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一）
（宣平说：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五四运动到1965年文革前夜的历史（文革历史在《共运史》中提及）。这本书分为两册，在1975年11月由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写，今日录成电子本，以供同志们参考）
吴铭同志论党史的脉络与重点（代序）
所谓共产党的建立，当前的影响作品均聚焦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也只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事开头难”，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只注重知识分子的觉醒、只注重党在组织上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
世界范围内，声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很多国家都有。但如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作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并成功领导全世界被压迫进行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显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都有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组织进行民族和人民独立解放的反帝反殖斗争、知识分子曾为中坚力量这个特点，但是很显然，在取得的革命成就方面，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其他共产党优秀得多。
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不同。
在建党问题上，应该突出强调这些不同，而不能只聚焦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同的那些东西。
是这些不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非比寻常。
忽略这些特质，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混同于那些没有取得像样胜利的共产党组织，就失去了学习党史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支援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甚至一度是全世界反帝反修反殖革命的领导者、支撑者、指挥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做到？
比如，力量曾经十分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再如同样属于被殖民地的印尼共产党。各国革命斗争的环境形势形势都不相同、都很复杂、任务都很艰巨，我们不好去批评别的兄弟党。但是，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找找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的不同点，总结一下我们胜利的经验、或者说秘诀，也应该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仅仅是上海石库门开个了会，纸面上宣告一下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建党的完成。这距离建党伟业的完成，还有十万八千里。在思考建党问题上仅仅聚焦于这次开会，必然忽略我党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更加特殊的东西。
建党初期，中共是个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这时的党，并不一定就名符其实，并不必然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一定就能承担起中国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任务。相反，距离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真正理解并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承担统一祖国打倒帝官封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任务期间，党要不要革命的领导权？除工人外，我们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掌握枪杆子？要不要支持农民运动？要不要防范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些极其关键的问题，作为党的领导的陈独秀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当然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给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能指导党的行动。每遇到这些问题，陈独秀就向国民党右派屈服，生怕革命阵营分裂。随着革命的发展，陈独秀向国民党让出了革命的领导权、批判并压制农民运动、交出了枪杆子、生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他认为，共产党无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不必有枪杆子，自然不必发动并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文化团体”，如果没有此后的武装反抗，如此情况下，即使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制度的一个陪衬，根本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无法领导中国政治，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命运，即使有这样的共产党，恐怕与没有共产党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四分五裂，成为七八个国家甚至更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克服了重重困难，批驳党内种种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着力思考解决党要不要革命领导权、要不要枪杆子、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防范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从毛主席分析和办法来看，说共产党不成熟，我看有些轻率。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党能够接受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观点、主张，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抓住枪杆子、发动农民、防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的叛变，我想，我们党恐怕也就算是成熟了，至少不至于被蒋汪杀得血流成河。
所谓我们党不成熟，其实是毛主席为陈独秀等未正确掌握马列主义，未能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性，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革命重大挫折而找的一个台阶。毛主席强调，党当时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因为党“不成熟”，也为这些犯了这类错误同志找了个理由，以便团结教育他们，继续为革命奋斗。
即使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整体上特别是高层，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路线上，真正认清革命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的关系、革命的武装等问题，当然，也没有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仍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虽然也决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又不敢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没有想到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当然也想不到土地问题，而是老思维，占领城市，取得苏联支持，然后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蒋介石集团再次斗争。这个方法能否奏效，恐怕当时的革命领导者也没有往深处想。血的教训，总算让新的领导得知道了革命的领导权、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掌握枪杆子，大家仍然是一头雾水，甚至不曾深入想过。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之后，拒绝了去上海中央工作的要求，下到了基层，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又灵活地领导700余残兵，搞了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团结袁文才王佐，建立农村人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他很擅长从实际出发，及时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初步建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主张、纪律。他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军队、改造农民、改造政权、改造社会，在最早意识到占领城市革命胜利的路线很难取得并切实遭到失败后，率先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受井冈山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全国各地纷纷抛弃城市暴动的旧路子，开始走农村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中国革命开始起死回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挽救中国革命。
有人大讲特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会怎样？恐怕如印尼共产党一样，被屠杀、被消灭，一蹶不振，成了“文化团体”。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成熟了吗？要是从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当然又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要是从当时党的领导层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看，党仍然没有成熟：尽管毛主席在山沟沟里创造的经验是正确的，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等领导层仍然否定毛主席，无视其正确性，仍然极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甚至把毛主席完全架空、完全排斥。每折腾一次，则中国革命就遭受一次损失、流血。但身在基层、前沿的毛主席一面尽量与中央协调、劝导，一面防止错误路线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从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水平、实践情况来看，当然是非常成熟。不成熟能至于建立那么大的根据地、那么强大的中央红军吗？但从中央领导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和效果来看，党仍然未达到成熟。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方针，仍然受到极大的掣肘甚至无微不至的破坏——结果，只能是荒谬而又鲁莽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毛主席命名的“长征”，丢了革命根据地，丢了自己的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直到那时，中央仍然未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随便就放弃生死攸关、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如果毛主席不跟着长征，留在根据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我相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可能不会丢失，长征主力红军如果遇到困难，毛主席还能把他们接回来——就如当年把遭受八月失败的朱德陈毅接回井冈山一样。
主席长征去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一事无成！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得到处躲藏，根据地被彻底破坏。无法想像，如果长征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怎么办？中国革命怎么办？
主席以一已之力，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加上当时中央的失败及计无所出，促成了遵义会议，并接下来主席指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蒋百万大军的包围圈，让红军转然为安。
接下来，又过彝区、飞夺泸定桥、抢渡大度河，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再接下来，还要解决张国焘的分析夺权问题，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从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从行事风格来看，主席是非常持重的，他亲自做的事，基本上都会成功，比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根据地、出击赣南、三次反围剿、救赣州、打漳州等等。“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主席的信条，后来也成了我党我军的信条。主席不会让大部队冒险，不会让群众冒险。主席在长征中的数次冒险，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并指挥大军转危为安，虽然高明，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实说，如果没有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中央红军即使成功过了草地，长征究竟要到哪里去，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让主席看到了长征结束的地点，又克服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张国焘真的夺权成功，陕北那个地方，他是看不上的。
其他人呢？能看到陕北可以暂时落脚的应该很多。但是，之后怎么办？抗日，怎么抗？怎么处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关系？须知，当时双方都杀红了眼，怎么可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毛主席，当初最早提出抓枪杆子、提出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人，这次，居然是第一个提出团结国民党各派特别是蒋介石派，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人。
政治斗争，如流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怎样的形势，就决定了怎样的政治方向和战略战术。
毛主席这一时期特别重视做国民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着重强调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当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最终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但是，随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独立自主性，要不要独立自主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派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战的方法上，是发动群众，不是听众蒋介石的命令指挥，打正规战。这是路线问题。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统一战线问题。这些问题，又受到了王明派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
王明等人，与毛主席完全相反，当初反国民党最激烈的、似乎也是最坚定的人，现在，却成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最亲的人。所谓“左”派，从极左跳到极右，丝毫没有困难。
他们的主张是放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放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切听众蒋的调遣。
毛主席又要做一次苦口婆心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甚至有人不服气，暗中抵制主席的正确主张。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对中央对毛主席的软抵制，终于导致了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七千英雄或牺牲或被俘，内中多有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遗留的精华，如今毁于一旦。
服从毛主席领导的新四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打开了局面。比如，陈毅、粟裕所部，从苏南而苏中而苏北，连战连捷，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在日伪军的鼻子底下建立了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团结抗日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根据地人民政权与开明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打土豪分田地吗？不能再打了，一则名声不好，二则所获甚少。怎么办？区别对待，团结教育改造，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对地主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极力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以军事和政治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对蒋，全面撕破脸？也有人是这么想的。还是毛主席在紧要关头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原则，强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斗而不破，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三要三不要”。显然，如果此时与蒋介石完全撕破脸，大打内战，于抗日大局不利。
前两年，居然有人把“斗而不破”的斗争原则，用到了对美斗争上。让人发笑。
当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做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搞好减租减息斗争，做好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军队，则胜利才有基础，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也就是皖南事变，让主席意识到，必须对全党全军来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即整风运动，对历史重大问题有一个总结结论，对现实重大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识，避免项英那样的软抗再次出现，再次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思维，经过历次反帝反殖斗争的洗礼，特别是在经历马列主义在中传播和大革命、土地革命的锻炼后，本应有一次克服封建主义、克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克服各种奴才观念和种种丑陋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升华。这样的升华，不会自然完成，需要一场规模宏大持久深入全面的教育运动，才能完成。这场教育运动，就是延安整风。
这场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手把手地，苦口婆心地，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充分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对全党全军上下，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对党风、学风、文风进行整顿，教会全体党员干部掌握马列主义，站稳阶级立场，正确使用辩证法，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从空想出发，提高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有林则徐、魏源、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行革命性改造。延安整风，即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批判和升华，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革命斗争。一言以蔽之，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文化上、作风上，已经走到了全国、全世界的最前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决定着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的顺利，决定着抗美援朝的顺利，决定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也推动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顺利展开。
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延安也偏居中国西北一隅。但延安整风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着以后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城”的心情和决心，带着中国共产党进了北京城，所谓工作重心转向了城市。
农村还要不要？还是不是工作重心？这在很多相当“老爷”的革命者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毛主席不同，他依旧重视农村，至少我看不出毛主席有“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观念。他重视土改、重视合作化、重视人民公社、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扫盲教育。他的后半生，倾注了极大精力于农村，特别是农民如何克服小生产者意识，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李顺达、申纪兰居然成立了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与千百年的小生产意识决裂，主席非常高兴，他从这个行动中看到了农村的光明希望，因而他大力推广农民集体生产的经验。还有农村的医疗、教育、工业化等，问题的确不好解决。岂止是不好解决，在呆惯了城市、不愿意下乡的老爷们看来，几千年中国人都这么过的，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甚至也无须解决，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农村的那些恶性传染病的消除、农村教育、工业化等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也必须解决。城里的老爷们不愿意动脑筋，推一推动一下，不推就不动。主席一贯相信群众，就从群众的创造中找经验、找答案。医疗特别是恶性传染病的消灭，怎么解决？爱国卫生运动，大规模群众性，全面持久开展。发现了覃祥官，就立即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搞赤脚医生制度，搞乡村教育制度，把大学、医院建在田间地头。发现董嘉耕、王国藩、陈永贵、王进喜，就立即宣传、推广。主席居然能够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大学甚至街道、社区，创办小工厂、小企业，解决工业和日用品生产问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乡镇企业。
但凡群众中涌现的英雄好汉——无论在老爷们眼里多么卑微的人——，主席都极其欣赏。在主席眼里，“六亿神州尽舜尧”，任何问题都难不住群众，恶性传染病，能消灭；农村普遍的文盲，能消除；千年小农意识，能消除；农村工业化，能实现。
共产党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从群众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用主席的话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党的所有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完善和改进提高。主席似乎并不喜欢“智库”，或者极其讨厌智库。主席非常反感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
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是主席努力之下，也是恶劣环境的逼迫之下，中国共产党洗去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逐渐往下沉，向农村、向农民、向士兵靠拢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49年以后，党内滋生一种不好的倾向：不再那么重视农村，开始疏远农村。主席则始终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维倾向做斗争，强调要当群众的学生，从人民公社、合作医疗、乡村教育到社办企业，群众的发明创造，都被主席撷取过来，推广为全国性的政策。他自己就是做群众学生的模范。
我们讲党史，我觉得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由前往后，纵着讲。还有一种讲法，从党曾经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党，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农民党、工人党、士兵党的艰难过渡，即从上往下讲。
党的成熟性，我认为就体现在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
党是不是一直都成熟，不会“返青”？我看不能这么说。当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党就会“返青”。所谓成熟，不是个一劳永逸的事。
看了这么多关于党史的影视，至今，还没有看到党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我想，这样的学党史，是错失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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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宣平说：（1）先是清末政权不稳，然后太平天国捻军农民战争，湘军淮军等掌兵大员产生，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军阀，只有加上近代国耻的催化，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袁世凯借助这种合法性创造了自己的势力，即后来的北洋军阀。共产党上台，和弱势的国民党结盟组织北伐军，消灭袁世凯的残余势力。然后共产党被整，国民党蒋介石几乎统一了全中国。（2）为什么向西方学习东西打不过西方呢？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因为人家玩这一套已经几百年，外加这是人家自己发家的武器，凭什么实打实的教给你？那么为什么苏联有的有用呢？因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国力衰微，百废待兴，面临帝国主义包围，他必须要世界革命，以攻为守，不革命就有危险，所以苏联是恨不得他把能给的都给你。外加苏联人会打仗，所以中国一学就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历史舞台。）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18世纪末期起的几十年中，英国向中国日益加多的输出鸦片，鸦片的输出严重的毒害了中国人民，并大量的掠夺了中国的白银。鸦片贸易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1840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的组织“平英团”，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1842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除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输入中国的英国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协定。
从此以后，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掠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又接连向中国举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1857年发动了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他们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以后，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索取了巨大的赔款和取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还占领了中国一部分领土。
（原注：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始于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特权即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裁判。）
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一批城市为通商口岸。到甲午战争时，开放的通商口岸有34处。他们还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分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辖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还办了许多轮船公司，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它们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许多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与财政，从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喉咙。
（原注：帝国主义国家强制清朝政府承认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们所认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一套统治制度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经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间接或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代发展到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形式，也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更为激烈了。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王朝承认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援引“最惠国条款”，取得开设工厂等权利，从而打开了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闸门。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厂，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工业。为了保证开办重工业企业，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出让矿权，在中国开矿山。至1913年，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全国煤产量的93%，控制了中国几乎全部的铁矿，控制了中国全国纱绽的41.2%。帝国主义又进一步掠取了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控制了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从1895年到1914年，美，英，俄，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达到10亿7,000万美元。在这个时期，中国修筑的9700公里铁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有3900公里，其余的则通过借款关系进行控制。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筑铁路，残酷的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中开展开了瓜分中国的运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像中国各地的狂潮，帝国主义列强还按照其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来划定中国的某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北会化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后又将东北南部划归为日本的实力范围，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事业范围，广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因持了一部没有取得实力范围，于是就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还进行了文化侵略，他们在中国传教办音乐办学校办报纸吸引留学生，这个侵略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培植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为的是便于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在中国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博学网，造成了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各商业高利贷阶级，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的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0%，占有了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的雇农，贫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每年要交的地租占全部收成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封建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有的地方高达80多种，地主阶级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的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进行了70多年，有时曾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农民革命，比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一个跃进。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成分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幻想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会，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1851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1852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1853年攻克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同清王朝南北对峙。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渴望取得土地的强烈要求。这个革命政权曾坚持斗争了十几年，他的力量达到了10多个省份，部分军队一直打到天津附件，震撼了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直接打击到外国侵略军。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极端仇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一面打着中立的幌子，麻痹太平天国的革命警惕性，一面通过英法联军的进攻迫使新政府甘愿充当他们的走狗，然后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则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警惕，加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不少错误，1864年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革命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这次空前的农民大革命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联合统治。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19世纪下半期，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帮助来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这次变法运动只进行了103天就被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血的教训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1899年，中国爆发了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革命烈火燃遍了中国北方，震撼了全国。1901年，义和团英勇的抗击了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的侵略，在保卫北京和天津的战斗中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义和团运动也最后失败了。
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革命派。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提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经济革命政纲，以后并进行了几次英勇的起义，1911年10月，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接着，湖南，湖南，江西，安徽等许多省市也纷纷举行起义或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完全决裂，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以为只要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就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急于和反动势力谈判，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追求廉价的胜利。他们向袁世凯保证，只要清帝退位，废除帝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就情愿让他来当大总统。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参议院按照议和条件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到手未温的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只剩下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孙中山企图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然而没有成功，连原来掌握的几省地方政权也被夺去，只得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也在实际上瓦解了。
1914年8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妄图独霸中国。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借此出兵山东，把德国从中国占取的租借地青岛，胶州铁路及其沿线权益具有己有。美帝国主义也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力求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从此，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并与美国相争夺的局面。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因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承认了“二十一条”。12月12日，袁世凯登上了皇位，称“中华帝国皇帝”，决定次年改元“洪宪”。这种道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相继出现讨袁起义。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之好下令取消帝制。这场“皇帝梦”，只做了83天。树倒猢狲散，袁的一些爪牙也赶紧自谋出路，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6月6日，在于全国一片讨袁声中病毙。
（原注：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要求，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回复。该要求全文共5号：前4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列得的权利的转让，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港湾岛屿概不让与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条款项要求掠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并欲掠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出对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实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北洋军阀集团。由于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操纵，北洋军阀分裂成了若干派系，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是两个最大的实力派。稍后，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成为一大派。他们相互之间争夺中央政权，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联合起来，和北方军阀相对峙。此外，在各地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军阀。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彼此交争不已。
1917年夏，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企图赶走黎元洪。6月，黎下令解除段的总理职务，并调封建余孽“辫帅”张勋带兵进京。张勋趁机与保皇党头目康有为合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于7月1日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过13天就垮台了。14日，段祺瑞趁机取得了在北京的统治地位。他向日本借债扩军，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成立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琪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挣扎了一年，徒为军阀政客所挟持，孑然无助，失败而去。中国陷入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1915年9月，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1917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在北京发起了一个文化运动。，陈独秀等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进行一次思想革命，所以“国民愚弱”。他们要求国民性改造的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学，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年7月，由美帝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人文人胡适由美国回国，也到北大任教，并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文化运动，虽然开始了对孔教的某些批评，并且提倡革新文学，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论武器是从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到20世纪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如果停在这种水平上，也绝不可能给中国人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国人民在70多年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战斗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有新的革命阶级来领导。
“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派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的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它说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七十多年革命还证明，革命之所以没有胜利，是因为全国人民，主要是工农劳动群众没有充分的动员和组织起来。“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青年运动方向》）尤其是要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动员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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