但是这些理论大师往往很难完全摆脱前人的认识,他们更多是在补充、推进和丰富已有的知识。如果说自然科学的进步是靠一次一次“颠覆”前人的认识实现的,则社会科学更多的是靠批判、继承和积累来推动认识深化和知识丰富。

  社会科学不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革命。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缺乏解释上的差异。对于同一个社会事物,不同的人完全可提出不同的理论解释。不同的人在学科训练、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甚至是价值偏好上的差别,都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个人之间存在差异,学科之间的差异就更大,还有不同学派的差异。社会科学不存终极真理,因此,这些差异就不构成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替代。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允许这些差异,而且鼓励差异化的研究。包容差异化的认识既是社会科学自身特征,也是推动社会科学认识进步的手段。

  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用一种认识去替代和压制另外一种认识,而是鼓励不同的认识相互批判,通过辩论让认识走向更加深刻。每一种研究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结论就能够替代另外一个结论。社会科学剖析世界,就像盲人摸象。谁也不知道大象的样子。因此,每个人都去摸一摸,获得对大象的不同认知,拼凑起来,就有点接近大象的本来面目。

  所有的深刻理论都会带给人类知识财富,因为这些理论打开人们认识世界的窗户,让杂乱无序的社会事物变得有规律可循。例如,马克思提出了阶级这个概念,让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后来,社会学家韦伯又提出了阶层概念来分析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还用文化因素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对马克思的观点构成挑战。韦伯是想驳倒马克思吗?也许是。韦伯驳倒了马克思吗?当然没有。两位理论大师提出关于社会规律的两种不同解释。马克思并未被驳倒,他的理论在韦伯以及其他后来人那里获得了新生命。反过来说,韦伯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而来。旧的知识在新的分析中焕发生命,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继承、批判和积累。

  社会科学研究不怕“片面”,怕的是不深刻。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先从“片面”开始,允许多元,鼓励差异化,在研究假设、问题意识、分析逻辑、材料数据等方方面面上,不断地进行批评、修正、吸收、借鉴、改进,推动认识深化和知识积累。社会科学的发展源于解释力的竞争。

  

  知识在于解放思维。如果将知识当做真理信仰,它就变成了思维束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起点和逻辑假设的基础上,这些构成理论和概念的前提。若是忽视这些前提,将有前提的认识绝对化,知识就变成了束缚思维的信仰。打破迷信的办法是回到理论的前提假设,在其不假思索的前提中提出问题。

  社会科学的一个最根本前提是它具有时空条件。以社会学为例,它诞生于18、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社会学的基本主题是分析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化过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后发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关系。显然,在抓住“社会事实”、追求“价值中立”、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重视概念提炼、综合归纳与演绎、掌握逻辑思维等基本方法论层面,可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必要重新搞一套。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关键是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拿来分析中国社会实践,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如何做到这一点?存在着理论与经验的“大循环”与“小循环”两条道路。所谓“大循环”是指,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分析中国的经验事实,认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发展规律,从中提出概念、理论和命题。“大循环”是将认识中国社会当做目标,将包括西方理论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和方法都当做手段,通过从实践出发的研究,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所谓“小循环”是指,将成熟理论当做研究起点,在既有的理论体系中分析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现实的目的是为了回答理论命题。“小循环”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中国研究要做的是查漏补缺的工作。

  与哲学不同,社会科学不能靠逻辑演绎和概念辨析产生新知识,社会科学理论一般要与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新生的社会经验是促进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推力。相对于基本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建设活动和社会变迁过程,构成全新的经验。在“大循环”与“小循环”两种研究道路下,中国的这一全新经验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按照“大循环”的思路,研究者带着“中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等一类朴素问题去观察现实、去思考、去提炼总结概括,然后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一个个局部认识。再将这些局部认识汇聚起来,逐渐接近关于中国社会的完整拼图。这就是盲人摸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要简化认识,就要想办法对获得的认识进行提炼总结抽象,就形成了一些概念和命题。当这些概念和命题被讨论、修正,最后被大众接受,变成共识,就产生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大循环”中,不仅西方理论是认识问题的工具,其他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是促进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大循环”将获得新的认识当做目标,研究方法与概念理论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

  “小循环”从对话理论开始,将完善已有概念和理论当做目的。当然,经过几代理论家创造并流传至今的经典理论,一般都能够帮助人们简化对世界的认识而充满魅力。问题是历史在进步,认识也需要进步。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全新经验来说,更是需要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总体落后于西方,“小循环”从对话中提问题,出发点是修补既有知识,离开“大循环”后,中国的社会经验就会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

  “小循环”这种认识方法,在思维上经过否定之否定,回到其对话甚至批评的理论所预设的原初起点上。正如马克思与韦伯都不会被驳倒一样,用中国的全新经验去对话某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最终依然要么是扩大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要么是在相反相成的意义上复活这个被修正的理论。站在认识中国“是什么”的角度看,通过“小循环”所获得的知识是零碎的。从理论开始经过经验再回答理论问题的“小循环”,作为具体研究手段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将其放到从经验开始通过理论抽象再回到实践的“大循环”中,才能真正获得从实践出发的理论创新。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主体建设道路,便是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再将认识带回到实践中去,形成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走的是“大循环”道路。还有的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结论直接拿来用,就变成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大循环”与“小循环”这两种研究方式是贺雪峰教授概括总结的。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用“大循环”统摄“小循环”。具体如何做呢?他还提出了饱和经验的研究方法。“饱和”在化学上是指,一定条件下溶质不能继续溶解于溶剂的状态,达到饱和之后溶质会自动析出。贺雪峰教授用这个状态来形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

  “饱和经验法”是指,研究者通过充分地观察经验现象,自然获得关于经验现象背后一般规律的认识。认识活动都是从接触感性现象开始的,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要抓住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怎么做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呢?通常存在归纳和演绎两种认识方法。归纳法从经验事实入手,通过比较、计算、寻找相关性等,找到特殊现象中的共性部分。演绎的方法一般是从道理、原理和理论假设入手来分析问题。“饱和经验法”是与一般归纳与演绎都有所不同的认识方法。

  “饱和经验法”是在研究者广泛接触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经验质感,然后反过来获得关于事物认识的方法。“饱和经验法”强调研究者的能动性。当然,所有的认识都依靠研究者的主动分析。不同的地方在于,“饱和经验法”以研究者获得“经验质感”为基础。“经验质感”是一种与理论辨析、概念演绎和定量定性方法都有所不同的基础性分析能力。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经验质感”不能通过理论阅读和课堂学习获得,“经验质感”是一种实践型知识和经由实践训练获得的研究技艺。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获得经验质感最简单的办法是走进经验无限丰富的田野中去。以农村调查为例。有人说,中国农村那么大,光靠调查是穷尽不了的,村庄调查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调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村庄本身,还在于通过调查来养成“经验质感”。调查的第一步是去认识客观世界,比认识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来改造主观世界。

  做农村调查与课堂学习和理论阅读一样,目的都是形成分析问题的能力。不经过学习和阅读的大脑是“朴素”的,一个人通过课堂学习而掌握学科知识和基本方法后,就初步具备了社会科学研究思维。这还不够。这些课题学习所得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是死的,还要通过田野调查将这些死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激活。培养学生,第一步是让他们经历严格的理论学习,尤其是进行经典理论阅读。完成这一步之后,再到田野中去,将这些死的知识变成研究者灵活运用的主体能力。

  大学教育是要解放学生。第一步是鼓励学生自主阅读经典理论,实现从“知识灌输”向理论思维训练的解放。第二步是鼓励学生走向田野调查,实现从理论阅读向分析经验事实的解放。

  对于从事农村研究而言,村庄调查当然重要。不做调查,怎么提出好的问题呢?对于不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做一些村庄调查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社会科学思维办法。“饱和经验法”可运用于农村研究,也可运用于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这就像经过长期训练的篮球运动员,让他们改练足球或是排球,一般也比常人进步的快。这是因为他们的小脑已经被充分地开发,运动细胞被激活了,平衡感和控制能力比普通人好。在农村调查中形成的“经验质感”,属于对经验事物的敏感把握能力,对未知问题的直觉能力,对复杂因素的分析能力,是认识社会现象的一般能力,因此很容易迁移到其他学科和其他研究领域。一个人的“经验质感”不会随着他的研究对象变化而失去。

  “饱和”通过量变引起质变。从片面具体的认识走向整体全局认识,肯定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认识的深入要通过量的积累。刚开始对事物的认识抓不住重点,把握不了方向,接触的次数多了,就形成抓住事物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能力,感性认识就会向理性认识迈进。经验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熟能生巧。第一次下乡的人分不清庄稼与杂草。没有关系。通过两次三次和更多次调查,就积累了经验,逐渐形成了关于农村的整体判断能力,即“经验质感”。

  村庄调查除了认识这个被调查村庄本身的特点之外,还会与其他村庄联系起来。“饱和经验法”是指,前面调查过的所有村庄的丰富知识都在后面的调查中被唤醒。也就是说,对第一千零一个村庄的调查认识,包含了前面一千个村庄的丰富性。过去十多年以来,我们完成了超过全国一千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积累起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的整体“经验质感”。

  对于个体来说,经过十次以上,每次20天左右的村庄调查,大体就可以形成个人从事农村研究的“经验质感”。

  

  社会科学具有普世的一面,如分析问题要符合逻辑,避免层次谬误,重视社会事实,对事物的分析保持开放性,等等。社会科学研究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中国社会科学要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紧密联系,要探索中国的前途命运,要为14亿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寻找出路。西方社会科学可带给我们启发和借鉴,但是无法提供现成答案。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一项艰巨的事业。

  显然,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在反对西方理论中进步。反对和排斥的做法,本身已经是在别人设置的议题中讨论问题。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心态开放地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这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持主体性。建立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是在认识中国是什么的过程中,提炼认识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在深化对中国认识的过程中,提高理论水平,实现认识手段与认识目的的统一。

  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多个方向、多种方法、多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以来,西方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都被介绍到国内,一般研究人员都有机会接触最经典和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中国正在经历千年巨变,相对于理论学习,我们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实践的认识还不够。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走向田野。

  “饱和经验法”认为认识的深化源于量变基础上的质变。也就说,理论提升源于对经验现实充分认识之后的自然而然结果。蓦然回首,恍然大悟。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要靠长期积累。历史上的一些理论大师,一般是将前人和同时代的研究在较高层次上抽象而建立起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就像高原上长出的山峰,珠峰的高度取决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社会科学的理论高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正处在大时代,为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如何回应这个大时代呢?以社会学为例。第一是出现天才式人物,如费孝通。这样的话,社会学就可以获得很快的进步。第二是积累式发展。不同的研究者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如城市研究、乡村研究、治理研究、文化研究等,深挖井,遍地开花,将社会学科从平原建成高原,实现总体水平提高。天才式人物可遇不可期,积累式发展更可取。有了方向正确、方法正确和持续努力的积累式发展,自然会出现理论突破。在高原上更容易长出高峰。

  “饱和经验法”不仅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实现积累式发展的策略。

  

  社会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打开认识世界的新角度。研究现实问题的目的不只是要去证明先贤理论的正确性。“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是手段,人是目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让思维锐利,然后用被解放的大脑去剖析这个复杂世界。

  贺雪峰教授曾评价费孝通说,三个“半通”成就了费孝通。这里的“半通”是褒义。说的是费孝通对西方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经验都有理解,但是又不拘泥任何一方面,最后就实现了高水平的贯通。“饱和经验法”便是要实现理论与经验的通透。封闭和迷信都不是社会科学。经过理论学习且具备经验质感的人,身体和大脑都是轻松的。

  《在野之学》是贺雪峰教授关于如何做研究、如何学习、如何教育学生等方面的思考汇编。这些思考源于他的亲身体验,成文于不同时间,文字不一定严整,但很多想法是一贯的。在野之学,也可称为实践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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