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五）（六）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任务，已提到我们党的面前。
1925年11月，毛泽东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革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扩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革命运动，改革民政财政司法与教育，以便在最短的时间中发兵北进，举行北伐革命战争。1926年2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的政治主张。
（宣平说：原本1922年团的一大，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不广，所以青年团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国内大革命的发展，在1925年团的三大，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1年918事件发生后，青年团改为“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联合会瓦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前夕，则改回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动。1926年4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和主张。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同农民一致奋斗，拥护和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战争的先锋部队，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原直系军阀而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有军队约20万人盘居在湖南的一部，湖北，河南两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也有军队约20万人，盘距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张作霖的军队约有35万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以及津浦铁路北段。1926年3月，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了共同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吴佩孚和张作霖互相勾结，并纠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河北，京津一带，进攻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318惨案。疯狂镇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6月间，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密谋划分势力范围，策划反革命战争。他们议定：在南方有吴佩孚出兵湖南，作为进攻广东的准备，在北方由吴，张合力加紧进攻机冯军。孙传芳一面伺机进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挂起“保境安民”的招牌，对抗吴，张势力的扩展。
（原注：冯玉祥所部原属直系北洋军阀。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成争期间，直系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率领所部起兵反直，从前线返回北京，占领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直系头子曹馄，改组了内阁，使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迅速瓦解。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驻扎在北京、天律、河北一带。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冯玉祥率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宜布拥护国共合作，参加北伐战争，随即带领部队进入甘肃和陕西地区，并进军河南郑州一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反革命逆流的高涨，冯玉祥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参与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反革命罪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击国民军，掩护奉系进攻。事后又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沾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赴段祺瑞政府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北伐军根据敌强我弱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以两只前肢军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金军，准备首先消灭吴佩孚部队，然后集中力量进军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作战消灭张作霖的部队。
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加上第七军，第八军共约5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战斗力较强。叶挺独立团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参战下，迅速展领攸县，连克泗汾，醴陵。7月12日，北伐军进入长沙。19日，四，七两军在农民协会帮助下由小路包抄敌军，一举攻克平江。22日，占领岳阳。接着，北伐军进入湖北作战。8月25日，吴佩孚急忙率部分主力，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等待援军，并策动孙传帮夹攻北伐军。汀泗桥一役，成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关键。26日，北伐军第四军猛攻汀泗桥，激战一天，进展不大。27日拂晓，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在农民的引导下，由右翼迂回，出敌不意，从高山上猛冲下去，突破阵地，敌人仓皇溃退。独立团在攻占汀泗桥后，不避艰险，乘胜追击，午前又攻占了咸宁县城。29日，独立团会同四军一部，穷追猛打直驱贺胜桥，击溃敌主力数万人夺取了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狼狈退守武汉。9月1日，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6日，克汉阳，7日，吴佩孚逃往孝感，留下2万多人盘踞在武昌孤城，进行顽抗。北伐军围攻一月，未克，10月10日第2次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在这些决定性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表现了勇猛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屡建战功，光荣的被人民称颂为“铁军”。至此，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在江西，福建战场上，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为主力，九月间，两湖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趁势占领了江西南部和西部，直逼南昌。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军教导师，为了抢占南昌，也急忙赶来。但由于蒋介石在该军排挤了共产党人，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与孙传芳部一交锋，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其他各军协力猛攻，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于11月初占领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方面，由于孙传芳主力在江西战场，敌军内部又发生分化，东路军何应钦等部未经战斗，在12月18日占领了福州。
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相继被歼以后，1927年初，北伐军分为三路继续进军：西路有两湖北上攻河南，东路由福建去攻取浙江，中路由江西去安徽，江苏进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南京，上海。2月17日，占领杭州。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这才进入上海。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南京。
从1926年7月到1927年4月，不到10个月的时间，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和上海，南京，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沉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在北伐战争中，我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北伐军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并组织了北伐军后方和北洋军阀统治区的群众运动，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立即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单是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给了北伐战争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各县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支前参战活动。农民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宣传队，慰劳队，迎宾队，破坏队，武装队等等，与北伐军并肩战斗。他们满山遍野的布置松树炮和鸟枪爆竹，竖起革命军旗帜，鸣号擂鼓，使敌军丧魂落魄，晕头转向。他们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引导北伐军飞兵奇袭，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他们拿起各种梭镖鸟枪以至锄头扁担，直接参战，勇猛杀敌，正是有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支援，北伐军方能有巨大的力量，迅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北伐战争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奋战之下取得迅速的胜利，这是违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主张的。在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发表文章，反对北伐，他否认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不懂得争取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自愿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北伐战争中，陈独秀完全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不去扩大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北伐军的指挥权大部落在同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旧军官手里，特别危险的是操在反革命阴谋家蒋介石手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使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不能充分掌握在人民手中，以后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后又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集中全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17个省的800余名学员，有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象疾风暴雨一样，猛烈的开展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和领导的，站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最前列。北伐出师前夕，湖南全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革命的深入发展。1926年12月，湖南省第1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52个县，两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170人。开幕那一天，工农群众20多万人参加了典礼，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两次重要的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斥责了那种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的谬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1927年初，湖南全省已有5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会员激增了200万人，能直接带领的群众达1,000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在农民协会主持下，实行了许多打倒封建势力，扫除农村封建秩序的革命措施。农民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乱说乱动，农会瓦解了地主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梭镖队，一切土豪劣绅看到梭镖队就打颤。在经济上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取缔了高利贷。农民协会还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并开始进行整顿乡村道路和兴修水田水利。这场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前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利归农会”。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也迅速的向前发展。1926年7月底，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近72,000人，到1927年5月猛增到250万人。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也很快，1926年10月，农民协会会员不过6000人，到1927年6月达到了382,000人。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安徽，河南，广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也都迅速的发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约达915万多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将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也猛烈的发展起来。北伐前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有76个工会，10余万会员，北伐军进占长沙后，改名为湖南全省总工会。1926年12月初，湖南第1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代表226,000多的会员。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做了重要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江西南昌市总工会，也分别在1926年10月和次年1月宣告成立。此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工人组织也很快的发展起来。工会组织的统一和扩大，使工人群众更有组织的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工人，积极参加了和支援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工人，也以英勇的战斗来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足或起义过程中其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失败了。在准备发中第3次武装起义时，党委派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组织了5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中午，有80万工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实现了。接着，就转入了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3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3月22日解放了上海，夺得了起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1927年1月3日，武汉20万群众举行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我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讲演，英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水兵横加干涉，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5日，汉口的工人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的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在九江发生了英国军队枪杀工人挑衅事件，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英勇的占领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英国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被迫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增调了大批军队到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和施加军事压力。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援助军阀吴佩孚炮击北伐军。1927年1月，美帝调集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舰队以及驻菲律宾的陆军，赶赴上海。英国从本国和印度调集远征队12,000名来上海，并把原驻我威海卫的第2舰队兵舰和鱼雷艇27艘移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在1月间派遣驱逐舰4艘和巡洋舰一艘来华，与英，美，法合力“保护上海”。3月27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猛烈的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帝国主义还通过分化革命阵线，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从内部来破坏革命。1926年底，英帝国主义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虚伪的声明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之权”，企图以次麻痹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1926年初，美帝国主义派间谍分子到武汉试探蒋介石的态度。次年1月26日，美国国务卿开洛发表了一则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2月，美国又派代表去南昌和蒋介石会谈。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和张作霖勾结，以便于他独霸中国。1927年1月，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顾问曾到南昌和蒋介石密谈，蒋介石也派代表到北方同张作霖秘密协商。
在帝国主义的分化下，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叛变革命的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他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擅自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陆、海、空军都归总司令统率，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归总司令管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总司令任免。在北伐战争中，他沿途招降纳叛，收编了大批原北洋军阀“倒戈”的部队和土匪，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1926年底，当革命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时，蒋介石就在南昌安下了反革命的总司令部。他提出要把广东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加强控制。这一企图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反击下，遭到了失败。1926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公开要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一批买办政客，纷纷麇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原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政学系反动政客黄郛，张群之流出入于反动的蒋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江浙财阀虞洽卿也窜到南昌，为以反共灭共为条件，资助蒋介石6,000万元反革命经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积极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反动反革命政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党能否正确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农民运动。他们制造种种谣言和借口，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地主武装，同混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勾结一起，拘捕、残杀农民领袖和革命群众。资产阶级也害怕群众的充分发动，叫嚷“工农运动过火”，污蔑农民运动“过分”，以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分裂统一战线。
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抛出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大肆皱吹阶级投降主义，不许农民革命。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他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宣扬所谓“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胡说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规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农村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己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鼓吹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一九二七年初，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投降主义路线，并且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
为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对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三月，发表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伟大的农民运动，痛斥了阶级敌人和陈独秀之流诽谤农民运动的种种澜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如果连这一点子变动都没有，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敷了。现在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几个月内做到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所谓“槽得很”的谬论，完全是站在地主方面打击农民的反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针对陈独秀维护地主权力的反动主张，坚决地提出：“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为了打碎地主政权，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指出必须把地主手里的旧武装拿过来，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农民政权机关的管理之下。同时，还必须发展农会的梭镖队，建立“挨户团非常备队”，“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
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
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面对着伟大的农民运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检验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陈独秀搬出孔老二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来反对革命，正当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他却叫嚷什么“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竭力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痛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批驳了中庸之道类反革命谬论。深刻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
苦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公开揭露了蒋介石镇压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伟大思想，从而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前进的
方向。
这篇伟大文献在湖南发表后，对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的作用，农村大革命不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的干扰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不仅拒绝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路线，甚至还极力阻挠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这就使得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原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于1927年2月18日，把持《向导》编辑大权的陈独秀，彭述之拒不发表。到3月5日，湖南省委机关《战士》陆续发表，12日，《向导》才勉强发表了全文的前半部，而削去了14件大事部分）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挽救他们的反动统治，指使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向革命发动了进攻。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在九江组织流氓匪徒，袭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二十三日，在安庆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蒋介石从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奔上海、南京，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帝国主义应通过租界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三万多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意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则组织流氓打手，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将介石一边。
（原注：见1927年4月2日《北华捷报》）
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又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蒋介石为了取得国民党内各派反动势力，特别是与他同时进入上海的桂系军阀的支持，从四月一日起，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
议，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蒋介石指使下，一小摄国民党政客，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的呈文，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蒋介石还利用流氓、地痞、恶棍、工贼，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他又将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周凤岐部进驻市区，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并成立戒严司令部，发布戒严令，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施展政治欺骗来麻痹群众。当工人代表要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的消息时，他满口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四月六日，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
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原注：见1927年3月29日《申报》）
在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陈独秀表现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叛卖。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缴获了步枪四千支、机枪二十多挺。但陈独秀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加强工人武装，而且对己经组织起来的二千七百人的工人纠察队，也采取消极态度，不予支特，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外报纸早有披露，工人群众也多次反映反动派将对工人进行袭击，陈独秀却毫不在意，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直到四月五日，陈独秀竟然伙同汪精卫炮制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没有一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反而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硬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鼓吹同这个独夫民贼“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帮助蒋介石解除了群众的思想武装，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之后，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镇压。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就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在龙华的司令部，进行毒刑拷打和屠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配合下，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
四月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了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进行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
“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因事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终于措手不及，一千七百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军队占领。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几万以至几十万人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五十万群众在集会后，向龙
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宜布继续办公，并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海员和店员工人等二十多万人，不顾白色恐怖，实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来，但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烈士的鲜血流成了河。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的有一百多人，受伤的不可数计。
接着，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多人，流亡失踪的五千多人。从这时起，上海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都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这是刽子手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四月十五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达二干一百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二千多人。肖楚女等同志也在这时牺性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蒋介石的
屠刀下牺牲了。烈士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树起“驱逐共产分子”，实行“反共”的黑旗，勾结广西军阀，笼络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纷纷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挽救革命的危机。陈独秀企图拖延大会的召开，但受到普遍的反对，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对自己的投降主义，不仅没有作认真的检查，而且还多方辩解，坚持错误。他坚持认为，“中山舰事件”中的无原则让步是“正确的”策略，无产阶级只能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他还认为目前不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土地问题等待以后再说，不然就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进行。他被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吓昏了头脑，认为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不能发展革命力量，应当退出东南省，到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北部去。这种逃跑主义的谬论，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重要提案，主张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工农。但大会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拒绝讨论这些正确意见。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由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在提交“五大”批准时，也遭到否决。陈独秀一伙还竟然把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阻碍了批评的深入开展。同时，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武装斗争等许多迫切问题也没有解决。陈独秀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把持党中央，推行并发展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未能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加强军队中的工作。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正确意见。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各种革命力量随着集中武汉，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武汉，切断长江和京汉铁路的交通运输，对武汉实行封锁。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军舰停泊在汉口，并关闭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武汉地区的地主豪绅、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攻击工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以关厂罢业、抽逃资金，来对抗革命。武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但是，武汉政府管辖的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地区，拥有七干万人口，有相当大的工农革命力量可以依靠。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到处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下令讨伐。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武汉工人接管了反动资本家非法关闭的工厂，并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已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自卫军普遍地建立了起来，不仅有了梭镖，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枝，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两湖地区的农民协会，惩办了不法地主豪绅，控制着粮食和食盐的运销，筹集了大批军粮供应前线。因此，只要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人民武装，仍然可以有力地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使革命继续前进。
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造成了在革命紧急关头党内的极端混乱，使党无法领导革命前进。混在革命阵营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迅速地走向公开叛变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在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一连串反共会议后，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汪精卫暂时急藏起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继续打扮成国民党左派，大骂蒋介石是革命叛徒，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仍然把持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窃踞了武汉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随着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激化，汪精卫也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宣言，声称要“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
盖”，限制工人的“过火要求”，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次日，又放出保护“善绅”的命令、攻击农民运动“破坏公共秩序”。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岗和黄陂两县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反动军官的军事叛变也接踵而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纠集一小最反动将领、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在湖南、湖北发动军事叛变。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
汉北伐军大部分开往河南前线，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率部进攻武汉，一直打到武汉郊区。叶挺部队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进行英勇反击，将夏斗寅部击退。五月二十一日，在武汉国民党军事首领唐生智的支持下，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发动了”马日事变”。
许克祥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并夺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六月六日，反动军官，江西省长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宣布“共产党人限期出境”、“停止全工省农运动”。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已日趋明显，武汉已为反共透流所淹没。但是，陈独秀还是极力拉拢汪精卫国民党，继续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六月三十日，陈独秀主持中央扩大会议，起草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作出十一条规定，宣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总之，一切听从汪精卫国民党的摆布，汪精卫国民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陈独秀不但不敢进行斗争，而且也跟着攻击工农革命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过火行为”，命令记者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并由党中央宣传部发宣传提纲“纠正”、扬言违者“严罚”。汪精卫国民党要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就借口“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指示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可以“请假”，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处地方政权必须尊重武汉政府之最高领导权。
（原注：参考《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特别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更是采取了取消主义的可耻立场。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政府也被迫答应拨二千支枪给工人纠察队。但是陈独秀竟拒绝接受武器，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诚”。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时，湖南十万农军拿起武器，高喊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围攻长沙。许克祥只有一千人枪，龟缩在长沙城内，农民武装是完全可能把这些叛军消灭的。可是陈独秀却害怕会遭到唐生智的反对，竟然下命令停止进政。结果，农民武装的大部分被迫撤退，小部分孤军奋战，被敌人击败。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杀出城来，在各县屠杀工农一万多人，湖南农民武装儿乎被摧残殆尽。六月底，陈独秀又借口“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时，叛徒xxx，利用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权，也积极加以配合。他们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全部三千余支枪枝和弹药，连同童子团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齐，拱手交给汪精卫武汉卫戍司令部。
（原注：参考《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在革命最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许克祥叛变、湖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时，毛泽东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去湖南工作，组织革命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可是只有十天，陈独秀就把毛泽东同志调回武汉，并且指责对反革命的反击妨碍了国共合作。蔡和森同志也写信给中央常委，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建议党中央及军委立即作一军事计划，坚决反击敌人，不作鱼游釜底，静待反革命处置。但同样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作出两次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等。陈独秀一伙擅自扣留了文件，不让党内干部知道，却先送给汪精卫看。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向党员公开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竟以“这是
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为借口，拒绝了任弼时同志的要水，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作出的关干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由于陈独秀凭借其总书记的权力，实行家长制统治，压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主张，顽固的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领武汉政府北伐军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派出代表去南京，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间题。十九日，名介石、李宗仁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汪精卫反动派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本章小结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
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为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主席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中国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这次革命的大演习，就不会有以后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锻炼，经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锻炼，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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