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开放
扩大地域和领域。
最初，我国改革开放以沿海为主，其后在90年代初开放了长江流域，接着在南巡后进一步扩大开放。到1997年前，几乎开放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南巡之后的这一次开放，在领域上更加宽泛，包括新开商业批发、银行、保险等。同时增加了外商独资企业【以前要合资】。
其时，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饱和【WTO之后又有增加】，吸引外资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项目，外商的来源也发生变化。以前主体是中小型外资【港澳台等】，现在是大型跨国集团【1996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748亿美元，其中1992-1996就高达1515亿美元】。以前看重出口，现在看重中国市场【出口比重仍很大，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46%】。
民族工业开始和外资正面交战。到2005，有资料称，27个行业中22个行业外资垄断前三。2005年前后，也是民主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们痛斥外资，大声疾呼，警示国人。从他们所述看，中国似乎再次沦为了欧美经济殖民地。然而，他们没看到中国庞大的国资工业集团和金融集团，因此也没能正确估计中国资本的潜力。
除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地域和领域外，我国还加强外贸制度的改革。进口方面进一步取消配额管理，大幅度降低关税。出口方面调低出口退税率，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1997年，累积外汇储备1400亿美元，次于日本，世界第二。
二、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和主要方式的变化
（一）外贸政策的沿革
1、1949-1978，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贸易政策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目的不是出口创汇】。
2、1978-2001，我国逐步融入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是“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保护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证国家关税收入”。在这一阶段我国限制贸易经营权，鼓励劳动力要素参与外循环加工贸易，定位从调剂余缺变为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迅速增加。
3、2002-2011，我国加速融入国际循环，对内完全放开贸易经营权，政策从鼓励出口转为“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资本、技术等要素逐步涉足外循环（之前主要是劳动力），外贸企业中，低技术产品的比例开始降低。
4、2012至今。外贸政策以“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为中心，要在建设国内市场的同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一阶段从进出口并重，转为“扩大进口规模”，2017后提出“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2012提出积极扩大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2018年，支持关系民生的产品进口，拓展一带一路国家进口。2020提出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双循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试图再平衡，是我国外贸的国际大背景。
（二）主要方式的变化
与前述政策相适应，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方式也发生了几次变化。
首先，我国80年代大量引进欧美港澳日韩的落后产能，加上沿海的小私企，形成了外贸的主要方式，即低技术含量、高人员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外贸，因此这一时期的加工贸易占比不断提高（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等）。大致从1994年开始，加工贸易占比超过一般贸易，直到2006年。
其次，我国加入WTO后，开始全面进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外贸企业也开始逐步增多。一般贸易占比开始增加（一般贸易标志着一国核心贸易能力），直到2010年前后，占比超过加工贸易，并持续走高。
（三）我国高科技贸易产品
数据显示，我国贸易中高科技产品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2010年后更是如此。这和直观感受有些出入（毕竟有大量的小黑厂），但也不能说完全不一致（的确有很多科技含量较高的出口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013年前后，人民大学一份报告指出：出口方面，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占比很高，这是一种误区，是国际分工导致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则主要处于生产和加工制造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而并未占据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等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的关键环节或高端环节。”
人大报告从OECD 的一个划分标准切入分析。在1986 年，OECD将R&D 经费强度（R&D 经费/销售收入）高于4%的6 类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1994 年，又根据研发强度的变化，将高技术产业范围调整为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等4 类产业。
根据上述标准，人大分析说，“如果以OECD 规定的4%R&D 经费强度值作为高技术产业划分标准，那么中国没有一个行业可以达到高技术水平。而事实上，即使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的特殊情况，将4%R&D 经费强度下调为1%，那么，截止2011 年，中国也只有7 个行业达到高技术产业标准。”
这是人大2013年时，以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做的分析。又发展了10了，中国外贸的高技术产品应该会更多一些，但是关键领域被卡脖子，还是比较严重。
（四）贸易依存度和世界经济再平衡
1978，我国出口依存度4.6%，进口依存度5.1%，1994达到第一次顶点，21.4%，20.5%，2006达到第二次顶点，35.4%，28.9%，随后逐步下滑，疫情期间又略有反弹。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体系的波动、危机，必然以某种方式传导到我国。
净出口/GDP的比值（衡量贸易平衡）在2006年达到顶点（约7.8%），随后不断下降，曾一度处于3%的区间内（被视为贸易平衡的区间），疫情以来再度上涨。
（五）从GVC（全球价值链）指数看我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GVC地位指数。可用于反映产品的科技含量（表现为地位）。该指数越大，表明越倾向于上游环节生产，主要通过出口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反之，则是使用外国的中间品加工再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即劳动密集型）。
GVC参与指数。可用于反映贸易依存度。该指数越大，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反之则越封闭。
2012-2016，我国GVC地位指数不断上升，参与指数下降（这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同时我国体量变大，内需扩大【我理解其实是发展模式转变，从外贸-投资，变为负债-投资】，外贸依存度就下降了，体现为参与度下降）。2017后，GVC地位指数明显下滑，参与指数上升，这可能和贸易摩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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