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法国工人在巴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赞扬巴黎公社革命,多方帮助公社革命者,而且立即搜集和研究有关公社活动的资料,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写出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法兰西内战》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导言,指出,当公社最后一批战士殉难只过了两天,马克思就“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写的导言,都受到了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高度赞扬。列宁把恩格斯写的导言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叙述了巴黎公社存在的72天中的实际活动,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思想。消除腐败现象,建设廉洁的新政权,是《法兰西内战》中论述的重要内容。重温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任何行为,不仅要从行为本身寻找原因,更重要的,应该从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来寻找原因。人们的行为,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马克思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不仅分析腐败现象本身,更多地是分析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国家及其官僚制度。
腐败现象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腐败现象。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原来为公众服务的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众的财产,把公共权力私有化,于是腐败就产生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成为世界范围内久治不愈的毒瘤。特别是在国家产生以后,许多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谋取私利,助长了腐败现象的发展。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
二、主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资料私有、极少数剥削者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侵吞公众财富的社会,而管理社会的公职,必然是官员的私有物。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所代表的利益是少数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必然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对立,从而难以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传统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应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呢?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这种政权与以往任何凌驾于人民之上、与人民对立的资本主义政权不同。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人民取得了政治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所掌握的权力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而人民则既拥有了政治权力,又掌握了原来由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的那些物质和精神力量,因此就能够形成对国家公职人员行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被铲除了,因而腐败现象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
三、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有一种现象带有普遍性:许多人在开展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能够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是社会的“公仆”。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就开始脱离群众、欺压百姓,逐步地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恩格斯认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就可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这些措施给予高度的赞扬,认为这些措施可以“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
四、建立廉价政府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豢养了大批的军队、警察、官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国家政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资本和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这种状况既加重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负担,促使民不聊生的局面恶性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他主张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该建立“廉价政府”。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政府方面的做法:“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应有的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他设想:“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的目的的职能。”
马克思强调指出,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不仅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还厉行节约,实行经济改革。”
五、政府官员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的制度
实行国家公职人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的制度,对于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防止其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这种制度,公民可以将那些清正廉明、社会威望高、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国家机关,从而保证国家政权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公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也便于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对于那些以权谋私、有各种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选民可以将其罢免,从而有效地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巴黎无产阶级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自己的领导机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选者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之中既没有混迹官场玩弄权术的官僚政官,也没有老于世故的所谓名流显贵,但他们在工人阶级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们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随时可以罢免。各级政权机关也都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这些措施并指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务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马克思认为,这些措施“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六、加强监督工作
腐败和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腐败,一般地说,是指掌权者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监督,可以起到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可以起到警告和预防作用。通过监督,可以使掌权者不敢轻易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而防患于未然。其次,可以起到补救的作用。通过监督发现各种错误和违法乱纪现象,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再次,可以起到改进的作用。通过监督发现各种问题,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完善各种机制,堵塞漏洞,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正因为监督对防治腐败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非常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他多次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加强对权力监督的措施,认为这样做,使一切社会公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掌权者也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而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七、实行政务公开
实行政务公开,增加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是防止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巴黎公社,许多政务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必须经常参加选民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把自己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1871年4月15日起,巴黎公社的报刊每天公布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公社会议记录,以便让人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马克思对这些措施大加赞赏: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公社“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这些措施,既能够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也能够有效地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总之,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实践经验,而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又很短,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思想大多是原则性的,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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