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大众编者按】202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领导工农兵群众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在规律，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国际上否定和抹杀列宁的地位和贡献对国内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削弱了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执政基础，为了恢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应有地位，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小编近期推送列宁的一些经典著作和文章，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忽视的领域，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对革命导师最好的纪念不是热衷于背诵他的只言片语和断章取义，而是将他未竟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危机的教训
(1901年8月)
工商业危机延续快两年了。显然，危机愈来愈扩大，波及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了。我们的报纸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一号都以某种方式指出了危机的发展和它的毁灭性的作用。现在是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它的意义这个总问题的时候了。这种现象，对俄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正象我国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新的一样。在一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里大多数产品为销售而生产，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他人，受雇于那些占有土地、工厂、机器等等的私有者，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象慢性病发作一样。所以，对危机是可以作预言的，当资本主义在俄国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书刊里就对目前的危机作过预言。1897年底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里曾说过：“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这是一种象四季循环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一些现象的过程)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5—446页。——编者注]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可以预言的按时复发的可怕的慢性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两步都退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曾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不久前我们所经历的工业“繁荣”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外里海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钱财，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日本已开始变成工业国，并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这块肥肉已经一下子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叼走了。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追逐，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对情况不明的新市场的这种世界性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要想认清这种追逐，就应当注意一下有哪些巨头参加了追逐。当人们说到“单个的企业”，“单独的资本家”时，常常忘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实质上，只有利润的占有才是单个的和单独的，而生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了。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用俄国工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近来危机已经扩展到石油工业方面。而在石油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这样一些企业。1899年该公司售出石油产品16300万普特，价值5350万卢布，而1900年已售出19200万普特，价值7200万卢布。一年之内，一个企业的生产竟增加了1850万卢布!这样“一个企业”的存在是靠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联合劳动来维持的，这些工人有的开采石油，提炼石油，通过输油管、铁路、海洋和河流运输石油，有的建造这些方面所必需的机器、仓库、材料、驳船、轮船等等。这几万工人都是为整个社会工作的，而支配他们劳动的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这一小撮富翁把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诺贝尔公司1899年所获纯利润为400万卢布，1900年为600万卢布，其中股东每5000卢布股金可得1300卢布，而5个董事得到的奖金共528000卢布!)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追逐，那么，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
况且，要想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就必须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找到主顾。而主顾应该是所有的居民，因为大企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可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居民有十分之九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就这样，大工业在繁荣时期拼命大量生产，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等的数量日益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时中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贫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表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么，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更丰富得多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表明，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还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危机表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破产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自称为“批评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是多么短浅。
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它给人们的教训极其深刻，以致资产阶级报刊现在也要求加强监督了，例如对银行的监督。但任何监督也无碍于资本家在复苏时期开办一些日后必然要破产的企业。已经破了产的原哈尔科夫土地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阿尔切夫斯基，曾不择手段地弄到几百万卢布来开办和支持一些估计可能获得巨额利润的矿业企业。工业的停滞毁掉了这些银行和矿业企业(顿涅茨-尤里耶夫公司)。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的这种“毁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较弱的资本家，“二等”资本家被更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哈尔科夫的百万富翁阿尔切夫斯基被莫斯科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所代替，这个更富有的资本家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还要提一提《火星报》上所谈到的情况：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极力设法解雇有觉悟的工人，换上俯首听命的农民。
在俄国，危机的影响，一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在我们这里，工业停滞的同时，还有农民的饥饿。可以把失业的工人从城市赶到农村，但又把失业的农民赶到哪里去呢?赶走工人，原是想把不安分的人从城市里清除出去，可是，被赶走的人难道不可能使一部分农民从世代相传的那种俯首听命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并发动他们不仅提出请求，而且提出要求吗?现在工人与农民日益接近起来，这由于他们不仅都面临着失业与饥饿，而且都面临着警察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工人无法进行联合与自卫，使农民甚至得不到乐善好施者的救济。警察的魔掌，对于千百万丧失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民，变得百倍可怕。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农村的地方官和巡官清楚地看到，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不仅开始害怕农村食堂，而且害怕报纸上关于募捐的公告。害怕捐款!真是做贼心虚。当窃贼看到过路人施舍东西给他行窃过的那个人时，就开始感到：他们相互帮助，是要齐心协力来对付他。
载于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8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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