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是一本特殊的书。特殊既在于它所记录的“主角”——一对在战火之中相遇相恋，1949年之后前往台湾“潜伏”，从事地下工作，最终不幸罹难身亡的夫妻，也在于它的记录者——这对夫妻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妇，他们的大儿子的妻子，作家李黎，更在于它所反映的与宏大时代行程紧紧相扣的个人命运与情怀——国共内战与冷战之下的大陆与台湾、中国与美国、革命与爱情、信仰与坚持、苦难与救赎，以及来自最平凡的普通人的真诚与善良。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李黎详细谈到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其背后的故事。
采访︱郑诗亮
问：《白鸽木兰》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您公公、婆婆的往事，作为儿媳妇，您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本书的？又是怎么想到“白鸽木兰”这样一个书名的呢？
李黎：“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鸽岭高壮地站立，乡亲至爱之恩永不能忘。”这是1963年1月18日，我的公公薛介民在台北狱中的绝笔。那天是他儿子十五岁的生日，但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孩子，因为十三天之后，他和妻子——我的婆婆姚明珠，就双双赴难了。作为被判决为“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共谍”死刑犯，在那不容言说表白的生命最后时刻，他用福建家乡的山水作为象征，来抒发自己最终的情怀。其实岂止是那一山一水——那一整片他再也回不去的大地，是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里念兹在兹、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地方。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他俩的儿子和我才亲眼见到了白鸽岭、木兰溪。那时我已经在搜寻整理关于他俩的生平资料，希望能结集成一本书，既是为家族填写了空白已久的真相，也为那段历史提供一批恐将佚失的记录。我的公公薛介民是一名空军飞行官，从少年时代国家遭受侵略之际，就向往着展翅上天捍卫祖国;而我的婆婆是一位关注妇幼健康的妇产科医生。当我见到名为“白鸽”的山岭和有着“母亲河”之称的木兰溪，那几句诗意又充满象征意义的“介民绝笔”立即涌现心头。我感觉就好似半个世纪之前，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公公，以他铁血又柔情的两个意象，早就给了一个现成的书名。
我是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当我认识那个十五岁就失去父母亲的男孩不久(那时他二十岁，伤痛犹新)我就从一些片段的耳语和陈旧的文件，推测他的身世是一段曲折复杂又沉痛的家史：他的父母亲是一对满怀理想、彼此相爱至死不渝的夫妇，犯下了最严重的死罪而被同时处决，遗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太多无解的疑问。在那个年代的台湾，略为知情的人都好意地劝告我：不要去试着探询追问真相，因为那是最大的禁忌，去触碰只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甚至灾难。然后我们出国、成家，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恐惧似乎逐渐遥远，我却日益有一份急迫和焦虑：我怕时间会把已经被清除得所剩无几的纪录悉数抹去，真相再也无法呈现。身为这家唯一的儿媳、两个儿子的母亲，我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这份还原家史真相的责任——至少对我的孩子，我必须在他们问起自己的祖父母时，给他们一个可信的交待。
于是我开始积极地找寻收集相关资料，一晃又是二十年，而真正动笔还是得待到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和人物出现，我才能写出我公婆的故事：《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
问：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当年的信件、日记、笔记这批第一手原始资料是最为珍贵的。您谈到，这些资料保存在薛介民、姚明珠遇难之后，收养了他们的孩子的张元凯、吴珍玉夫妇手中。您能讲讲他们两位的故事吗？这么多年，他们是如何保证这批资料完好无损的？作为义父义母，他们又是如何对薛、姚两位的子女，以及对您这位“薛家媳妇”，讲述这批资料背后的故事的呢？
李黎：薛家的恩人张元凯医师，是我婆婆姚明珠在“福建医学院”(现今的福建医科大学)的同学，又是同乡，张医师夫人吴珍玉女士和她的上一辈也是薛、姚家族的旧识。但当年我的公婆发生那样严重的政治案件，便是亲人密友也会避之如瘟疫，而张吴夫妇在薛姚受难时，不畏身家性命可能受到牵连之危而慨然相助，不仅探监送衣、照顾孩子，更在薛姚双双被处决后收养遗孤，这种行为只有“义薄云天”四字可以形容。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我婆婆珍藏了数十封我公公从青年时代起直到婚前写给她的情书，经历战火、渡海、毁家……竟然奇迹般地存留至今。这当然要感谢张医师夫妇，我公婆出事后，是他们收藏了这些最珍贵的资料——这些脆弱的簿本纸张，竟能经历无数颠沛灾劫还得以存在，许多人都感到惊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细致周到地为孩子们保存了父母亲的信件、日记、笔记、遗物;几度搬家、出国，依然不离不弃，最后交到了孩子手中。然而那三个长大了的孩子，多年来无比艰辛地以自觉或不自觉的遗忘去愈合自己的伤口，打开深锁的记忆只会让伤口撕裂，所以他们难以面对，更不忍细读(而且最小的孩子已经读不懂中文了);而即使是我，在面对这一箱沉埋多年的遗物时，都感觉要鼓起勇气，须得穿上御寒的衣物，才能走进那个不可知的世界里。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俩早年的书信日记，竟然充满了温暖、热情、对生命美好的向往、对彼此忠贞的爱恋……没有机会亲见他们是我最大的遗憾，但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帮助我认识了两位活生生的人，让我了解他们是如何无悔地走上后来的道路。
若是没有这批最最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本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可惜书出时张医师已经逝世八年了。有一位好友读后便想亲自向从未见过面的张夫人吴女士致敬，在一封致吴女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因为她和张医师无私的果敢义行，“给这个世间带来肯定和鼓舞：人是可以这样活的!”
当张元凯夫妇收养薛姚唯一的儿子时，他们也想过让男孩改姓张，可以不留痕迹，抹除“政治犯”家人的烙印。但考虑再三之后，张医师决定遵照传统，不将孩子改姓，给薛家留个后代。薛家一男二女三个孩子，除了小妹被美国亲戚收养，张吴夫妇先是收养了男孩，后来也收养了大妹，一直对他们视如己出，关爱呵护，跟自己的亲生子女们毫无差别。比如大妹二十岁生日那天，义父母将诊所歇业一天，捧着一个大蛋糕专程从台北赶到台中东海大学去为“女儿”庆生。我想即使是亲生父母，也不见得都会这么做吧!我虽然遗憾从未见过我的公婆，但有幸有张吴两位把我当作儿媳疼爱，我们的孩子称他们“爷爷、奶奶”，自小就享受他们的宠爱。这些年来，每当遇见令我感到灰心失望的人或事，只要想到世间有张元凯吴珍玉这样的人，就会觉得有安慰有希望。
问：这本书让我尤其感兴趣的一点，是它的视角。一方面您是“相关者”，所书写的主角乃是您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您又是“局外人”，对各种相关事件缺乏切身经验。那么，您是如何拿捏好这样两种视角之间的平衡的呢？您的先生薛人望教授，包括他的弟弟和妹妹们为您提供了哪些信息？我印象很深的是，您多次提到，由于当时受到的心理创伤，薛氏兄妹已经记不清楚相关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了。这样一来，您的写作又该如何展开呢？
李黎：正是兼具“相关者”(所书写的主角是最亲的人的父母)、却又是个“局外人”(因为从未见过他们，也未经历过那段时日)这样的双重身份，我才能够成为一名兼具贴近的主观情感，和对资料处理持客观态度的书写者。我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虽然后来从事的是文学创作，在海峡两岸三地出版了三十余部书，见到已成历史学者的老同学们会戏称自己是“历史系的逃兵”，但也许大学四年里还是多少学得了一些基本训练吧：对资料的搜寻、分析、求证不惜下苦功，引用时更务求诚实精确——在这点上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因为这必须是一本可信之书。
还有一个“角色”上的矛盾：我的文学创作多为小说和散文，但在进行这本题材特殊的书写时，历史系本科生的我必须提醒、控制那个写小说的我：不可以编造故事，即使是基于事实的推理也要有凭有据。有时候抽身出来审视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会不禁感到把它写成小说的诱惑太大了!我只好用“以后再写一本小说吧”来“稳住”自己。这是历史，我必须尽量求实，不能给人编造的怀疑;我要对历史、对家人、对读者，还有最重要的，对我公婆的在天之灵，有一个诚实的交待。
除了大量的信件(家书、情书)、日记、笔记，以及相关人物直接简洁的采访之外，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台湾“国家档案局”的解密材料：民进党执政之后于2001年成立“档案管理局”，搜集了国民党戒严年代的政治案件资料。经过其后逐年的整理和“解密”，我们在2014年以受难者家属身份取得了薛姚案件的审讯档案——两张光碟里共有两千多页图档，我逐页翻阅寻找可信的线索和可用的资料，这是最艰巨也是最痛苦的工程。
比起上述资料，三兄妹能够提供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原因我前面说过，我也不忍心要求他们去挖掘那些深深沉埋的记忆，何况那时幼小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早已有心理准备的，所以书中不止一处，我点出当时很可能在现场的孩子们却不约而同地记不清楚，或者根本就没有留下记忆，唯一的解释就是过度震惊伤害之下的强迫遗忘。但有些实在无法忘却的场景，像行刑次日孩子们见到冰冷的石板上的父母亲那一幕，只有他们能够叙述，而我在记下时简直心如刀割。
下了书写的决心之后，我用了不止二十年的时间来探索这段曲折漫长的家族史。在追寻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背后那牢不可分的、宏大的民族史。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二三十年间无数次远渡重洋来到海峡两岸的搜寻，数百页泛黄脆裂字迹漫漶的信笺笔记，两千多页血泪斑斑难以卒读的台湾档案局的审讯图档，两年里反复的增删书写……终于，2019年11月，《白鸽木兰》繁体字版在台湾问世。随即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19年十大中文好书(非小说类)之一。
问：2019年11月，《白鸽木兰》繁体字版在台湾问世，今年大陆又即将推出简体字版，请问大陆版有哪些改正和增补的地方呢？
李黎：台湾版问世之后不久，便有亲族和友人提出一些指点和建议，于是又有了需要改正和增补的地方：细节如明珠母亲的排行、两处照片人物的说明;历史大事如“赵良璋事件”的重要性;还有我继续查找资料又发现更多明珠在“福医”的爱国活动、介民同学“蔡汝鑫”的真实身份;还有些台湾版没有用上的照片，等等，都悉数增改补充在大陆简体字版里了。更有一些书成之后还觉得言犹未尽之处，也趁此机会增写了一篇“后记”。
问：对您来说，写作这本书，其实是在解密，而我们读者阅读这本书，是跟随您一起探求历史真相。之所以会不断增补，其实也是因为，在解密的过程当中，会不断有新的事实出现，来解释过去的谜团。但是，与此同时，也会不断有新的谜团出现，而且一些本来就存在的重大疑点也一直没有得到解释。能请您结合实际事例，具体谈谈还存在哪些疑点吗？
李黎：我相信，同时也衷心期待，当两岸都出书之后，还将会有更多的增补出现;尤其是至今尚未能释清的几桩重大疑点——我甚至忧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能寻得答案。比如薛姚夫妇奉命赴台湾真正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姚明珠作为平民女性，而“判决书”上的罪名亦非极度严重确凿，最终为何也被判处死刑?台湾的“国家档案馆”公开“解密”的档案理应完整齐全，但薛、姚二人被关押的四年多里，竟有两年之久毫无片纸只字的记录，没有调查提讯审问，怎么可能?是多大的“密”，竟然号称完全解密之后还不公开，还是被有意抹除了，以何之故?乃至他俩在潜伏台湾的特工系统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与重要性，都无法寻得直接的证明资料。这些最关键的“密”何日才能解开，非我能知。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事后他们的儿子在台湾服兵役不仅没有遭遇麻烦，竟还当上宪兵;出国留学能够通过层层审查，获得出境许可，顺利登机……这些重大关口一一安然渡过，似乎都有一双暗中保护他过关的无形的手。这是来自何方的庇佑，恐怕永远是谜了。但愿此书在大陆出版之后，我得到的回响中能有拨开迷雾的线索，那将会为这本书添上最重要的最后一笔——因为这绝不仅是个人或家族的故事，而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才汇聚成中华民族这段艰苦又壮丽的历史长卷。
问：您特别重视关于薛介民、姚明珠的“上级”、同学以及亲人的情况，也认识了不少他们的后辈子女。请问，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在1949年之后，大陆、台湾分隔的漫长年代里，这些人的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李黎：在我接触到的大陆的相关资料中，我当然特别重视有关于薛姚的“上级”、同学(包括驾机起义的英雄)，还有他们的亲人的情况。最令我深深遗憾的，是薛姚多年的单线联系的上级、知晓一切的关键人物林城，已于1982年在北京病逝(“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北大荒劳改，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但早在那之前五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每年回国进行毫无所获的求索了;而林城在他生命最后几年也曾上书要求找寻薛姚后人的下落。然而两条线却竟然错过了，始终没有交集!
还有令我痛心无比的，是这些人日后的遭遇：“文革”期间，当年驾机起义、或者潜伏在空军里从事地下工作的，他们的贡献功勋竟被颠倒成“罪证”，承受了残酷的冤屈甚至迫害。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之余而能幸存的，往往等待着他们的不是英雄式的欢迎，而是百口莫辩、死无对证的指控。幸而他们最后都还得清白，虽然有些来得太迟;他们的后人也终于得知了还原后的真相——像一位薛姚的同志、当年的老地下工，从不跟家人提起旧事，即使被冤屈整肃、子女都不谅解之际也不漏口风，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儿子知道真相后叹道：“我一直以为我爸就是个退休老头，真没想到当年竟是那样一号人物!”当我面对这些父辈的子女时，没有丝毫陌生疏离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一同背负了历史的重荷走过艰辛长途，但愿他们的足迹能够深植在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中。
问：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您认识了不少台湾白色恐怖直接间接的受难者，也因此接触了大量有关白色恐怖的史料。对大陆的读者来说，“白色恐怖”可能是较为隔膜的经验，能请您谈谈感受和体会吗？
李黎：有评者将这本书联系台湾解严前的“白色恐怖”年代(即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以“戒严令”进行的长达四十年的高压统治)的历史，其实并不尽然。虽然在时间上，“白鸽木兰”的最后经历与那个年代是重合的;但在性质上，介民与明珠的身份职责、他们承担的任务，和在这段历史中肩负的使命，与“白色恐怖”年代借“反共”之名展开天罗地网的监视诬告、一言贾祸、任意逮捕刑求残杀无辜等等，却是不尽相同的(不过明珠的兄嫂后来经历的“新生报事件”导致的家破人亡，则的的确确是“白色恐怖”，我在书中也曾述及)。尽管如此，在求索的这些年里，我接触了白色恐怖年代直接间接的受难者，他们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不仅写在书里，更铭记心中。当然因此也接触了大量有关白色恐怖的史料，让我深深体会无论是什么颜色的“恐怖”，在历史长河里终究会沦为一串事件和数字，但落实到具体的“人”，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父母子女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无辜的孩子、失依的老人的哭喊哀号……在书写中我感受到的痛楚，不仅是为着自己的亲人，也为着无数承受恐怖苦难的众生。但愿这样的历史永远、永远不要在任何一块土地上重演。
问：另外，让我感兴趣的是您先生的身份认同问题。诚如您在书中引用的那位负责对台策反的大陆地下党员林城的话，薛人望教授是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后代，也就是烈士子女，同时又背负着“匪谍后代”的包袱，在台湾地区长大，后来远赴美国读书，成为美籍华人，在美期间又参与“保钓运动”。那么，对他而言，诸多身份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黎：有些“身份”是他作为一个孩子、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强加于他的。小时候是“政治犯”“匪谍”的小孩，除了痛苦别无选择。后来远赴美国，不仅为着求学，主要是“亡命”——逃离那个恐怖的地方，用自己的力量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数十年之后，在我们不屈不挠长达三十多年的追索之下，真相才好不容易浮现了，他的父母亲终于被追认为“烈士”，灵位长眠在八宝山;而他也因之而被赋予了“烈士子女”的身份。但是作为一个早已定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这个迟来的“身份”的意义，就是对他父母亲的在天之灵有了交待，并且可以捐出“烈士”抚恤金加上我们的积蓄，在家乡以父母亲的名义成立助学金来纪念他们。书出之前，只有极少数的近亲好友知道他的身世;多年来他无数次回国，都是以科研学者的身份提供交流和新知，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我想，他人生唯一的选择，或者说是“身份认同”，就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用知识给这世间带来沟通与和平。
至于在美国做学生期间参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那时他还不知道父母亲的真实身份，而纯粹出于民族情感、保土卫国之心——或许是亡父当年的抗日爱国情怀，在他的心底深处留下了影响吧!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谈到，之前看过大陆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也很关注各种大陆关于地下党员的描写，那么，与您的公公婆婆的事迹相比，您怎么看待大陆的这种历史叙事？您有意愿将您笔下的这个故事改编为影视剧，使之广为流传吗？
李黎：说来有趣，我之所以会去看《潜伏》(而且后来就迷上了谍战剧)，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谷歌”薛姚两人的名字，抱着万一的希望，可以找到跟他们有关的词条。有一天在网上我发现一篇文章很是离奇，竟称《潜伏》的主角余则成原型是一位名叫薛介民的国民党军官!为了这句话，我把《潜伏》一口气看完，知道这个附会实在太过牵强，但对提出这个论点的人的身份非常好奇，后来终于结识了这位非常关键的人物唐先生，通过他，我才联系上真正能够为我们解答谜团的单位。
回到改编影视剧的话题：将文字转化为影视形象，很可能让平日不大涉猎这方面书籍的人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大时代曲折动人的真实故事，流传将会更为深远。所以我非常乐见这首史诗以视觉的方式呈现。我也写过得奖的电影剧本，也曾将自己的一本小说写成剧本，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我知道文字和影像两类艺术形式的差异，尤其将史事改编成谍战剧，就不免要戏剧化、罗曼蒂克化;而另一方面，极度逼真的残忍惨烈情景又不能上镜头，其中的渲染与规避的增减是难免的，我可以理解。我想，只要守住基本的真实原貌，艺术的处理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乐观其成。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