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边境”之南的召唤
文 | 李广益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
滕威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以下简称《“边境”之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篇幅不大却富有锐气，兼具广度和深度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包含着超前的问题和思索，这既是它尚未获得更多关注的原因，也是将来会被不断重读的缘由。
初看题目，像是翻译史。中外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重点，翻译史又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所以这些年来颇有一些文学翻译史成果面世。拉美文学的翻译属于“非主流”，述其源流的专著可谓难得。然而，《“边境”之南》的意义绝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不易实现的“增量”;它的副标题透露了的意图：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运动变化中，讨论译介到中国的拉美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边境”之南》的框架结构进一步表明这本书的“翻译研究”的性质甚于“翻译史”。尽管按照时间顺序分为“5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的第一章具有陈述这一时期拉美文学汉译概况的功能，但章节标题不那么四平八稳。“拉美文学汉译的政治动力学”“80年代拉美文学热”“文化市场化中的拉美文学翻译”，这些结构和修辞各异的题目凸显了各时期主导拉美文学翻译的因素，并体现了对内在机制的考察。各部分余下的内容是专题论述，如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与拉美文学翻译，对“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博尔赫斯热”的辨析——都是对研究者学养的考验，既要谙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和问题，又要充分把握拉美文学的作家作品、思辨争鸣、研究状况(包括拉美本土的研究和对中国的拉美文学接受影响更大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评论和研究)，乃至相关的拉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令人赞叹的是，在大量的访谈工作和丰富的参考文献基础上，为其论述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支撑，以至于读来颇有“深耕细作”之感。
但的追求并不止步于“扎实”。《“边境”之南》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关键性“陈说”的冲击。比如，按照洪子诚先生影响甚大的“一体化”观点，50—70年代的文学世界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承此说者将其进一步发展，即有“国家把文学工全部包下来，把文学活动全面管起来”“文学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支配”之类的论断。这些绝对化的表述已经遭到了质疑，而《“边境”之南》在翻译史的层面进一步挑战了“文学极权”的观点：“无疑，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是高度政治化和机构化的，甚至设立西班牙语专业、引进拉美文学本身就是政治直接驱动的结果。但这既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完全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丝毫不存在逸出规范的可能或实践;也不意味着译者、读者都是受国家力量或意识形态胁迫才翻译、阅读拉美文学作品的。”书中提到了60年代出版的不那么“革命”的拉美文学史以及曾经留学古巴的西语专业学生在拉美文学翻译中寄托的国际主义情感。后一种情况值得多花一点笔墨来讨论。或许有人会说，这些译者和读者确实没有受到胁迫，但他们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结构是长期的单一化宣传和教育的产物，归根结底也还是受制于“一体化”的制度运作。这种论调隐然便是在导论中批评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翻译研究的操控学派：“将权力视作本质化的存在，似乎译者只能被动地为其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完全丧失主体性。”如果我们不为先入之见所蒙蔽，在60年代这个时间段上不难想到诸多无法为“国家意识形态”所涵盖的东西：抗战时期的国际主义记忆(家庭的甚至是个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痛恨、个体在海外的亲身体会，等等。抵达权力所期待的终点，并不必然遵循权力设定的路线，经常存在殊途同归的情况，此间合谋与抵抗并存。(例如，在古巴工作学习过的西语翻译家对格瓦拉的感情，就和国家领导人对斯人的评价以及官方媒体的态度有所不同。)吊诡的是，一些研究者在理论上特别推崇人或文学的“主体性”，实践中却不肯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视研究对象为“主体”，好像在50—70年代人们都是牵线木偶、文学都是奉旨成书，到了“新时期”便“思想解放”“主体高扬”——这显然出自对历史的粗糙认识。
更具有振聋发聩之意义的，是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知识考古”。“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英译Magic(al)Realism]不仅“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成为拉美文学的代名词”，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文学爱好者听到“拉美文学”时的下意识反应。中国的西语学界很早就意识到“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指涉拉美文学的恰当称谓，但他们的声音并没得到广泛传播。《“边境”之南》进一步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既没有广受认可的定义，也不能概括拉美新小说的各个流派，而且众多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家，如胡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并不接受这顶桂冠，因为如此界定忽视了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当然，由于翻译总是误/悟读，而且《“边境”之南》的写作思路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考察拉美文学的汉译，因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获得的理解与其在西方和拉美的原初含义(事实上并无定论)有何不同，而是80年代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是出于怎样的需要来热烈拥抱这一概念，而如其所是的理解和接受在当时和之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根据的梳理，80年代中期，西语学者普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一条新的支脉”，中国文坛却不以“专业意见”为然，而是强调魔幻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一面，这背后便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感和由此对“现实主义”的刻意疏离——一种“地方性倾向”。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无论是欣赏拉美现代文学的“民族风味”，主张追寻和借重本土文化资源的寻根文学，还是着眼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念和叙事技巧，在文体革新的层面上师法拉美的先锋文学，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拉美现代文学与拉美历史和现实的关联，忽略了拉美作家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意识。不可否认，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技巧，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滋育了一代甚至几代作家。就在《“边境”之南》问世的第二年，“被视为中国最得魔幻现实主义真传”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证明了中国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已经修成正果。但如果我们质问，中国文学除了得益于拉美新小说在形式和题材上的启发，为自己在掐头去尾地吸纳了拉美文学的西方文学世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到底形成了怎样的政治和文化自觉?我们就不难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莫言在同一个讲台上给出的两篇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的演讲，感受到30年前拉美文学在席卷中国时所不曾浸润的巨大空白。
如上所述，《“边境”之南》通过对一个“小语种”的文学中译史的考察，激活并更新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这是循规蹈矩的史述力所不及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书中意犹未尽的关节之处不免让人惋惜。第二部分的末尾提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用“许多年之后”这个经典句式“开始讲述拉美现代化历史的寓言从而完成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不同，很多先锋小说家带着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返观现代中国的历史，以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填充历史细节处的空白，完成的是对整个革命历史的颠覆和重写”。与昙花一现的寻根文学不同，先锋文学对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其文学理念往往改头换面而不变其本地渗透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历史，先锋小说家改“幻说”为“戏说”，舍寓言而就流言，这种朝向虚无或倒转的趋势显然并不仅仅源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还与第三部分讨论的博尔赫斯有关。倘若对先锋文学史观与拉美文学的关系有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讨论，我们对当下文学困境之起源的认识必将随之更上一层。
滕威在这部著作的最后表示，“重提一种第三世界/南半球文学，返观它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再现中国与拉美/第三世界之间曾经紧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无疑是出于某种恢复完整的世界视野、探索多样性的未来道路的一种自觉努力，亦是希望在学术写作中带入的一种现实情怀”。笔者非常认同这一主张。不仅是拉美文学，整个亚非拉/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文学文化都需要重新进入中国的视野，得到更加完整全面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只是个人情怀的满足，事实上也为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秩序重构的中国所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便为中国—第三世界历史记忆的复苏和文学关系的重振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但是，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究竟会是按照美国的区域研究模式提供决策参考的材料，还是迎合文学市场对于异域风情的消费需求，抑或向颓唐的当代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又或以新的方式发挥某种政教功能，推动其受众“关注反抗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找另类的现代性方案”?因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再翻开《“边境”之南》，在历史和理论中寻找关于未来的启示。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1期。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此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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