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记不止一种写法，还可以这样写
文/魏磊杰
《21人16国域外疫情观察日记》主编
2020年，中国面临着一个凶险万分的开局，但是通过全民的努力，实现了史诗性的大逆转。随着新冠病毒(COVID-19)在2月末突破国际传播的临界点，正式成为全球大瘟疫，整个世界逐渐陷入疫情的“至暗时刻”。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必须从全球而非本土的角度重新思考这场疫情，特别是较之中国的抗疫历程，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究竟存在何种相同和不同。
有鉴于此，本人特地邀请在疫情期间身处16个国家的21位，通过日记体的表达形式，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展现域外诸国民众在这一特殊时段疫情之下的生活以及他/她们对此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所悟。
针对新冠疫情，国内一些从个人体验出发撰写的文学色彩较强的封城日记，固然有其价值，但单向度聚焦一个区域而缺乏他者对比的多维视角，可能或多或少地会显得偏狭与任性。而这本名为《域外疫情观察日记》的集子囊括域外亚、欧、北美、南美四大洲十六个国家，且社会身份与地位都不太相同，似乎更能立基于一种全球层面的多元视角来审视新冠疫情对于不同政府与不同民众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与此同时，作为一本疫情时代的平民生活体验史，亦可为若干年后回忆这段难忘的历程留下第一手的鲜活记录。
此书从3月初开始筹备，当时疫情在国内肆虐，各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满天飞。在网络空间中，特别对于政府应对疫情的问题，中产阶层立足各自的立场展开激烈辩论，甚至很多因难以说服对方，而径直退群、拉黑。国内民众似乎比较热衷于时事讨论，并且都潜在执持一套自己的主张——无论这个主张是否有根据。然而，提升自己说话的音量并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正确，暂时无人支持也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是错误和荒谬。
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不得不为，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种“关怀”，毋宁说更多的似乎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惯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群衣食整体无忧，兼有大量余暇上网闲聊，但仍承受或多或少社会压力而对人世不易颇多感慨的人，客观上他们需要一个“吐槽”与倾吐的渠道。然而，身处其中，最大感觉是，很多时候有些争论纯粹只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任何意义的“键盘治国”式的空谈。
空谈永远不会误国，而只会浪费时间。假如当代知识分子——新的“士人”阶层，面对民族与国家重大危机仅仅做一些意气和口舌之争，那么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就似乎太过稀薄。为此，彼时在几多彷徨、迷茫、挣扎之际，本人开始苦苦思索，思索如何能够尽最大可能跳出这个阶层惯于空谈的历史循环，作一些真正有意义、能够留下一些东西的事情。而这便是编这本书的缘起。
一
今天是公元2020年7月25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约1500万例，单单美国一国确诊400万例，单日新增84547例，这个数字甚至接近中国迄今确认病例的总和。六个月前，那个全民皆兵、人心惶恐的“特别春节”，国人也绝然不会想到，中国今时今日会成为极少数最安全、社会面上基本肃清病毒的国家，而整个外部世界则会沦入疫情失控、阻断无望、灰暗无边的窘境。
对于中西疫情防控实效何以呈现重大分野的成因，许多学者业已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然结合切身体认，本书多位对此则提供了更为具象化、生活化的记录与描述。
统观这部疫情观察日记，不难发现，在疫情于欧美甚至亚洲一些国家刚刚开始爆发之时，身处异域的多数的最大反应往往是：
“这个国家心太大，迟早要出事。”
“1月30日，在世卫组织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几乎没有什么措施上的变化。3月4日，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样没有什么变化;直到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美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时，事态才开始改变。”
“许多荷兰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新冠肺炎不过是比较严重的流感，小孩子不容易得，年轻人抵抗力好，即使感染也可很快恢复。甚至连第一线的医生也是如此。一位家庭医师，确诊后还出门大摇大摆跑步锻炼，甚至上电视节目，一点也不担心感染别人。”
“3月12日，德国宣布超过1000人以上的活动统统取消。于是曼海姆音乐学院把观众人数限制在了999人。音乐会继续。”
“回宿舍的路上，没见到一个俄罗斯人戴口罩，俄国内普通民众对即将到来的疫情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各地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口罩的脱销，朋友的确诊，公司的倒闭，我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身边的俄罗斯朋友和同学，劝他们尽早购买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但是他们毫不在乎，甚至还嘲笑着说道，不用害怕，这不是在中国这是俄罗斯。”
反观这些身处异域的中国人，即便没有亲身经历国内的疫情，但是每天关注国内的新闻报道也令他们见识了武汉疫情的惨烈程度，网络上的恐惧与现实中的国家防疫政策交相映衬，更令他们陡然生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出门之前必戴口罩，而且反复确认是否透气。从超市回来后即刻洗手，把衣服和所购物品消毒。疫情还未波及到欧洲，当地华人社区就开始鼓励购买消毒用品并适当囤粮。
1月中下旬后从中国尤其是湖北地区返回当地的，都需自觉隔离14天。华人社团会给他们免费上门送口罩。那些不自觉隔离者，有些华人用工单位会直接辞退。留学生从国内回来后，如不主动去外面租房子隔离14天，中国房东则不允许他们进门。此等近似战时状态的积极作为，与西方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确实是或者至少可被归因于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似乎普遍没有日常戴口罩的习惯，在他们的认知中，口罩应该是留给生病的人使用，如果有人戴口罩通常是因为自身携带病毒而避免传染给他人。戴口罩，别人就默认为你有病;有病，你还要出门，这不是出来传播病毒吗?!
根据一位的记录，他来德国十多年，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德国人大街上戴口罩。而很多药店之所以仍有一两盒的量，是因为法律规定药店必须有至少3个以上的口罩库存，要不然此种平时根本无人问津的东西，他们不会备货。同时，尽管瘟疫一直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历史叙事中，但人们对于流行病的记忆却远不如亚洲社会那般鲜活。2003年“非典”席卷东亚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丝毫未损。也恰恰因为承平太久，可供参考的经历，也只剩下遥远的1918年的“大流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中国在疫情“上半场”所发生的一切，业已进入“下半场”的西方民众与精英们难道事先都没有看到吗?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视若无睹背后潜藏的更多是立基于种族与文明优越论之上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的数据一贯造假，所以中国的数据不可信”。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与“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一样，新冠肺炎也带有明显的种族与地域属性，只是需要投以同情与怜悯目光的“东方问题”。
导源于儒教文明传统的对国家和组织的服从与尊重，在管控此次疫情中无疑发挥了潜在的重要作用。国内的很多防疫措施，都是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行的。有的是政府层面，也有的是单位、街道、甚至小区层面自发的举措。有的时候，反而是层层加码，越往下越严格。然而，无论是使用“健康码”还是人工追踪防疫，保密和隐私的问题在国内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讨论。
对那些出于各种私人原因而不愿意透露行踪的人，公众的态度更多的是愤怒与谴责，而不是理解和同情。相反，对于强制性的追踪、检测和隔离措施，大家则普遍是支持的。比起隐私泄露和公权力的强制，大家似乎更害怕自己的小区、地方政府等不够“硬核”，给病毒可趁之机。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甚至一些亚洲国家似乎普遍更倾向于采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更执着于个人自由与个人隐私的坚守，最开始在采取封城措施方面的谨慎与动作迟缓，与此也不无关系。即便最终迫于无奈采取了“封城”措施，但这些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的各个地区对“封城”的定义(强度与禁止外出的对象)也都不一样，更与中国的“硬核”抗疫模式存在天壤之别。
武汉方案的严格程度，令其更接近西方语境中的“宵禁”范畴，而西方甚至一些亚洲国家采取的措施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附加弹性条件的“行政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的政治分权模式与国民性格相关。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自上至下地严格管控所有的社会行为，就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然而，与中国的权力构造不同，本书中三个代表性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型的政治体制。虽中央政府仍旧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但相较于中国的全能型体制，仍难以等量齐观。
在日本，每一个层级的地方政府长官并非来自中央政府的任命，而是由自己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因此，日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政府之间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关系，而是平行的合作关系。这种结构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另一方面自然就不可能做到全国上下步调一致。
美国的情况可能更具典型性，特殊的历史构造将美国的联邦政府造就成为一个追求个人自由至上的典型“小政府”。美国人对政府的最大期待，大抵就是“你不要来管我的事情”。所以国内很多人惊讶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如此无力，民众竟然没有太大的怨念，反而是反对继续封城的抗议不断上升。
在此等情形下，采用请求民众进行自我节制、自我约束来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虽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但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央政府彼时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措施。即便随着疫情的加剧，迫使这些政府将政策一步步加码，但依然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一步到位，而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挤牙膏式的政策调整样态。
道理很简单，在选举政治下，政治主官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都会引发问题。如果反应过激，而事情没那么糟糕，你就会被人嘲笑;如果反应不足，而结果不好，你就会被视为无能。做出合适的决定并不容易。在对抗式选举的政治场域中，反对者和批评者只有后见之明，他们会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人，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制造怀疑和不信任。
同时，面临这种史无前例、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更是实质性地影响了政治决策做出的速度与难度。这一点，在中西不同的权力构造中，皆是如此。刚开始，或许与其他人一样，多数国人可能都对武汉在疫情应对中呈现的种种问题心有怨言。现在想来，虽然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但这种指责可能有点过苛。武汉毕竟是疫情的第一个爆发点，作为初始面对疫情的地区，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早期的疏忽或不重视，或许大部分是因为对疫情的未知。虽有“非典”的教训，但这次疫情与“非典”难以相提并论。这次疫情，不仅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而且事后证明，病毒的传染性甚于“非典”。
总之，疫情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决策挑战，即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活和决策。疫情引发的次生问题，如全球化的衰退、对新技术的追捧等，还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全球正在经历着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分水岭的巨大变化，与其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作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如说疫情正推动着这一变化的加速。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不是射击固定的靶子，而是射击移动中的靶子”。估计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都要习惯在一种不确定性中生存。
二
疫情是一面奇妙的反光镜，不仅能够折射出中外文化传统与治理构造的差异，更能彰显出非常态下域外现实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与潜在逻辑。除了对疫情期间异域文化、社会、传统的深度观察外，本书所呈现的另一面向便是政治家/政客意欲最大限度猎取选票而上演的一幕幕“疫情政治剧”。
对于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而言，作为输入性疾病的新冠肺炎，正好为他们敲打政敌和煽动排外主义提供了弹药。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新冠”叙事时，也不忘拐弯抹角地把矛头指回非洲。一个极右网站写道，中国已将非洲渗透得那般彻底，非法移民将病毒从非洲传入意大利。
在比利时，甚至在整个欧洲，早在2018年，关于5G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这类虚假信息便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发酵, 这些虚假信息同时被贴上“中国”标签并在本次疫情中实现了一次集中的爆发。而走在谣言前面的比利时政党，多半是来自瓦隆区(法语区)的极右翼党派。他们借此机会不断强化对民众情绪的煽动，挤兑与其立场相反的弗拉芒区(荷语区)政党，提升自己的政治能量，以博取民众更多的支持。
同样，在香港特区，疫情加剧之时，雇员联盟坚称，除非政府屈从于他们的要求立即全面关闭与中国大陆(而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边界，否则他们将升级罢工行动。一位代表医学界功能组别的泛民议员在四月中旬仍评论道，英国政府在处理疫情危机问题上“比香港行动更为迅速”“我们都不满意(香港特区)政府”。而此时，香港的确诊病例人均为845宗，而英国人均则多达3761宗。这清楚表明了为制造荒唐的政治观点可以如何罔顾事实。
当然，此时此刻将疫情政治化到极致的，非美国莫属。过去大半年，美国的政治新闻大体具有两个核心关键词：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如果新闻机构站在特朗普一边，就报道说他的表现很好;如果不站在他这边，就会说他愚蠢可笑。至于中国，美国的新闻机构和精英们现在几乎任何事情都迁怒于中国，因为这个国家具有不依美国规矩办事的“原罪”：中共是不可信的;中国在撒谎;世卫组织太亲中;中国产的口罩有缺陷等等。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从知道武汉发生疫情到病毒在美国爆发有很长的空窗期，美国还是没有为应对COVID-19做好准备。特朗普的策略是通过“甩锅”来推卸责任：这是中国的责任，是世卫组织的责任，是疾控中心的责任，是各州州长的责任。在华盛顿的“短视政治”和大选年的白热化党争之下，较之美国民众的生命，特朗普似乎更急于推动经济复苏和重启竞选集会以谋求连任。在此等政治“刚需”之下，连戴口罩都被演绎成了政治宣言的“文化战争”。
疫情非但没有使美国社会更加团结，反倒与大选之年和经济打击叠加，而黑人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跪颈”死亡引发的全美大规模抗议，不仅成为美国疫情重新加重的直接推手，更使得美国一直存在的种族矛盾、党派斗争、贫富差距及各种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愈发显性化，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愈发白热化。
美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将疫情政治化，而是特朗普拼命想从政治化中牟利。结果对内无法协调和民主党州长的关系，对外无法协调和中国的关系。退一万步说，即便特朗普的策略成功了，美国人民在这其中又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在本书中，一位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自政府三月份采取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以来，英国经济产出下降了31.3%，这意味着英国每天的经济损失将高达24亿英镑。仅此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许多国家在疫情管控措施初见成效之后，便涌现抗议封城的强大内驱力：“宁愿被病毒杀死，也不愿失去工作”。
更糟糕的是，疫情之下，“封锁”以及管控措施的延续，会使得潜藏的诸多社会问题逐渐变得复杂化。也或许是，原本就存在的复杂问题开始愈加表面化。本书多位都提到的社会不公与阶级矛盾问题，便是典型。针对疫情防控，中国是应收尽收，而且都是免费检测和治疗。然而，多数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却彰显出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原本就存在的阶级矛盾更加具象化与显性化。
新冠疫情在海外爆发以来，西方诸国政府一再强调轻症不用检测，自我隔离就好，但吊诡的是，却有众多贵族、名人、政要被检测呈阳性轻症。当然，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病毒检测的机会不平等上，而且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为更好地在疫情中幸免于难，良好的抵抗力、充足的财富储备必不可少，而这些却都是困扰社会中下层的事情。
《福布斯》杂志报道，诸多富人都可从私人会所或医疗机构获得免疫注射服务，注射产品包括高剂量的维生素C、增强免疫力的氨基酸和对免疫系统功能至关重要的锌。另外，许多企业高管会在疫情期间避免乘坐商业航班转而乘坐私人飞机。教育机构“国际指导”则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精英私人辅导服务的申请人数大幅上升，申请的主体也以富人家庭居多。
相形之下，社会中下层却没有经济资源来应对这场疫情。由于疫情，人们被迫在家工作。对于那些低收入者或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来说，暖气、网络、电脑、冰箱等这些宅家必备品和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食物可能都是“奢侈的”。从事体力工作的人无法做到在家工作，而对于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来说，万一生病，或因医疗原因不得不自我隔离，或因生病没有工资导致收入受损，由此身负债务的人可能多达数十万计。
新加坡、马来西亚笔下的“外劳”，可谓生动例证。他们的工资通常远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这些宿舍的环境很差，一个房间通常住15-20人，保持社交距离，对他们而言相当奢侈，不出门对他们来说就是断了生计。加上政府要求雇主承担他们检测新冠的费用，经过检测不是患者才能工作，雇主顾虑营运成本大大增加、担心外劳集体感染而断然不敢仓促复工。
对于这些弱势群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封国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失业问题，可能会直接导致一些贫困人口被饿死，亦即逼着穷人在感染病毒而死，还是饥饿而死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虽然宗教和慈善组织在积极帮助穷人，但是时间长了，这些组织也将陷入资金困境。
在疫情久拖不决会促发“社会不公”的讨论中，教育不平等又是一个格外受关注的话题。因为学校关闭，孩子们都要在家里上课和学习。如果说不同的家庭背景本来就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那么封城的情况则大大加剧了这一点。
有的家庭是居住条件所限，孩子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有的家庭可能没有电脑，甚至连网络都没有(根据马来西亚的报道，该国教育部在“行管”期间调查显示，全国37%的学生因没有电子设备，而无法在家进行线上学习);还有的父母没有时间、或是本身的教育水平不够，无法辅导孩子。
可以在家工作的家长，多半是白领与中产以上，在家工作的同时，还有时间监督小孩做功课甚至下场教。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最重要的底层劳动者，送货员、快递员、垃圾清运员等，他们并不因疫情而停止出门工作，他们的小孩就可能因此而丧失同样的教育与辅导机会，进而为未来的贫富加剧以及阶级固化埋下伏笔。
在国内的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在家学习的段子，都是父母、尤其是母亲们吐槽带娃和辅导功课的艰辛。但我想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能够在网上这样吐槽的人们，已经是境况相对较好的了。真正处境艰难的人，他们的声音，我们往往听不到。
一场不分疆域的疫情，不但没有带来戮力同心，却反而促发了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诸多的敌视、对立、攻击甚至冲突。然而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话语之外，疫情最终影响的，还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时代的一粒沙，个人的一座山”。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或许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现实，而疫情只是让原本就残酷的现实变得更为残酷而已。
随着战疫进程久拖不决甚至辐射整个世界，各国不得不继续推进解封和复工，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得一些国家的疫情面临失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有效疫苗投放市场，直至全球人口普遍接种之前，中国之外的世界，持续的大流行是无可奈何的悲哀现实。
而随着时间拉长，全球疫情冲击正由临时压力深化为灾难冲击，在很多国家对内激化各阶层社会矛盾，对外催化地缘政治风险。多重矛盾、次生风险的迸发，将更加深刻地冲击着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渐趋失衡的地球与已经“起火的世界”将更为诡谲莫测。
三
人总是要追问“是什么”与“为什么”。当黑死病席卷欧洲而“尘世间并无任何智慧或远见能够派上用场”(薄伽丘语)时，人们便开始了对基督教道德秩序的重估，人文主义精神也借此得以张扬。
当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人们在慌乱中被夺去了常态生活时，对话与发问便也成了新的常态。通过对话与发问，我们似乎能消除一些因隔离而产生的距离，并夺回一些对生活的掌控。然而，当中国基本上已经“上岸”而域外的多数国家仍旧深陷疫情防控的无底漩涡之时，作为“过来人”，依托本书中诸多鲜活的多元化记载，我们似乎有能力且有责任做一阶段性的梳理与总结。
首先，关于人与自然。据《每日邮报》4月3日报道，提供基准排放数据的科学家称，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使各经济体几乎陷入停滞，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下降最多的一年。25亿人被迫隔离后，地球开始恢复盎然生机，多么的意外，多么的吊诡!
疫情期间，世界似乎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手中。在意大利威尼斯，由于游客寥寥，多年来水质浑浊的运河都变得清澈起来。因为封国，印度新德里及附近空气中的污染物降低了70%，使得今年的温度较之往年明显减低：往年4月中旬，空调早就全天候开动，而今年似乎却并不需要。在日本奈良，由于游客减少，习惯被投喂的鹿开始在空荡的市区街道上觅食。而在中国南京，一家幼儿园闯进一只小狐狸。园方在储物间发现它时还以为是标本，细看才发现竟是活物。找来食物投喂，它也不怕人，样子十分可爱。
全球疫情肆虐之下，这些奇妙的画面既让人震惊，又令人心生敬畏。人类在受苦，地球却悄然焕发新生。此情此景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地球之间的共存关系：如果我们过度消耗地球，地球会用她的方式来限制我们，以实现自我修复。这场新冠疫情似乎就是地球给予人类的一次警告，一次净化，一次惩罚。唯有道法自然，敬畏地球母亲，世间万物和谐共处，人类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
其次，关于人与国家。全球有目共睹的是，拥有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亚洲诸国在遏制病毒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效，比欧美国家更为“给力”。换句话说，很多亚洲国家——如中国(包括港澳台)、韩国、新加坡、越南等——的领导人在抗击疫情上远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要好，他们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一直以来，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容易间接或片面，常常会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扭曲感。如果说这场疫情彰显了什么，那么在认知层面最明显的或许是，不要再用是否“民主”的简单化标签来评判治理能力。评价中国的体制，似乎最不应忽视的前提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浓缩于最近的四十年，众多问题与矛盾也都聚集在这四十年中，这相当于一个欧美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当下许多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都需要被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
余华先生在《活着》一书的自序中曾这样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里的“作家”完全可以涵括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而此处的“同情”也大体可被解读为“同情式的理解”。
重大的历史进步往往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希望经历过这场疫情的考验与洗礼，各个国家的体制和治理能力能够进一步提升，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某种执念，更为理性和宽容地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以及这个时代。
最后，关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在非常态时期，总能够体现出更多的东西。很多人说，跟历史上很多类似时候一样，在灾难面前，每天还是看到互相攻击、责难、甩锅、推卸责任，甚至一些幸灾乐祸的评论。
也有人得出相反的论断。他们认为，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世界实实在在是内在连带的，无法分割的。疫情似乎并未使人自愿接受恐惧的支配，而是使他们更加渴望纽带，渴望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灾难。
疫情着实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有人因企业难以开工而导致破产，有人因无法参加面试而错失工作，相爱的人因为疫情无法见到彼此，不爱的人却因疫情尴尬地挤在一起。结婚，离婚，有人聚，有人散，有人更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原来习以为常的事，都因疫情而变得无法实现。然而，对比媒体上那一幕幕令人不寒而栗的裹尸袋，我们或许会感到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这也会让我们深刻懂得，如何用力地活着：珍惜当下，恒持刹那。从这种意义上说，瘟疫是件坏事, 同时也是件好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精神修行，让我们得以思考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以见证者的担当与良心，记录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疫情故事，以期为后世留下一段鲜活且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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