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人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1
你想家了么？老家的那个“家”。
“我们这里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在我长久以来的意识中，这里是偏僻的，也是愚昧的，当我在城市里的时候想起这个地方，总感觉那好像是一个很偏远又封闭的空间。这种空间感既来自地理，也来自文化。我回一趟家，要先坐好多个小时的火车，再坐一两个小时的汽车，长途跋涉，折腾得身心俱疲，才从现代文明的大都市，穿越到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
这是青年作家李云雷的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故乡。他人在北京，故乡在山东冠县。
过年回家，是很多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执念。老家，或许有年迈的父母在翘首盼望着他、她归来，对很多人来说，在外打拼了一年，在过年时回一次故乡，似乎也是内心的需要。为了生存，为了梦想，人在他乡，却仍然故土难离。
“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到2021年底，我已经有大约两年时间没有回老家了，这在我的人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在2022年元旦假期期间，我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也是为了防止春节时疫情爆发回不了家，现在看当时回家是对的，我回去时正是西安疫情严重的时候，现在河南、天津等地疫情也严重了起来，这几天北京也出现了病例，又加上冬奥会临近，可以想见出京进京的措施必然会趋紧，春节可能只有就地过年了。疫情确实对我们中国人春节回家团圆的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我的亲人都在老家，我的母亲快90岁了，天天盼我回去，我这次回去也是提前给她过生日。我的姐姐都在老家，我哥哥本来在外地工作，退休后也回了故乡，每年过年时他们都会给我寄年货，不只是过年，平常里他们也会给我寄故乡的吃食。”
尽管今年过年不回老家了，但李云雷说起老家，还是暖意盈怀。
“有那么几年，每次回家我都要感冒一场，常常还很严重，头痛得厉害，涕泪泗流，呼吸也困难，要在床上躺好几天，等病终于好了，也该回去了。那时候，我总感觉自己与老家的人和环境格格不入，内心似乎有一种优越感，总感觉自己是都市的、文明的、现代的，而老家呢，是那么愚昧、落后，偶尔想起来，我会很庆幸自己远离了家乡，走进了都市，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想，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我挤上了独木桥，从乡村跨越到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新的结构。是的，这是一个新的结构，我们这些乡下人涌向城里，就像城里人涌向国外一样，我们都在向中心靠拢。这好像是一螺旋形的多层次中心的结构，我们被分置在不同的层级。”
李云雷在他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人》中，说出了他的心声。当读到这一段话，不知有多少有过类似境遇的人，会产生共鸣。一句“乡关何处“，道尽了中国人许许多多的思与念。
又一年，春运的日子。尽管仍然有新冠疫情当头，但回家，能否回家，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主题曲。对多少中国人来说，“乡关何处”，是一句灵魂发问，对李云雷也是。
“风吹麦浪”，“我”完成了城与乡之间的身份转换
身在北京的青年作家李云雷生于1976年，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青年评论家和作家。《沉默的人》中的很多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小说的发生地从少年时期的故乡乡村，一点点进入到故乡以外的城市。其中的一篇《风吹麦浪》，讲述的是已考上北京的大学的“我”，请假回故乡割麦的故事。“风吹麦浪”的这一幕，“我”完成了城与乡之间的身份转换，令人过目不忘，也令人深思良久。
我们可以看到李云雷从少年到青年，从山东乡村到北京大都市的人生历程，小说中有一个贯穿的第一人称的“我”，或许可以看作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李云雷从自我出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所感受到的东西。虽命名为《沉默的人》，却是一本非常坦诚的，真诚的书。
当代社会是流动的。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一大幕的社会流动之图景，其中翻卷着情感的与人性的浪花，也考量着这社会图景中遇到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从乡村走到大都市的新生代作家们回望乡村，以自己的故乡为舞台，以自己的个体经历为思维的触角，为乡村中“沉默的人”发声之时，我们是否也看到了一种乡村振兴的希望？
李云雷说，“故乡”与“外乡”是相对而言的，“当我在北京时，山东就是故乡，当我在山东时，聊城就是故乡，而当我在国外时，中国本身反而成了故乡，“故乡”是人的一种情感与精神认同。”
正如作家刘庆邦所说的，“云雷以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田野里穿行的少年的目光，为我们一一呈现”，那么，李云雷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什么，使读者能够产生共情、共振、共鸣呢？
在这个岁末，李云雷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说起故乡，李云雷讲了一个故事——
“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我在县城读书时，一开始并没有“故乡”的意识，甚至也没有自己是乡下人的意识，是在与城里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才渐渐萌生了‘乡下人’的意识，也萌生了‘故乡’的感觉。这时我的自我意识便觉醒了，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来自一个遥远乡镇的同学，我在他的身上反而辨识出了‘我’的某些特征，于是我便与城里的同学渐渐疏远，跟他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在他住的那个小房间聊天的情景，我们都喜欢文学，也对当时学校和社会的一些不正之风颇为不满，我们便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谈天说地，感觉到十分自由自在，我们这两个‘异乡人’反而更有认同感。但时过境迁，当我们在20多年之后，在北京再次相遇时，他对我来说是来自故乡的人，但我们的人生、经验、感触都已很有隔膜，尽管我们在情感上都很想沟通，但却像是来自不同世界的异乡人，很难再像那时候一样聊到一起去了。这在当代中国是并不罕见的，因为中国一直处于飞速发展剧烈变化之中，而我们则只是朝不同方向变动的两粒石子，正如罗大佑歌中唱的，‘再次地见面，我们又经历了多少的路程’”。
再次地见面，我们又经历了多少的路程。
以下是记者与李云雷的对话部分——
李云雷在故乡
曾经的我，身在城市还想着家乡的麦子
钱江晚报：《风吹麦浪》这个短篇让人印象深刻，这个故事是否来自您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大江南北，一年之中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割麦子，在南方是割稻子，记得梁鸿的长篇《梁光正的光》中也写了割麦。你的这个短篇中，以在北京求学的天之骄子的“我”请假回农村割麦，完成了“我”联结着城乡的身份转换，作为站在城与乡之间的那个人，我看到您的几个短篇中，都有大段的相关思考和议论，比如，“我”来到北京求学后的一些心理活动说，“内心很不适应“、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这种身份切换之间产生的思想火花，是否会一直成为您写作中的一个主题？
李云雷：《风吹麦浪》的创作出于偶然，有一天我翻看旧时日记，其中一则写到我读高中时从学校回家，看到父母在地里干活的情景，那时的画面便又浮现在我面前。以此为契机，我又联想到大学时的往事，以及朋友的一些经历，就写出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也融入了一些朋友的故事，又做了艺术上的想象与剪裁，就呈现出了现在的样子。割麦子确实是北方乡村最苦最累的活，在很多作家笔下都有深刻的印痕。我小时候就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最初只能做些捡麦穗之类的轻活，后来才开始割麦子，确实是又热又累又苦，像扒了一层皮一样。南方割稻子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但想来比北方割麦子还要苦，因为在热之外，割稻子还要趟着水，感受南方的溽湿。但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割麦子逐渐实现了机械化，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劳累辛苦了，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将从前的那些经验记录下来。
身份的转换确实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使一个人不进城，也会面临“社会化”的过程——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的“社会化”过程更丰富，不仅要面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要面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这重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便让一个人的成长充满了时代的丰富内涵。在这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小说中的“我”对城市的不适应，“我”身在城市还想着家乡的麦子，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
钱江晚报：你将小说集命名为《沉默的人》，其中也有一篇《两个沉默的人》，有句话说，“我父亲的沉默更家常，更温和，而我伯父的沉默更冷峻、更沉重”，这是这个小说集子中比较小的几篇不那么青春飞扬的篇章，似乎指向了乡村社会一些沉重的现实，而不仅仅是飞扬美好、人情温暖的那一面，其他几篇里，我们也看到了农村老人因贫致病问题等等，那么“沉默的人”有喻义或者说特指吗，又是指哪一些人呢？
再见，牛魔王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11
李云雷：这本书小说集的名称来源于《两个沉默的人》，但又有所改动，是我和这本书的出版人多马兄商定的。小说《两个沉默的人》主要写的是“我”父亲和伯父先后病逝，以及“我”对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的追忆。这里的“我”是成年之后的“我”，所写的又是沉重的主题，所以在整体风格上就与青春飞扬的那些作品有所不同。当人成长之后，总要面对时代与社会，总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都要承担起来，所以这篇小说显得有些沉重，这篇小说也取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只是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沉默的人”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含义的意象，既是指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指“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也是我个人性格的特点，可以做更加丰富性的理解，并不一定要作为特指。
李云雷和故乡的芦苇
留在记忆中的故乡风景风俗，是我们珍贵的礼物
钱江晚报：我想起80后评论家也是女作家的项静，也是山东人，她写的《清歌》，她自己说是要写出一种风俗之美，我在您的《沉默的人》中，也看到了这种风俗之美，比如《到姐姐家去》，就像一幅很美的山东乡村走亲戚风俗画，景也美好，人情也美好。你写到一路的游荡，少年打架后，提鸡蛋赔礼的风俗，姐夫的好客，姐姐骑着自行车又送我回家等细节，我能感觉这样的少年经历，是能够给人的未来以滋养的，这样的亲情风俗中的人情的温度，飞扬美好，能否持续地给一个来到都市后的人以精神的能量呢？
李云雷：项静的新书我还没读到，但从你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我们有相似之处，也不仅是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作家都写出了故乡的风景、风情、风物与风俗之美，比如鲁迅、萧红、赵树理、孙犁、汪曾祺等等，都留下了特定年代、地区的风俗之美。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处于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时代，很多流传千年的故乡风俗在慢慢消失，故乡原来的风景也在变化。比如你提到的《到姐姐家去》，后面一段我写到了当年的田野现在遍地都是工厂，那时的一些风俗也正在消失，同时我们现在置身其中的现代都市也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不时让人有陌生之感，所以在这个时候，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故乡风景与风俗，便是能长期滋养我们心灵的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钱江晚报：作为一名知识精英，您现在如何看待乡村的那些文化传统和礼仪？是否可以说，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母亲与菩萨》中也讲到了，“我们的乡村中，如果一家没有儿子或儿子不在身边，在生活或精神上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歧视、侮辱”，您是批判多一些还是理解多一些？
到姐姐家去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12
李云雷：对乡村的陋俗，我们当然要批判，比如歧视妇女、歧视没有儿子的家庭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其所以产生的内在逻辑。对于生活在传统乡村中的人来说，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或者儿子较少，那在传统的眼光中便会弱于、轻于儿子众多的家庭，所以传统社会中儿子众多的家庭与家族便会在村里很有“势力”。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20世纪启蒙和革命的洗礼，尤其经过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在改变，传统的大家族不存在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弱化了很多，人与人的关系更趋于平等，但传统的思想观念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仍有留存。《母亲与菩萨》这篇小说中写的是大约20年前的情况，我们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巨大转型之中，也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点，也是一种困境
钱江晚报：读完《沉默的人》，感觉虽然始终是“我”的视角，但是叙事的面也很广阔，在乡村这个面上也打得很开，《坏孩子的天使》等几篇讲到乡村孩子进县城求学的故事，初尝城乡差异带来的“融入或排斥”，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困惑，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求学的农村孩子，我们依然看到很多乡村孩子面临着差不多同样的困惑，或者说构成一种城乡之间的困境，作为作家和评论家，您觉得当代文学对这个群体是否也该有更多的关注，或者这种关注可否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当您或者项静这一拨青年学者作家站出来表达之后，是否会成为一种更响亮的声音？
父亲与果园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3
李云雷：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点，也是一种困境，值得作家评论家高度关注。但城乡差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表现，比如路遥写过“城乡交叉地带”，但现在很少人写了，因为城乡交叉“地带”不存在了，而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底层与中高层随处“交叉”，再比如我小的时候还不存在留守儿童，但现在留守儿童和随父母进入城市求学的农村孩子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社会议题。我所写的，是大规模外出打工出现之前乡村孩子的生活，更接近于路遥小说所讲述的时代。《坏孩子的天使》等几篇小说，也是写一个少年到了县城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人过着跟他们村里人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会感到困惑、迷惘、不适应，他需要重建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而难免是痛苦的。项静比我要小，但从乡村到都市的经验应该是类似的，我希望这种声音成为一种更响亮的声音，但这有赖于艺术转化的效果，也有赖于更多人的坚持。
钱江晚报：《荒废的宅院》等几个小说里，写到了乡村的外来“贤者”，他们不经意间成为“我”这样的乡村少年的文化启蒙者，这些外来“贤者”对他们的精神成长发生重要的影响，如今据您观察，这种乡村启蒙者依然存在吗？与上一个时代比，他们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李云雷：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乡村就是封闭、落后的乡村，现在交通、电视、网络很发达，乡村的少年也很容易就能够获得相关的知识与信息。但外来的信息毕竟没有亲自接触到的人和事影响大，现在的乡村启蒙者也仍然有，但不是以前意义上“现代”对“传统”、“先进”对“落后”的启蒙，而是更加多元更加丰富复杂。比如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是一种启蒙，听老支书或复员军人讲革命故事是一种启蒙，听回乡创业的青年讲电商、直播带货也算是一种启蒙。《荒废的宅院》等几个小说中，我所写到的是我童年时期所经历的“启蒙”，带有那个时期的特点，跟那时的“我”相比，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
无论乡村少年城市少年，少年是一个人睁开眼睛看世界
钱江晚报：《沉默的人》其中有几篇小说写得青春飞扬，少年气十足，比如《杏花与篮球》，我也惊讶于您把六哥的一个放弃进城打篮球的重要选择写得很平静，仿佛只是日常生活中某一天的一件小事，在如今我们说的一个有点功利的社会看来，六哥这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尤其难能可贵，还有《双曲线》《法伦斯泰尔》等写到恰同学少年的校园情谊，里面也有明亮飞扬的青春作底色，您要表达的是否是，在乡村社会中，仍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很有闪光的东西？
《天堂电影院》剧照
李云雷：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理想的，不过很多人的理想在生活中逐渐湮灭了，但也有一直坚持自己理想的人，乡村也是这样。人既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的存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杏花与篮球》中的“六哥”的选择我们现在看来很可惜，他有打篮球的天赋却不得不一辈子蜗居于乡村，但这是他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错位造成的悲剧。《双曲线》写两个男女同学之间十几年微妙的情感故事，《法伦斯泰尔》写一个同学对乌托邦社会的追求与实践，都是青春留给我们最闪光的东西，也是最值得我们铭记的。
钱江晚报：这是一部“少年之书”，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少年时期，少年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我们可以想到当代作家以少年时期为主题的作品也是不少的，比如《18岁出门远行》，回望自己的少年时期，你对17岁的那个自己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云雷：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是先锋小说的经典，很多作家也都写过少年时期。少年是一个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期，也是“社会化”的早期，既葆有童年时对世界的天真与浪漫想象，但也要面对社会的真实与真相。回望自己的少年时期，我想对那时的自己说：兄弟，一定要坚持你的理想、执著与乐观，未来你将遇到更多的挑战，但你终将实现自己的理想。
钱江晚报：看《流水与星空》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健康又美好的乡村少年，他们朦胧的对性的好奇，他们的朦胧忧伤和惆怅，很有古典美，也会从您的小说想起《天堂电影院》中的一些少年的视角的镜头，但我们现在这一代少年，性启蒙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大量的动漫、网文等，你怎么看待这种古典时期和当代的电子化娱乐化时期，少年们性启蒙与青春的、健康的成长之间的关系？您觉得当下的启蒙方式是否是更文明的呢？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剧照
李云雷：当下少年的性启蒙方式当然更文明，学校和家长都很重视，也有动漫、图书、网文等多种渠道普及，但跟我们的少年时期相比，似乎也缺少了一些朦胧美，以及求知而不得的苦闷惆怅，这可能是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也是我很喜欢的电影，它们都将一个少年对异性与美的渴望、欣赏以及被“启蒙”的过程很深刻又细致入微地表达了出来，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流水与星空》主要写在乡村浇地的晚上，“我”与几个兄长的故事，漫漫长夜，守着水泵，除了巡查水势也没有其他事情， “我”听他们说了不少故事，并萌生了最初的冲动与忧伤。另一篇小说《我与新娘的一天》，写的也是一个乡村少年与一个新娘的故事，写出了“我”眼中的乡村风俗与异性之美。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我的故乡也不再“浇地”了，结婚的风俗也更简洁了，我在小说中写下的这些经验，后来者可能无法体验到了，这也是时代转折的一个小小注脚。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茅盾新人奖等。
（本文原标题为《乡关何处|李云雷：故乡是我大学时回家收割的麦子》，转载自：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延伸阅读
《沉默的人》（序一）
我曾写过一篇谈持续写作的文章，大意是说，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有条件把写作生涯持续得时间长一些。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中断写作呢？我记得我谈了五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放在第一位的观点，是要始终以学习的态度对待写作。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写作一辈子，就得学习一辈子。我说的学习的态度，包括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同行学习，也向年轻的作家学习。有的上岁数的作家，大概是出于自尊，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向年轻作家学习。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他们在背地里也看，也学习，但在公开场合一说起来，往往说，嘿，小字辈儿！我的岁数也不小了，已接近古稀，但我愿意承认，我一直在向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作家们学习。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仅是水的规律，也是铁的规律。不管前浪涌得有多大，掀得有多高，终究还是要被后浪所代替。而年轻的“后浪”们总是更有朝气，也更有锐气，加之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学养比较好，思想比较开放，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这次集中阅读李云雷小说集里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通过阅读云雷的小说，我不仅得到了美好的艺术享受，还唤醒了不少沉睡的记忆，激发起不少写作的念头。这期间，因我在清明节前回了一趟老家，返京后需要进行两周的抗新冠肺炎疫情自我隔离。那么好吧，写作之余，我正好可以读云雷的小说。在北京怀柔翰高文创园我的创作室里，窗外桃花开了海棠开，丁香开了牡丹开，我每天沉浸在云雷的小说里，读得有些忘我，并似乎从中获得了抗击疫情的精神力量。
在集中阅读李云雷的小说之前，我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我知道，云雷是一位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评论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而写评论和写小说是两码事，可以说是两个脑子分别值班，在进行不同的思维。评论是理性的，主要是逻辑思维，需要大量的理论资源给予支持。小说是由感而发，主要是形象思维，不懂多少文学理论也能写。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对文学评论家甚是佩服，那么多抽象的、虚得像风一样的东西，他们竟能抓得住，一写就黑压压的一片，一套又一套，让人一眼望不到边。让我写点儿类似评论性的文章，我总是很挠头，不知从哪里下手。有时不得不写点儿创作谈之类的文字，我总是写得很费劲，不是捉了襟，就是见了肘，局促得不像样子。我想，让评论家写小说，他们是不是也有些犯难呢？评论家阅读量大，目光挑剔，他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也太知道什么是一般化的小说了，一旦动手写小说，他们当然是按好小说的标准写，差不多要写出一个样板来。评论家的优势在于理性，他们会不会发挥优势，把小说写得深奥一些呢？受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我国的一些小说创作的确出现过理性大于感性、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以玩花活儿、弄玄虚为自得，为先锋，把读者蒙得够呛。然而，小说是很调皮的，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个性，不是那么好伺候。你懂得了小说的理论，并不一定就能把小说写好。作为一位在文学理论上颇有造诣的青年评论家，李云雷的小说写得如何呢？他是不是也比较重视理性？他的小说是不是也很难懂呢？及至读了云雷的一篇又一篇小说，我的感觉是欣然上面加欣喜，欣喜上面加欣赏，欣赏上面再加欣慰，可谓一“欣”到底。云雷的小说都是从自我出发，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所感受到的东西。春天里的遍地野花，夏天里的滚滚麦浪，秋天里的瓜果飘香，冬天里的大雪茫茫，云雷以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田野里穿行的少年的目光，为我们一一呈现。这部小说集的内容是连贯的，也是贯通的，同样是以一个农村少年为主体、为视角，描绘了众多呼之欲出的乡村人物形象。那些人物形象当中有少年的父亲、母亲、伯父、舅舅、姐姐等至亲，还有村里的大娘、婶子、堂哥、堂嫂和儿时的小伙伴等等。云雷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所记所感，忠实得甚至有些平实，让人想到散文，想到传统。正是这样的写法，使我读来感到亲切、贴心、饶有兴味。云雷的写作态度是诚挚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作为评论家的身份，或是有意把评论的事放到脑后，觉得有感情要抒发，有心里话想跟朋友们说，就真诚地、轻轻地写起了小说。他的小说一点儿都不摆谱，一点儿都不假装，通过小说袒露的是一个作家厚道的天性。
“底层文学”研究读本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04
判断好小说的标准有多种，除了看小说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情、共振、共鸣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小说是不是一篇激发之物。记得我以前说过，好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止于故事，不止于欣赏，不是读完就完了，它还是一种诱发之物，或者说是激发之物。它是激发记忆的记忆，激发想象的想象，激发语言的语言。我们手上正看着某一篇小说，看着看着，不知不觉间有些发愣，有些走神儿，那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小说文本的激发，思绪放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了。读李云雷的小说就是这样，捧读之间，有好几篇对我的记忆有所激发，使我回想起自己的往事。比如读云雷所写的中学时代的校园生活，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校园生活。我考上镇里的中学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因三年大饥荒刚过去不久，同学们都穷酸得很。有的同学连裤腰带都扎不起，只能用花花绿绿的布条代替。学校要求我们开始刷牙，我们买了最便宜的牙刷，却买不起牙膏，只能蘸点儿盐末子刷牙。比如读云雷所写的上大学时请假回老家帮助父母割麦，我想起有一年麦收时，为了躲避收麦的繁重劳动，我要求在学校值班，结果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让我觉得十分落寞和无趣，还有一些内疚。再比如，看云雷写的去姐姐家走亲戚的故事，我想起小时候多次去姑姑家走亲戚的经历，有些经历让人难忘，完全可以写成小说。说不定在云雷小说的激发下，我真的能从少年时代的记忆里发掘素材，写出一些小说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得谢谢云雷！
学无止境，写无止境，云雷还会继续写下去。云雷的小说，如果光点的选择再集中一些，叙述再心灵化一些，细节写得更微妙一些，语言也更个性化一些，会更好。
刘庆邦
2020年4月22日至25日
于北京和平里
沉默的人
: 李云雷 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1
本书是当代文艺评论家李云雷的中短篇小说集，各篇内容是贯通的，同样是以一个农村少年为主体、为视角，描绘了众多呼之欲出的乡村人物形象，有少年的至亲、乡邻、儿时的小伙伴等等，他们或风云一时，或沉默隐忍，或坚守乡土，或远走他乡……以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田野里穿行的少年的目光，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为读者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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