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苏联哲学纪事》（二）1954
（宣平说：（1）苏联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在这一年有了苗头。（2）两全理论正好借用斯大林同志苏联没有了剥削阶级的理论漏洞来发展的。（3）哲学家愚痴。斯大林强调基础，不搞全面发展辩证法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教多了，反而会失去主次之分，造成混乱，影响人民对辩证法的掌握。（4）共产党员当记住，教条主义不可轻易的反。因为你得保证有比教条要更加先进的东西才可以，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1954年。
1—2月。
1月。《共产党人》第1期为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进，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强调反对把理论变成僵死的词句教条。说列宁认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是全力发展我国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文章说，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党内产生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和根源被消灭了。但是应当记住，我们不能担保敌对成分不侵入党内。
（宣平说：对了一半，错了一半。）
《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第1期发表布拉杜西的文章：《列宁著作中关于法权理论的若干问题》，文章在谈到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说列宁称他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沿用了马克思的术语，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称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但是他将这一术语加上引号，以强调说明他的双倍假定性。文章说，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乃是新的社会主义的权利。
（宣平说：不对，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残余，不管怎么强词夺理，黑的就是黑的，不可能到了外太空就变成白的。）
2月。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所与分院，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哲学教员在一起召开了科学方法讨论会，约夫楚克在会上发言，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在思想战线的某个方面至今还暴露出虚无主义态度对待过去文化的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个别工作人员不分青红皂白以否定的态度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思想。
斯捷潘年在会上做了《论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活中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的发言，这一发言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有关矛盾的定义，工农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凯德洛夫在会上作了《论旧质向新质转化的形式》的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争论。恰根不同意凯德洛夫对飞跃的理解，认为飞跃不包括某个质的整个发展过程，而是它的发展过程中的完成阶段，库尔山诺夫在讨论中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语言的发展中没有飞跃，凯德洛夫发言，反驳了他们的观点。
3月—4月。
3月。《共产党人》第4期发表格列则尔曼的文章：《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文章说，必须用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方法来增强思想的动力，没有从物质上奖励超额生产的计件工资制，就不可能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文章说，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不是通过逐渐减弱，相反的是通过竭力加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加强对每个工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来达到的。
（宣平说：不对，是消灭按劳分配然后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如果把按劳分配死抱不放，贯彻到底，那么工人群体就会分裂，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瓦解。）
《哲学问题》（3月6日付印）（主编为康斯坦丁诺夫）第1期发表斯捷潘年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生命力》一文。
文章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时说，在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时，党在自己的政策方面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下原理：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克服不同于对抗性矛盾的克服。对抗性矛盾的克服是通过爆发，而非对抗性矛盾的克服则是渐进的。渐进性不仅为质变所进行的量变准备的普遍规律性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根本转变的特殊规律性的表现形式，是在非对抗性的矛盾条件下，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过渡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将被扬弃，将被变成一种更高级形式的东西得到全面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文章为论证上面这一论点，举了以下的例子：通过全面发展苏维埃商业，我们有可能在将来用物物交换来代替商品，通过全力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可以完全消除工农之间的一切阶级差别。文章作出结论说，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下发展的辩证法。
（宣平说：说的很对，但是，这只是理论，可是现实却不会如此完美。所以共产党员要把这些“非对抗性矛盾”看的难一点，这样比较保险。）
《哲学问题》第1期发表的德波林院士的文章《让·梅叶》。
据《哲学问题》第1期报道：经济学，哲学和法学学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3年科研工作的总结，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斯捷潘年在会上作了关于研究所工作的总结报告。
斯捷潘年在报告中说，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克服以前在研究所工作中所犯的解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方面的主观主义错误，消除对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所做的形而上学解释。同时他还提出另外一个任务，即要在科学著作中根除美化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现象，消除1953年以前哲学研究所出版的书中得到的某种反映的个人迷信。
报道说，原定哲学研究所1953年出版15本书，但迄今为止，集体著作《哲学史》第一二卷（亚力山大洛夫主编），《苏联哲学史纲》第一卷（约夫楚克和奥库洛夫主编）以及其他一些书都未能问世。又如施士金的《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一书，由于一些重大缺点（抽象、理论水平低等）而被出版社退回修改。
4—5月。
4月。《哲学问题》第2期发表社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社论说，苏共中央向科学工提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与科学中的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与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作斗争。在报刊上，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文章虽刊登不少，但是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毛病依然严重存在。有时还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本身也陷入了教条主义泥坑。因此，为了消灭教条主义和书呆子的习气，就必须根本改变科学研究的工作的方法和实践。文章指责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没有阐明苏共1953年9月全会和1954年2—3月全会所揭露出来的一些落后的农业部门发展中的现实矛盾和困难。社论批评哲学工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如辩证法的4个特征和哲学唯物主义的3个特征，以及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社论点名批评了苏联最大的哲学教研室，如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斯捷潘年），高级党校唯物辩证主义教研室（马卡洛夫），莫斯科大学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莫洛佐夫）以及列宁格勒大学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图加林诺夫）等在参加一般哲学工作和报刊方面，做得很差。哲学教研室的教授讲师如：马卡洛夫，阿尔西普采夫，格奥尔基耶夫，维斯洛波格夫，富尔曼等以及其他许多人，在科学工作中表现的不能令人满意。《》学问题》杂志辩证唯物主义组不善于吸引广大哲学干部积极参加该杂志的工作，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组（别洛夫）的工作进行的毫无生气，该组对科学工作的进行不起作用，它已不成其为组织科学工作中的中心。文章还批评说，普拉东诺夫是哲学研究所自然科学哲学组负责人，因此苏联生物学家就有权要他回答有关生物学方面的争论问题，但是很遗憾，对生物学家所争论的尖锐问题，却避而不谈，只局限于论述威廉斯农业学说的最一般原理。他说：虽然威廉斯农业学说有一定缺点，但是创造性地应用他的学说，对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斯大林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的实践，有巨大的意义。1952年出版的鲁特凯维奇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一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是，只顾歌颂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社论还举例说：《哲学问题》杂志1954年第1期发表的阿尼凯耶夫的农业生产和土壤学一文，在阐述威廉斯的土壤学说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缺点，只是把这一原理颂扬一番，重复一下一般的批评与意见，而当时编辑部竟发表了这篇文章，因而也犯有错误。
这期还发表凯德洛夫的文章：《渐进式从旧质向新质过渡的形式之一》。此文是根据他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讨论会上的报告改写而成的。
文章说，在苏联革命和飞跃不采取也根本不能采取爆发形式，而只能采取渐进形式。渐进过程是苏联社会在其发展的一切阶段都表现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律性和特征。在苏联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没有爆发，而且根本没有变革，哪怕是象25年前农业中革命那样逐渐进行的变革。苏联社会现实发展的渐进过程具有独特的性质。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通过扩展和完善现存质的基本要素，通过新生质要素逐渐和长期的积累以及现存质要素逐渐衰亡的形式来实现的。在现代苏联社会中的发展都是渐进的质变，不仅不经过爆发，而且不需要经过革命，也就是不需要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任何根本的破坏和变革。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按其实质来说，这些发展只能是严格的循序渐进的进行。文章说，尽管苏联还有落后的惰性力量，落后的惰性阶层，但是这些社会中的惰性力量，落后的社会阶层，还不甘愿于组织这种非要暴力来克服的反抗，所以就没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爆发。
文章说自然界中由旧制向新制过渡上没有任何爆发，甚至不经过急剧迅速的飞跃，而是经过非常缓慢的，逐渐的发展来实现的。
文章得出结论说，在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关于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的原理，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4月。亚历山大洛夫任文化部部长，同时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免去他担任的哲学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哲学和法学部秘书的职务。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空缺一年，1955年起由费多谢耶夫担任。
5—6月。
5月。《共产党人》第7期发表柯龙尼茨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不是通过革命爆发的形式，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的。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也不会有互相排斥和对立的阶级利益的斗争，不会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苏联社会所有社会阶层利益的稳固的共同性。因此，解决新与旧之间的斗争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形式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辨证规律。
《哲学问题》第3期（5月31日付印）发表鲁特凯维奇的文章：《论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文章反对苏联当时较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生动的直观抽象思维和社会实践。文章举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和高教部审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和《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例，说明这种观点流行之广。文章认为列宁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认识分为三阶段的提法，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文章认为三段论犯有双重错误，第一，把实践包括到认识的范围之中，第二，如果实践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三阶段，它就不再是其他两个阶段的基础，文章说，我认为，早就应当把铲除把实践当成认识第三阶段的这种有害的庸俗论的看法。
《哲学问题》1955年第1期发表该刊编辑部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论，反对鲁特凯维奇的意见。
同期还发表了列宁格勒大学和乌拉尔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讨论1953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情况的报道。
6月。《共产党人》第9期发表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主义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文章说，对立统一规律，不能在一切历史条件下都起同样的作用，在分为敌对阶级的社会中，这个规律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发生作用，在消灭了剥削者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是通过非对抗性矛盾的斗争，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的，这种斗争特别明显的表现社会主义竞赛这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基本方法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揭露和克服矛盾的一种方法。
文章说，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阶级冲突，反对因循守旧的先进势力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得到党和国家的全力支持，而党和国家始终是站在先进的，新生的，前进的事物方面来帮助社会解决冲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冲突的特点，不懂得这一点，就是不懂得对立统一和斗争这个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和发生作用的特殊形式。
8—9月。
8月。《哲学问题》第4期发表一篇关于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讨论的报告。从4月到6月，在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高级党校和各个州的党校都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一书。
凯德洛夫教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发言说，一本要求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加以系统阐述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辩证方法的4个特征，然后讲究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这样一种结构来叙述，因为这样一来许多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如否定的否定规律，历史的和逻辑的问题，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明，其他一些问题如辩证法的范畴，也也讲得很片面，不完整。
9月16日。斯捷潘年在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上做了关于苏联参加国际哲学会议的情况的报告。
他说，1953年仅科学院系统派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代表团有30多个。截止到1954年10月，出国代表团已有50个。苏联代表团第1次参加了本年8月23日至28日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多谢耶夫，代表团成员有康斯坦丁诺夫，敦尼克，约夫楚克，斯捷潘年，莫洛佐夫，奥美里扬诺夫斯基，弗罗洛夫，马卡洛夫等人。费多谢耶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和社会生活》的报告。斯捷潘年做了题为《苏联哲学的发展》的报告，介绍苏联哲学发展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做了《个人和社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已经过去了多少个世纪的人道主义者曾向往人，个人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目的的社会。这一理想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在苏联，人，个人是最宝贵的资本。（据《哲学问题》第6期报道）
苏共中央做了《关于改进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措施》的决议。
决议说，解决培养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这一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院的毕业生不符合在目前条件下党对思想工所提出的要求。许多毕业生科学水平不高，不善于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陷入教条主义的学究习气，没有很好的用必要的知识武装起来去反对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
《共产党人》第13期发表社论：《不断的以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教育苏联人民》。
社论说，在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苏维埃社会里，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不断的进行教育工作，无产阶级的道德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道德。苏联人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维埃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争取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斗争中，除了采取说服方法以外，还要更好的利用经济上的刺激。
《共产党人》第14期发表社论：《要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评哲学家不能满足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共产党建设实践的需要，对于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抽象，繁琐。个别著作对生活的要求和具体历史情况的改变估计不足，以至有时在阐明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种说不久前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就是如此，这本书的们以形式主义的态度来阐明国际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没有估计到国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
《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第9期上发表图加林诺夫的文章《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相互关系》。
文章认为阶级斗争规律，社会革命规律和战争规律，基本上是在阶级对抗的心态下起作用的一般规律。但其中有些规律同时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起作用。但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范围与斗争形势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在缩小。斗争的锋芒转向对外。仍然存在的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因素，即不是整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与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人的和集团的斗争，同时反对资本主义残余。
在谈到党内斗争规律时，文章说克服党内分歧是发展党的规律，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过渡时期在党内起作用。而在社会主义胜利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这一规律将不起作用。因为在共产党活动的这个时期，由于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敌对阶级，因而在其队伍中不可能出现反映国内阶级矛盾的任何重要分歧，因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了。
10—12月。
10月。《哲学问题》第5期发表社论《要创造性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社论认为哲学家把经历往往只放到研究辩证法的4个特征或唯物主义的理论的3个特征上，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成了最荒芜，最落后的一个部门。
社论说，应该估计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任务仅仅是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来阐明唯物主义辩证法，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认识论的基本特点。该书中所指出的辩证法的4个特征，并没有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全部财富和所有方面。一些高等院校的哲学教学大纲也表现出这种缺点，把唯物辩证法弄成这样贫乏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从辩证法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来研究辩证法。不仅要完整的研究客观辩证法，同时也要研究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
《哲学问题》杂志从第5期起，由卡马里担任主编，前任主编康斯坦丁诺夫改任一般编委，并从1955年第三期起不再担任该刊编委。
《哲学杂志》是1947年6月苏共中央为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西欧哲学史》一书召开的哲学讨论会以后，为了加强哲学战线，在1947年创办的哲学刊物，以代替在1944年停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哲学问题》杂志创刊时按规定每年出版三期，1947年实际上只出版了一期，从1948年起改为一年3期，1951年改为6期，1957年又改为8期，1958年改为月刊至今。
该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凯德洛夫，由于在他主编的三期刊物上发表了马尔科夫有关物理学的文章（《论物理学认识的本性》），反对米丘林的生物学理论和要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看法，而被撤职。从1949年起，由契斯诺科夫任第二任主编至1953年10月被调任其他职务，后由康斯坦丁诺夫任第3期主编。
12月。《哲学问题》第6期（主编是卡马里）发表社论：《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纪念斯大林诞生75周年，对斯大林作了全面赞扬，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的和无愧的学生，是列宁主义坚定的和始终不渝的捍卫者。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这样一些真正的创造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它。社论对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做了高度的评价。
《共产党人》第18期发表吉达连科的文章：《忠实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纪念斯大林诞生75周年）》。文章说，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在一系列问题上用新的原理丰富了革命理论。
这一期还在答读者问一栏中，发表了谢列克托尔的文章：《目前在苏联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吗？》。
文章说，在苏联已经没有了剥削阶级，同时产生剥削的条件也被消灭了，苏维埃社会只是由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因为苏维埃社会没有对抗积极，所以它已经摆脱了阶级纷争和历史冲突，并呈现出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友好合作的景象。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统治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独占统治的基础上占有独占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矛盾并不带有阶级对抗的形式，同时也不要求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来解决，象在任何剥削者社会那里那样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来解决，而是依靠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关系本身，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努力来解决的，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中，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它是在这样的一些新的发展动力的作用下发展着的，如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文章说，随着剥削阶级在苏联的消灭，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丧失了他们在我国内部进行旨在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破坏活动的阶级基础。现在，当我国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并形成了苏维埃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时候，对苏联来说，阶级斗争的锋芒已经转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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