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四）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四）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英和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加剧了。美帝国主义为了同日本争夺中国的霸权，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了由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国。会议达成了瓜分中国的协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它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打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幌子，肯定了各帝国主义强调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又回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地位。

　　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造成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了中央政权以后，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于1920年7月，发动了直皖战争。直系打败了皖系的主力，取得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着华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地盘。皖系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竭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2年4月发动了第1次直奉战争。5月，奉军失败，撤回关外。此后，日本又继续扶植奉系及皖系在浙江上海的残余卢永祥，同直系对抗。直系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力图“武力统一”全国，各地方军阀则标榜“联省自治”来对抗。

　　帝国主义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外国商品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了许多银行，借款给军阀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国家又在中国开办企业，经行铁路，矿山的投资，还通过“中外合办”的形式，兼并中国民族资本。这样，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军阀政府，而且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的加紧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加无已，使中国民族工业陷入停滞，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军阀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高涨起来，迫切要求党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这个任务，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担负起来了。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有着伟大的指导意义。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做了有关的报告。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区区少数的压迫民族，即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部分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列宁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第一步，应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它建立联盟，但绝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预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步骤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1922年1月，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了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同志举行大会。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宣平说：这个柯庆施可了不起，不仅亲眼见过列宁，而且与列宁握过手，是支持毛主席，能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的好战士。时代尖兵同志评价是：“柯庆施曾到苏联留学，又做过统战工作、兵运工作、经济工作、地下工作、军事工作，在中央、地方、军队、国外工作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素质全面、很有思想，绝非庸碌之辈”，而且他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他坚决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挥，是党内公认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践行最好的高级干部之一，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多项工作中受到主席好评。”）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中国这种“半独立性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名，代表党员123人。大会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这样的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的把持之下”，“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而，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党的最低纲领。

　　（原注：出自《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

　　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集中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8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斗争，但是，没有任何别的政党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只有这个纲领的提出，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来。

　　但是由于党还刚刚成立，对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表现了他的幼年性。在二大决决议中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但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就是二大的缺点。

　　（宣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出席党的二大。为什么？据《党史博采》论述：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快回到湖南，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此后，毛泽东又大力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等，又于翌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除了负责全省(还包括江西萍乡等地)的党务活动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队伍。1921年7月，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并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是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未得到答复，1500名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到广州。至1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进行武力威胁，封闭工会，更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的同情罢工。十余万工人步行回广州，行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工人6人，伤数百人。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纷纷声援，各地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斗争坚持了八个星期，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认增加公司，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

　　接着，又发生了长江船员罢工，上海邮政工人罢工和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公会，20万会员。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等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8月16日，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改为总部，由邓中夏同志任总主任，并且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 济南设立的分部。《劳动周刊》改名为《工人周刊》。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1922年8月爆发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十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在湖南，1922年10月到12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铅印工人大罢工和长沙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并派人组织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任总干事。到1923年2月，全国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的大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

　　安源路矿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路矿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毫无权利，生活十分痛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湖南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秋，毛泽东同志跋山涉水从湖南回到安源，他一到安源就串茅棚，下矿井向工人进行调查访问，考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有通俗生动的语言，宣传革命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战斗，争取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安源工人怀着对毛泽东同志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唱出了一首动人的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接触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后，马上派人到安源，同工人一起展开革命斗争，并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安源的工人群众，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迅速的觉醒起来。

　　1922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办起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发展了第1批共产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光荣的诞生了。毛泽东同志严厉的批判了“联络感情，涵养德性”的机会主义口号，提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解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的革命口号，作为俱乐部的宗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的300人，迅速发展到7000多人，团结的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2年9月初，安源的一场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在这紧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亲自来到安源，他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党支部会议，倾听工人的意见，并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式，明确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罢工前夕和罢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有多次指示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全靠工人自己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志。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要坚持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部署下，6月14日安源路矿17,000多工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工人们向路矿当局提出了17条要求，高呼战斗口号，紧握岩尖，斧头冲出矿井，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资本家勾结北洋军阀政府，调来了大批军警，企图镇压工人，这时，工贼XXX也跳出来帮腔，替资本家出谋划策，搞什么“文明罢工”，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觉悟了的安源工人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们把资本家的反动军警包围起来，占领了矿井和锅炉房搬来的炸药，齐声对资本家喊道：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打它个片瓦不存。斗争坚持了5天，终于粉碎了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破坏，迫使路矿当局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此后毛泽东同志还几次到安源去指导工人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极端仇恨。1923年2月，他们挥舞屠刀对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

　　京汉铁路各站工人，自1921年以来，陆续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到1922年底，全路16个单位都有了自己的组织。1923年2月1日，各站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闻信后，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硬是不让工人开会。工人代表列队冲开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在反动派的武装包围下坚持开会，宣布总工会成立。吴佩孚接着又下令捣毁并封闭总工会，总工会已经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继续办公，号召工人向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2月4日，总工会一声号令，在三个小时之内，全县工人都罢了工，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江岸1万多工人上大街游行，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啊”，“打倒军阀”等口号，充分的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斗志。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馆立即怂恿军阀政府用武力解决，汉口英领事直接和军阀策划屠杀工人。2月7日，两营反动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32人，伤2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数十名工人被捕，反动派把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鲜血溅地，巍然不动，坚决回答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最后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的鼓舞着人们前进。同日反动派在长辛殿也进行了屠杀。2月25日，又在武昌杀害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

　　（原注：出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惨案发生以后，党立即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抗议吴佩孚残杀工人的暴行。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铁路工人和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工人纷纷举行了同情罢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全省公团联合会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并捐款救济“二七”遇难工人。京奉，京绥铁路工人，香港海员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革命群众，也都纷纷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在各地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工人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有坚实的基础，力量强大，工人组织才保存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进行了农民运动，1922年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讲课中，他就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中夺回土地。1923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湖南党组织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村工作。9月，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解除自己的困苦而斗争。农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增至10万人以上。在农会的组织下，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外运谷米棉花的斗争，同时酝酿减租减息。这些斗争，虽然受到反动武装的多次增压，但是革命的烈火已经点燃起来了。

　　在广东，1922年，彭湃同志组织海丰农民，成立了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发展到10万人。这一年，天灾严重，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但受到了反动派的镇压，海丰县农会的斗争，很快的影响了广东各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相继地成立了农会，会员共有20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

　　第一次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但是，斗争的实践说明，无产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如果不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初，就初步的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党的二大正式发出了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我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7人，代表党员432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确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找不到出路，屡遭失败，一筹莫展。孙中山想整顿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成效。1920年11月，他在广东依靠军阀陈炯明重建军政府。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叛变，炮轰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退避到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孙中山以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三大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国民党，估计到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作出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讨论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经出现了两种机会主义观点。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陈独秀不懂的世界革命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否认当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坚持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依然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主的革命。他主张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三大前后抛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以及在三大的发言，宣称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污蔑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鼓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他提出了由国民党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投降主义的纲领，宣扬“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是从胜利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妄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政策在党内的反映。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是不能参加民主革命的。他们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这是从“左”的方面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大会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正确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使党能够团结各革命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斗争，从而大大的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大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解决定，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四）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的三大以后，全党加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早在1922年8月，孙中山表示接受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该研究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并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党纲的机构。1923年11月，我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孙中山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林伯渠同志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参加了领导工作，并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国民党中央有好几个部长都有共产党员担任，有的部长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许多国民党的省党部也由共产党员主持。群众组织大多也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通过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改组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我们党以广州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广东全省处在大小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之下。军阀陈炯明占据了东江流域，带成就名的党羽邓本殷占据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他们都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的滇桂军阀也都在省内拥兵自重。广东全省军政，财政不能统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只有空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联合孙中山，积极的将广东改造成为革命的基地。

　　1924年5月，在我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肖楚女等同志，先后在这个学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很多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黄埔军校的创设，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广州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新的发展。1924年7月，爆发了广州沙面罢工。沙面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的租界地。英帝国主义者颁布了一条新警律。规定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带有执照，而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15日，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月余，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打击了帝国主义，震动了广州和香港。接着，广州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从东江一带向全省发展，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英帝国主义把广东的革命势力看作他的死敌，指使反动武装广东商团，于1924年10月间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党发动群众，制止了孙中山的动摇，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0月14日夜到15日晨，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工团军，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等主体的革命武装，消灭了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广东革命政权初步稳定下来了。

　　（原注：广州商团，是广东地区豪绅买办阶级的一支反动武装，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大部分则缴械投降。）

　　这时北方正在进行直奉战争。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北京政府，指使奉军在11月24日进关，排挤了冯玉祥，支持段祺瑞当了“临时总执政”。

　　在北方军阀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北洋军阀政府更迭的时机，我们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扩大民主革命的宣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上海，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先后成立的国民议会促成会。孙中山赞成并参加了这个运动。1924年11月，他应邀冯玉祥电邀北上，次年1月到达北京，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抗，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原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进行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解。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推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政权落入段祺瑞，张作霖手中。段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于1925年2月召开御用得的善后会议，名为讨论直奉战争后的善后问题，实际上以此欺骗舆论，反对人民的反军阀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权的逐步加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950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建立党的组织。这次大会为加强党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做了准备。党的四大明确的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大会没有注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缺乏应有的结论，这说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革命步伐。继沙面罢工以后，上海，汉口等城市也发生了上万人的罢工斗争。到了1925年的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青岛，杭州，唐山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的罢工斗争，便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式。

　　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281人，代表了5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工农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决议案。这样，中国工人就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的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闭幕不久，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1925年2月，上海22个日资纱厂4万多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在共产党员刘华同志的带领下举行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但事后却拒绝履行。接着，青岛日资纱厂1万多工人也举行大罢工。五月中旬，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又举行了罢工。5月15日，日本厂主开枪屠杀罢工工人，打死了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多个工人。这一事件引起了上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在党的号召下纷纷起来支援工人。5月28日，上海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8人。这天，党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2000多人，分头在租界内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监控，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演讲，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许多群众自己参加反帝示威的行列。在南京路上，群众和演讲队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炽烈的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派出大批武装巡捕，在南京路上一带逮捕了100多名工人和学生，关进捕房。愤怒万分的群众一齐拥向英租界的老闸捕房门口，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帝国主义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10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形成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当日深夜党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实现全市人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并立即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31日晚，产生了上海总工会，统一了上海的工人运动。6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了市。6月7日，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学联合会。1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20万人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取消临时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凶，赔偿，道歉等内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革命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重庆等许多地方，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五卅运动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简称省港大罢工）。6月19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的领导组织下，香港10余万工人举行罢工，返回广州。23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因帝国主义开枪扫射，当场打死50余人，重伤百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一事件，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人民。香港罢工人数一下子便发展到了25万人。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香港的轮船，火车，电车，汽车和工厂的机器，绝大部分都停止开动，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物价大涨，满街都是垃圾，香港一直变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坚持了16个月，严重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的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个时期，我党还进一步发动了农民运动。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在斗争中培育了中共韶山支部。从1924年到1926年5月，广东农民协会发展到61个县，入会农民有62万人。海陆丰地区各县农民热烈地开展了减租和反抗地主武装——民团的斗争。县农民协会实际上代替了当时的县政府，起了政权机构的作用。到了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高达98万多人，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队伍。

　　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24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于1925年从湖南来到达广州以后，亲自主持第6届讲习所的工作。学员来自全国21个省区（包括内蒙古）人数增加到300余人，超出了历届讲习所的人数。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周恩来同志，肖楚女同志，恽代英同志，彭湃同志的也在讲习所任课。讲习所特别注重阶级教育和调查研究，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了军事训练，为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党依靠农民群众和革命军队，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进行了多次革命战争。1925年初，广东的革命军队，从广州出发东征，得到东江农民的援助，打败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随后，又回师广州，消灭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7月，在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政府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接着，便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6个军。在这些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工作由共产党员负责。从军部到连部的国民党党代表，实际上是共产党人。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2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这些战役中，站在战斗的最前面，通过这些战役，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奠定了北伐战争的基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惧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从国民党开始改组起，国民党的一些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就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进一步进行了反革命活动。11月23日，以谢持，邹鲁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这个反革命小集团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接着，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也伺机活动起来。辛亥革命时，蒋介石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头子陈其美的门下。此后，在上海交易所充当经纪人，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1922年，跑到广东去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蒋介石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先后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位。他以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反动军人和国民党反共分子为中心，在广州组成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他们鼓吹“戴季陶主义”，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原注：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组织。它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于1925年11月在广州建立。主要人物，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策划下进行的。

　　戴季陶主义，是由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戴季陶创立的。1925年起，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大肆宣扬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妄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论文，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坚决主张通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除一批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争取在改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1926年1月，经过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中左派的力量占据了优势。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孰视无睹，幻想用退让的办法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拒绝执行1925年9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要坚决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而认为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非把他们挽留在同一战线内部不可。陈独秀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妥协谈判，把戴季陶，孙科等一些右派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坚持把蒋介石，张静江等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这就为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抓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1926年3月18日，他指使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广东革命政府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给蒋介石使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时，蒋介石又指使他的党羽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3月20日，蒋介石派兵占领了中山舰和其他军舰，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320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要警惕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主张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有力的反击，并抓紧时机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但是陈独秀从来就是轻视军事工作的，他早就宣称：“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广州军队“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因此，他主张“停止军事行动”，这次事变发生后，他生怕得罪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而顽固的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任凭蒋介石夺取军权。他不仅不敢揭露事情的真相，反而荒谬的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党员包办了国民党的工作和蒋介石误信了谣言，竟然一再向蒋介石进行解释和道歉。6月9日，陈独秀还在《响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胡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宣平说：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的投降主义与独秀无二。）

　　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一步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限制国民党的4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1/3，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在给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进两党联席会议的讨论。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名单的阴谋。但是，陈独秀竟以共产党中央名义，1926年6月4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这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臧否”。他完全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迫使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就这样，蒋介石顺利的窃据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务，并安插了他的党羽替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还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在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自愿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农民，竭力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这是从左的方面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1926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文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做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

　　无产阶级要不要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1905年俄国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就深刻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的，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坚决的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的这一论断批判了孟什维克和托洛斯基，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一光辉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革命有成功的把握。“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怎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明确的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而国民党右派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指出资产阶级绝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到达胜利。在国际上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民族资产阶级必定要很快地分化，没有独立的余地，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明确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同时，必须保持阶级警惕，同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反动倾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中国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正是这些贫苦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那么，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深刻的揭示了我党四多年来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明确的宣告：“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光辉著作，及时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做了科学分析，正确的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领导力量和同盟军这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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