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按
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一经出版，便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帝国》虽然如同《共产党宣言》既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活力又认识到资本主义内部的阻碍与对抗，然而它缺乏“列宁主义”那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斗争勇气与艺术，这就使其所设想的历史主体和革命方案注定软弱无力。只有如同列宁一般，以“政治”与“理论”合一的“姿态”将“理论分析”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实践”，进而对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当代状况加以诊断，如此才可应对当下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境遇。齐泽克正是将“列宁”重新带入到当代的“问题意识”之中，通过对“普遍智能”、“实际吸纳”、“生命权力”和“非物质生产”等概念进行分析，从而在理论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使其重获改变现实的活力。
本文原载于《帝国、都市和现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许纪霖主编，罗岗执行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为注释修订版，感谢罗岗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一
2001年2月，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德国的埃森(Essen)举办了一个主题为“迈向真理的政治：挽救列宁”(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The Retrieval of Lenin)的国际学术会议，他亲自担任学术总监，邀请了巴迪乌(Alain Badiou)、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卡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等国际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并且和当时尚在狱中的《帝国》(Empire)[1]一书的内格里(Antonio Negri)进行了电话对谈。
为什么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不久，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要在“真理—事件”的意义上重提“列宁”和“列宁主义”呢?当然不是为了怀旧，甚至也不是把他当作可以随便召唤的“幽灵”，而是当下此刻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境遇迫使“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现身。正如齐泽克对《帝国》的评论所显示的，作为“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帝国》深刻地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世界、征服人心和征服欲望，“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完全浸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但犹如所罗门的魔瓶被拧开，在资本主义全面支配一切的同时，一种不被它完全控制的潜在离心力也释放了出来。所以说，正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帝国》与《共产党宣言》建立起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然而，马克思的断语并非诗意的预言与乌托邦，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政治经济分析之上的行动与实践。相比之下，《帝国》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因此齐泽克指出，《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进一步强调，解决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力图去复活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在这种新情境下，旧的统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像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也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像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具体地说，就是在1914年大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经过漫长的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年到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2]
能否用“列宁”来恢复我们的思考能力，关键不在于教条主义地宣称列宁的那些论断在今天依然有效，而是要果敢地把握他切入时代重大问题的“姿态”和“方法”，并且将这种“姿态”和“方法”带入到当下语境，转化为对我们时代历史条件和当代状况的诊断。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以批判希法亭(Rudolf Hiferding)和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可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列宁却常常吸收他们的观点，甚至将这些观点作为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基础，进而在讨论中将某些观点“扭转”过来，导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譬如列宁赞同考茨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资本发展的趋势是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合作，也可能趋向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但他“扭转”了考茨基对于“和平远景”的展望，因为一味期待“超帝国主义”在未来和平地降临，就很容易漠视现实的诸多矛盾和诸种动力。对于列宁来说，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于对资本的帝国主义组织所呈现出来的矛盾采取直接的行动。由此可见，他的策略是在采纳这些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却拒绝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列宁的“政治立场”也就是他的“理论立场”，正是这种“政治”与“理论”合一的“姿态”才能使他将“理论分析”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实践”，才能如《帝国》所高度赞扬的：“列宁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从主体的立场批判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主体性的机器。”
二
毫无疑问，《帝国》将“列宁”带入到当代的“问题意识”之中，而齐泽克则走得更远，他径直将“列宁”和“英特网”联系起来。齐泽克将列宁的名言“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称之为“马克思关于用一种透明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用普遍智力进行调节的观点的最激进的表达”，并且设想“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这个(显然过时的)例子替换成英特网——当今最完美的普遍智力的候选者，情况会怎样呢?”[3]齐泽克的重点当然不在于以改写列宁的名言来显示自己的机智和俏皮，而是那个被他反复强调的关键概念“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英特网”只不过是这个概念最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罢了。
“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又译为“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一个出自马克思《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固定资本的发展证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个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4]很显然，这段关于“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论述，并不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地位。然而透过张历君在《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一文中翔实的考索和周到的论述，我们已经了解到包括内格里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多年以来，在社会运动大潮的多次起落中，一再重读这篇题为《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贡献出“普遍智能”这个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概念的手稿。[5]《帝国》另一位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他编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序言”中也特别指出，意大利左翼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劳动作用的持续关注”：“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论述，但是认为劳动也是社会性本身的源泉，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编织在劳动中。贯穿于这些文章的一个主题是试图理解近些年劳动实践的变化方式，以及新形式的劳动可能带来怎样新的、更大的潜能。新的概念诸如‘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普遍智能’等等都试图抓住合作和创造力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都关涉当代社会生产——一种由控制论、知识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所界定的集体性的生产。”
为什么“普遍智能”等一系列新概念可以准确地把握当代社会生产的“新形式”呢?正如意大利左翼思想家们更直接地将马克思这篇手稿命名为《机器论片断》(“Fragment on Machines”)，意味着“机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机器”、大工业与社会化生产的关系问题，但更精深也更具前瞻性的论述却留在手稿中，没有充分展开。“机器论”涉及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或者说“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劳动力是作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的)资本的力量出现的。即使科学和各种自然力量，似乎也会变成资本所具有的生产力。死的劳动控制着活的劳动;劳动者被归入已经由他创造出来的那些力量之中了。这种支配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机器”对“劳动力”的穿透：
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整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马恩全集》(中文二版)31卷页90)
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原来认为工人的“活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工人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但机器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技术产生价值，剩余价值也越来越高。机器似乎具有一种穿透力，工人的“活劳动”被机器所控制，机器成为了宰制性的力量，这就是所谓“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这样的描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机器流水生产线上的遭遇，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机器”霸权的论述并不仅仅着眼于“机器”对“人”的“异化”，而是更深刻地发现“资本”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必然导致“机器”对“劳动”——注意，不是“机器”对任何一个“个人”——的“穿透”：“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
随着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和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资本追逐的“剩余价值”中，“相对剩余价值”的比例大大超过“绝对剩余价值”。这就使得“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尽管“机器”最终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辩证法的奥妙在于剥削“加强”的同时，也蕴含着“颠覆”剥削、生产“解放”的可能：“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当然，“资本”只是无意识地充当了“新世界”的开拓者，它依然要服从自己的意志：“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时间。”然而，“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无法克服，因为这个矛盾扎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扎根在“资本”对“利润”无休止追逐的“欲望”中，所以马克思大胆地预言：“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人类社会的什么时代“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所给予人们的、在必要劳动范围之外随心所欲地做事的自由相比，共产主义社会将会给人们提供更多这样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人的“多样性”也不再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而是符合“人性”的真正“全面发展”：“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器”霸权不止于对“劳动”的支配和占有，更严重的后果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穿透”。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经注意到工人所扮演的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平等的数量关系，工人的工资必须小于工人生产的绝对价值，而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自身就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既然每个工人生产的价值必须高于他消费的价值，所以就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而言，其需求从不能满足剩余价值的需求。当然，资产阶级及其分享资本所得的其他阶层将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价值，但他们不可能消费全部价值，倘若消费了全部，资本家就没有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了。因此，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是由一系列限制所定义的：“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当作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限制，把剩余劳动时间当作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因而把剩余价值当作剩余劳动时间的限制。”而所有这些限制都根源于同一个限制，即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和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构成的增长，这一限制将愈加恶化，可变资本(也即工人的工资)在全部商品价值中所占有的比例日益减少，这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越来越低，资本的实现于是就被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所限制。为了实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且避免形成因过度生产所导致的贬值，资本必须扩展它的领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的不断“实现”和资本的持续“扩张”联系起来了。
对资本持续“扩张”最直观的理解是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内在地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资本”的“实现”和“扩张”的一体两面。卢森堡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形态和法则，一开始就把地球这个生产力的宝库计算在内了。”而汉娜·阿伦特则进一步概括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她(指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的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只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的唯一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的过程，按照它的内在规律或‘铁的规则’;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整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生产它自身的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噬外部要素为生。而如果资本主义有自动崩溃的可能的话，那也只是等到整个地球表面都被它征服和吞没之后才可能发生。”[6]这正是《帝国》所强调的：“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资本的外部在其本质上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资本”的“外部”不仅仅指尚未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殖民地”，马克思“机器论”中有关“普遍智能”的论述从另一个层面提醒我们，“资本”的“外部”还包括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但尚未被“资本”控制和“穿透”的部分——工人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资本的“实现”和“扩张”同时在两个方向展开：向外的(资源、市场)掠夺和向内的(生活、欲望)开掘，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资本自身的限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是资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表面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然而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资本”却成功地转嫁和避免了危机，所以，《帝国》特别指出：“当我们写作这本书而实际走向结束之时，资本主义已是奇迹般地富有，而它的积累比以前更加强健。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一事实和20世纪开始时无数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细致分析相一致呢?”
关键在于资本不仅疯狂向外扩张，其极端形式就是蔓延不绝的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冷战”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尽管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各异，但都出自资本不断地将“外部”吸纳入“内部”的冲动与欲望;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的“向外”扩张，它“对内”的开掘也愈益深入，就像“资本扩张”不断把“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开掘”则持续将尚未被“资本”侵入和支配的诸如人的“内面”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有效地转化为“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对象，成为资本“实现”的新空间。《帝国》借用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中的两个概念“形式吸纳” (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来描述这个漫长过程：“形式吸纳”指的是“资本将位于其领域之外的劳动，并入自身的生产关系中”，这个过程“由此内在地和资本主义生产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之延伸相联系”。但问题在于，当资本主义扩张到极限的某一点时，“形式吸纳”便不再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过程既不依赖于外部，也无关乎资本的扩张过程”，经过这种吸纳，“劳动将被更深广地整合入资本之中，而社会也更完全地由资本所形塑。”很显然，“实际吸纳”——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资本的“向内开掘”——为“资本”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因此，《帝国》特别指出：“若缺乏世界市场，实际吸纳的过程仍然可以继续运作，然而，若缺乏实际吸纳的过程，则世界市场完全无法实现”。
三
在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中，对“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完整表述是“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中文版的通行翻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7]马克思在这儿区分了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是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监督之下，“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和工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支配。我把这称作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8]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没有改变生产过程的任何技术手段，资本家主要通过延长工作日来榨取剩余价值。但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以及与此相应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设置了狭隘的界限：工作日的延长必然会遇到纯生理的界限，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极大阻碍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只有力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克服这些障碍。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9]由此可见，“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即“实际吸纳”)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随着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革命”。[10]资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关键在于“大机器生产”的介入。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大机器生产对工人阶级状况带来的双重效果：一方面，由于劳动的“浓缩”，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增加了，脑力消耗和体力消耗都增加了。劳动强度的提高达到一定的转折点时，就会排斥工作日长度的增长。于是就有必要限制正常工作日;另一方面，工作日的缩短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因此，工作日的缩短“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但“大机器生产”带来工人生活的改善，“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统计材料证明工人的物质状况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而且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机器生产”造成了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浪费”和“损害”：“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11]
虽然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讨论颇富洞见，但他考察“实际吸纳”的范围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过程，没有预料到这种吸纳的后果是“劳动将被更深广地整合入资本之中，而社会也更完全地由资本所形塑”，也即“机器”霸权穿透了整个社会生活。工人除了劳动被资本所控制，“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也被深刻地纳入到“机器”生产过程中。闲暇时间当然不需要进行直接的物质生产，它对应的是“消费”、“娱乐”和“休闲”等“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但不要忘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扮演的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数量关系，如果要克服这种不平等关系带来的资本危机，就要求将工人的“消费”也作为资本的“外部”——同时也是内部——予以开发和拓展，以满足资本“实现”的要求。特别是在机器已代替人的生产的情况下，“消费”实际上变成了“生产”，“生产”也变成了“消费”，两者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马克思曾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首先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现在似乎需要补充一句，这种“自由”，还应该包括工人消费自己产品——也即商品——的自由。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更动听也更中性的名字来称呼它——消费社会，把“人”规训为一个活跃的“消费者”，比将“人”培训为合格的“生产者”更为关键。因为随着机器越来越发达，工人也许不再要参与到第一线的生产中，但是他的文化品味、风俗习惯、团队精神、对工厂的认同感、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都要被“机器”所穿透，内在地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所谓“社会更具有资本的色彩”，就像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 Late Capitalism)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于是成为第一个所有经济部门均全然工业化的时期，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上……上层建筑的逐渐机械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电脑、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纷纷被引入到生产线和办公室中，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所描述的资本发展趋势已经变成了现实，然而他所预言的激进社会革命却始终没有来临。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知识已被对象化(objectified)为机器，机器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应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劳动时间在财富生产领域中的重要性却日益下降，这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和不平衡。可马克思没有想到这一情况不但没有酝酿出危机和革命，却反而催生出一种新的和具稳定性的资本统治模式。[12]尽管马克思由于忽略资本“实际吸纳”穿透社会生活的巨大效应，而没有料想到晚期资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但他对资本主义由资本的“实现”和“扩张”的矛盾而引发内在危机的预测依然有效。“实际吸纳”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进入到更加深广的社会生活、文化认同和欲望意识的领域，同样是为了应对资本的危机。因为晚期资本主义面对的现实是，机器已经扩张到可以包围整个世界，透过现代科技的改造过程，所有的自然已经成为资本，人们面对的是“机器制造的自然和机器制造的文化”，全球基本上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吸纳”达到极限。为了给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创造更大的“实现”空间，“资本在今天依然通过吸纳的方式，在一个扩张的再生产循环中持续积累，然而，所不同的是它不断增长的吸纳不再针对非资本主义环境，而是它自身的资本主义范围——也就是说，这个吸纳不再是‘形式吸纳 ’而是‘ 实际吸纳 ’。资本不再向外部看而是着眼于内部，其扩张因此更加精深而不是趋于广泛。”(《帝国》)
按照这样的线索，甚至可以将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过程描述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帝国》的之一哈特在课堂上讲解这两种吸纳形式的关系时，非常明确地把“形式吸纳”和“现代性”方案联系起来，而“后现代性”作为“实际吸纳” 阶段则更易于理解。(“I have argued that postmodernity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phase of the real subsumption.” )但《帝国》中的表述：“当现代的积累以对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形式吸纳为基础时，后现代的积累则依赖于资本主义范围自身的实际吸纳”，却很容易给人一种线性、单向和直接决定的印象。借用詹明信那句绕口令似的名言：“The becoming Cultural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becoming economic of the cultural”(“经济的变成了文化的，文化的变成了经济的”)，就文化政治的含义而言，“后现代”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再停留于简单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中，“实际吸纳”将人的文化品味、价值认同和身体欲望都转化为资本的能量和动力，“内”与“外”、“文化”与“经济”、“上层”和“基础”、“主体”和“制度”……之间的界限被机器穿透而一体化了。“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而成为了与全球市场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开拓资本市场、公司内部管理，还是发掘人的潜能和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与混杂，颂扬拜物与仿像，迷恋新潮和时尚，崇拜出位和搞怪……这些特质恰恰标识出全球资本运作的逻辑，描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理想图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都变成“多方面”的人，一则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他们作为“消费者”所具有的各种需求——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譬如“旅游”对“自然风光”的消费——都可以得到越来越多样化的资源的满足，从而极大地刺激各种各样的生产，将更多的资源商品化;二则是随着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单方面的劳动的不断变化，只有那些具有适应能力、能够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跨国公司容纳不同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员工，在工作空间内高度实现创新、自由和多样性，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创意产业冲破时空、文化、族群和性别的疆界，全力吸取多元化的文明智慧、历史符像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其融注于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中。这就是《帝国》所描绘的：“大工业和金融权力所生产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主体性。它们在生命政治的脉络中生产各种具能动性的主体性：它们生产需要、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那就是说，它们生产了生产者。在生命政治的脉络中，生命为了生产而被制造，生产则为了生命而被制造。”
四
既然“危机”依然存在，“资本”却又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规避了“危机”，那么摆在当代批判理论面前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准确把握和深入剖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揭示出蕴含其中的资本秘密;另一方面则在暴露资本秘密的基础上，引发内在于新生产方式的危机，从而创造出反抗资本主义新统治形式的可能性。作为《帝国》灵感源泉之一的意大利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发现，在马克思讨论“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的《资本论》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譬如作家写作、歌女唱歌和教师教书甚至工人从事园艺或裁缝工作，都具有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双重性，而判断两者的标准则看它们是否“直接生产资本”。就像马克思论述两种“吸纳”一样，他考察两种“劳动”依然重视物质生产过程，却忽略了“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整体“穿透”。所以他认为在“非物质生产劳动”领域里,“大多数这样的劳动者几乎还不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是属于过渡形式。整个说来，这样一些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这些劳动只能作为服务来享受，不能转化为与劳动者分开的、从而作为独立商品存在于劳动者之外的产品，但是它们可以直接被资本主义利用。所以，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只有在研究雇佣劳动时，在论及不同时是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的范畴时，才能考察它们。”[13]进而指出“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无关”，但过分发展却可能会对资本造成“阻碍”：“作为收入被消费的和不再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生产中去的很大一部分年产品，是由满足最令人厌恶的、最可鄙的欲望和幻想等的产品(使用价值)所组成。这个内容与生产劳动的规定完全无关(当然，如果这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地再生产出来，不再转化为重新进入商品再生产或劳动能力本身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简单地说，不再转化为供生产消费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那么财富的发展自然就会受到阻碍)。” [14]然而，今天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却是“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令人厌恶的、最可鄙的欲望和幻想”成为了资本“实现”与“扩张”的领域和动力，“大工业和金融权力所生产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主体性。”因此，意大利激进左翼思想家们重新赋予这个当年被马克思忽视的概念以时代的内涵和活力，用“非物质劳动”来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
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非物质劳动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和电脑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这类活动曾是资产阶级及其后代的特权领域，而从1970年代末开始转变成我们界定为“大众智能”的领域。[15]
近二十年来网络社会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非物质劳动”的支配性地位。《帝国》的两位内格里和哈特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也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16]因此，他们更直接地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命名为“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但“非物质劳动”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预。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我们认识到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性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的劳动’，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由此‘生命政治’这个术语表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将“非物质生产”和“生命政治”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吸纳”以及扩张至全球市场的经济方式，更是一种资本支配和治理社会以及控制人的“内面”的权力方式。强调“非物质劳动霸权”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传统的权力运作，更不是仅仅将这种统治方式归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而是高度重视这样一种状况：今天人们正面临着“资本”(以及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权力形式)对“文化”、“传统”、“情感”、“欲望”和“潜意识”的奴役、压迫与剥削，这种支配性的权力形式已经深入到传统压迫方式的内部，构成了对“传统权力”的创造性“转化”。也即现在要理解统治和剥削的机制，离不开对“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权力”的深刻把握。这也是为什么内格里和哈特要用当代意大利激进左翼思想来补充福柯“生命权力”的缘故，因为这一群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了诸如“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非物质劳动”这样的术语，再加上马克思的“普遍智能”概念，从新的生产劳动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现存发展的角度入手，了悟到“资本吸纳”和“生命政治”的共同维度。
于是，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幅“资本”和“权力”相互缠绕、彼此配合、共同塑造的世界图景：一方面资本不断扩张，容纳越来越大的空间，并藉在其领域内部的吸收而日益强大，以至全球市场的形成达到了资本的理想形式：全球市场再无外部，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域;另一方面权力持续整合，不仅涵纳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领域，而且贯穿了社会的生命(bios)本身，权力以“生命政治”的形式完成了大一统：欲望成了资本的领地，社会完全被国家所覆盖。这似乎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但意大利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最具吸引力的或许是其乐观的品质”，“即使是在革命失败的黯淡期和政治镇压期，仍有对革命的解读出现。……这些不断地为不可能的事情提供解释，仿佛它才是仅有的合理选择。但这其实与简单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无关，它更是一种理论选择，或是一种对政治理论所持使命的立场。换言之，在这里政治理论的任务确实涉及对长时间折磨我们的剥削和统治形式的分析，但第一位的和基本的任务是去确认、肯定和促进现存社会力量中的积极因素，它们指向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社会，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潜在的革命总是内在于当代社会领域。”[17]因此，《帝国》在描绘这幅权力的网络延伸至极致的图景的同时，它也力图捕捉权力网络激发出的反抗潜能：“就在权力完成了大一统，将社会生活的一切部分都包容在自身之内的那一刻，它也使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得以呈现。那是一个有着千差万别，有最大限度的多层性和不可被吸纳的单一性构成的复杂环境，这是每一个单一事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的环境。”具体而言，就是“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也必然催生出反抗这一霸权的新的历史主体。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剥削，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社会关系的因素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早已走出工厂，覆盖了整个社会身体;社会关系完全的被吸收到生产关系中，使得社会生产与经济生产无法分割、不存在所谓内外之别。网络社会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与宰制的体系被高度抽象化，不再拥有具体的场域(non-place)。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生产力几乎完全的去在地化，不仅生产商品，也产生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主体的劳动变得高度流动与富有弹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主体，和当代最先进的、具有霸权地位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如何像当年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一样，从现实的而非乌托邦的力量中激发出批判因素，而且相信这种批判因素可在全部劳动实践中发展出反抗和替代性方案，这是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必须勇敢面对的挑战。所以《帝国》一书的真正抱负是“在建立新的价值理论之后，必须有系统地规划新的主体性理论。”
尽管《帝国》将“诸众”(Multitude)设想为“新历史主体”引发了诸多争议，否则内格里和哈特就没有必要再写一部厚厚的《诸众》来进一步厘清构想和回应质疑。[18]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珍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检讨支撑这种构想的“原理性内容”。表面上看，意大利左翼激进思想家们重读《机器论片段》是为了揭示马克思当年的预言——机器(“普遍智能”)的发展最终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实现的原因：网络社会的到来反而形成了新的资本剥削和控制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希望反转这个悲观和失败的论述，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也提供了解放的可能性。“非物质劳动的霸权”的提出既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描述、分析和把握，同时也是对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主体的勾勒、塑造与呼唤。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展开，其依据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即资本的“实现”与“扩张”之间的矛盾——的深刻揭示。因为资本“扩张”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资本“实现”的需求与开发新市场，同时也要满足资本积累循环的后续要求，也就是说，要达成“资本化”的目的。所谓“资本化”，指的是在剩余价值以金钱形式得以实现后——实现的途径既透过强化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市场，也依靠非资本主义的市场——这些剩余价值必须要能对生产进行再投资，即回归成“资本”。为了实现生产的循环，已经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要求资本家必须购买更多的不变资本(原料、机器等)和不变资本(也就是劳动力)，最终这一切又将会要求市场进行更大的扩张，进而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对更多可变资本的需求不变资本的需求促使资本不断开拓殖民地，但却未必需要将所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与此相应，对更多不变资本的需求(也就是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固然可以靠延长资本主义体系内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来满足，但这种方式有其限度，因而资本必须不断地从非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和国家中创造出新的劳动阶级，这就不断使得非资本主义环境资本主义化，外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域内在化。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鲜明地凸现出资本“扩张”与“实现”的基本矛盾：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必须依赖于外部，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而这正好与资本的另一个需求——将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相互冲突，因为后者所要求的是不断把非资本主义环境内在化。两者的矛盾在于，一旦非资本主义的外在环境被有组织地并入资本主义生产所拓展的新疆界内，它就再也无法成了实现资本剩余价值所需的外部了。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依赖外界与内在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更准确地说，是资本化构成了资本实现的限制，而资本实现也构成了资本化的限制。如果这一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不断激化，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总会有那么一刻，资本积累、实现和资本化的循环——也即资本依赖于外界与资本内在化——这两种情形将直接碰撞，埋葬彼此：“既然地球是有限的，因此上述符合逻辑的冲突最终将变成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紧张自始至终出现在资本的发展中，但只在极限点得到全面展示，即在危机的那一刻——当资本面对人类与地球的极限时。”(《帝国》)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非物质劳动的霸权”的建立，无论就资本“吸纳”的强度、世界市场的扩张，还是生命权力的控制而言，都意味着“内”与“外”疆界极限——对外是地球的极限;对内是人的“内面”的极限——的到来。正是这一危机时刻带来了构想新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能。
资本“扩张”与“实现”的基本矛盾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的限制”植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按照一般的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力不断发展，要冲破生产关系的限制;而迫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这种关系很像通常说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内容持续变革，最终冲破形式的束缚;而形式不断改变，最后成为新的形式。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或长或短的延宕，但一定会有那么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形式”成为了“内容”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直到社会革命的爆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生产关系。《帝国》对危机时刻的召唤，正是出于这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法的理解。然而，它马上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在哪一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正好不相适应?我们一直需要去精确认定这个历史时刻。可这个危急时刻似乎难以捉摸，资本主义依然充满活力。关键不在于去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时刻”，生产关系构成了对生产力的最大束缚;而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资本的内在限制，也即资本的“内在矛盾”，驱使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变革：“资产阶级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不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选言》)过去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确可以按照“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来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一致性“吸纳”进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形式之中。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成了了资本主义永远扩张的不竭动力：
他(指马克思——引者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如何释放自我增长的生产力的惊人活力——看看他出神入化的描写，在资本主义中“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如何进行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成为人类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他还清楚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这种活力是如何由它自己内在的阻碍或对抗性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最终限制(自我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就是资本本身，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自身物质条件的不断发展和革命、生产力不受限制的螺旋形的疯狂之舞最终不是别的而正是一个绝望的前进之旅，藉以逃避它自己衰弱的内在矛盾……[19]
在这个基础上，齐泽克以拉康的方式来理解“资本的限制”。人们因为无法直面与生俱来的“原始性创伤”，所以才那么迫切地拥抱意识形态。这个“原始性创伤”，套用拉康的术语，就是“小α”，齐泽克将其挪用到意识形态理论中，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齐泽克认为，“资本的限制即资本本身”意味着“资本”同样必须处理与自己的“原始性创伤”即“小α”之间的关系。“资本”的“小α”，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构成了内在于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原始性创伤”。那么，资本主义是否敢于直面这个“小α”呢?或者更直白地说，资本主义如何来克服自身的矛盾呢?也许永远不能真正的克服，而只是不断地躲避这个矛盾的?那就是拥抱资本的意识形态——通过资本的无限扩张，来回避那个“小α”对其的困扰。“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术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召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就像拥有独立意志一样，不断地扩张，追求自我的实现。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即使有交换，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互通有无。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形完全不一样，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为交换而生产，因为只有交换才能实现其利润，实现附着在商品上的剩余价值。“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确像从所罗门的瓶子中释放出的魔鬼，谁也无法控制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资本的限制” 恰恰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必须不断运作，才能得以维持，否则自身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就难以存活了。所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之中，“在此我们发现了特有的悖论，它的最后凭藉：资本主义能够借助其强力资源，改变其限制和无能为力的状况：它越是‘腐败’，其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进行内部革命，以求得生存。”[20]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能光靠解放生产力来解决。用解放生产力来解决矛盾，就好像一直要等待那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冲突的危机时刻，并且想象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可以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小α”的苦苦纠缠，同时又充分释放出生产力自我增长的潜能。然而无法回避的困境在于，资本主义激发出来的巨大动力恰恰来自于“资本的限制”：
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这种内在的障碍/对抗性(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者按)是生产力完全配置的“不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是其“可能性的条件”：如果我们清除这个障碍，克服这个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那我们就不能获得完全解放生产力的动力，这种生产力最终是通过其阻力传送的，我们就正好失去了这个看起来似乎是由资本主义产生并同时被其阻挠的生产力——如果我们清除了这个障碍，则此障碍阻挠的真正潜能也就消散了……[21]
就此而言，人们无法套用进化论模式来理解“资本的内在限制”，更不用说怎样来确定这一“危机时刻”的到来，因为根本不可能按照机械的理解，来等待“内容”与“形式”矛盾爆发的时刻。抽象地讨论资本的“内在限制”与“发展动力”的关系自然可以得出各种结论，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展望，就是建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上。只有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了“革命”发生、发展和成功的动力与依据，倘若从理论上取消了决定性的一刻以及相关的乌托邦想象，会不会使得“革命”遥遥无期，“反抗”无所作为，在历史观上堕入消沉悲观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列宁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强调“规律”者反而容易消极等待，譬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就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心理条件尚未充分实现之前，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革命绝不可能来临”，而深受第二国际这种“庸俗经济决定论”影响的俄国孟什维克同样出于对历史“客观发展阶段”的臣服，只能将俄国革命的性质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不尊重“规律”的列宁却敢于大胆“决断”，抓住历史契机，投身到革命的行动中。以他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否认俄国资产阶级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勇敢地提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民主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将这一主张转化为积极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齐泽克高度赞扬的“列宁的伟大之处”：
在这场灾难中，对于能否成功，他(指列宁——引者按)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与从卢森堡到阿多诺的消极惆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卢森堡到阿多诺来说，最后的切合实际的行动，便是承认失败;只有承认失败，才能使真理昭然若揭。在1917年，列宁没有坐等正确、成熟的时机，而是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大罢工。1920年，作为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绝大多数工人在内战中牺牲了)，他继续组织了一个国家，完全接受了有关党的悖论——党不得不组织，甚至重新创造自己的根基，即工人阶级。[22]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绝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甚至宣称：“这违反了一切的历史规律!”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呢?那时俄国“二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还没有等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呢，怎么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呢?按照历史“客观发展阶段”，所有的激进党派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联手，以便首先实现民主革命，耐心等待“成熟”的革命形势。如今时机“不成熟”，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政治”就是“不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或者更正确地说，就是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斗争艺术”：
列宁主义的立场，是往前一跃，将自己投入局势的矛盾之中，抓住良机并进行介入，就算情势“还不成熟”也一样，他要下个赌注：这个“不成熟”的介入本身，会彻底地改变“客观”的力量关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力量关系中，起初的情势才是“不成熟”的——这个介入，会破坏那个告诉我们情势“还不成熟”的标准本身。[23]
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一方面高度评价《帝国》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描述，称之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另一方面却深刻质疑《帝国》构想的替代性方案，呼唤“列宁主义”的复归。原因在于《帝国》的确如当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那样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如何释放自我增长的生产力的惊人活力”，又“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这种活力是如何由它自己内在的阻碍或对抗性所推动的”，然而遗憾的是，《帝国》依然还在“进化论”的框架中来理解“资本的内在限制”，“非物质劳动霸权”的提出只不过强化了对危机出现的“决定性一刻”的渴求，缺乏的是“列宁主义”那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斗争勇气与艺术，这就注定了它所设想的历史主体和革命方案的软弱无力。
尽管齐泽克思想中的“拉康倾向”引起了诸多争议，甚至可以认为拉克劳(Laclau)对他的批评很有几分道理：“(齐泽克)和我一样清楚何谓拉康式的真实：因为他也应该很清楚，资本主义不可能是拉康式的真实。拉康式的真实，是那拒绝符号化的东西，并且只有透过其破坏性的作用才能显露自己。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套建制、成规等等，之所以可以运作，完全是因为它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24]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齐泽克透过“拉康”重新诠释马克思“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典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为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别开生面，“普遍智能”、“实际吸纳”、“生命权力”和“非物质生产”等一系列概念在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逐渐获得了分析、解释甚至是改变现实的活力，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问题结构”(problematic)正扩展到不同的研究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2005年8月—9月
江西—北京—上海
本文原载于《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许纪霖主编，罗岗执行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可以参见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下引用该书，随文注出。
[2] 齐泽克：《哈特和内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何吉贤译，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齐泽克：《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载《实在界的面庞：齐泽克自选集》，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页102，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黑体为引者所加，以下引用该文，随文注出。
[5] 参见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6] 参见孙传钊：《阿伦特与卢森堡》，载《书屋》2007年7期。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从“帝国主义论”的角度，分析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阿伦特指出，“剩余价值的实现，与本来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着联系。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的存在，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及其积累存在的直接条件，因此只有这样的条件，才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作为历史过程的资本积累，它都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形态。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在围绕剩下的还未被占领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争夺战中的政治表现。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寿命的一种历史方法，同样，帝国主义也是最早掌握的使其自己寿终正寝的有效手段。”
[7] 关于“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两个概念的翻译，可以分别参见、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49卷和中文第二版32卷中的相关论述。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页10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页10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49卷，页9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页405。
[12] 关于这个变化，可以参见张历君在《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一文中更加具体的讨论。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49卷，页106。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49卷，页106—107。
[15] 拉扎拉多：《非物质劳动》，霍炬译。张历君校，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16] 哈特、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饶淑莹译，刘擎校，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17] 哈特：《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序言》， 张勇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3期
[18] 参见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Penguin, 2005。
[19] 齐泽克：《资本的幽灵》，载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1] 齐泽克：《资本的幽灵》，载《易碎的绝对》。
[22] 齐泽克：《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载《实在界的面庞：齐泽克自选集》，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 齐泽克：《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宋文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 齐泽克、巴特勒和拉克劳：《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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