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要求。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他拟定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毛主席和他所组织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该教科书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紧密结合我国十年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下了一些批注，真正地、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指导意义相当巨大。
读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教科书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以空前的高速度不断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可能性。”
我们的高速度发展，也有此根据。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前所有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生产的不断扩大。”
难说。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办？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即更快地发展的规律密切联系着的。这个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
教科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以狭隘的消费观点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现为：忽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必要性，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必须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甚至主张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比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发展得更快。”
是对我们的并举方针的歪曲和攻击。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主阻碍广泛推广新的技术发现，只有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时才在自己企业中利用它们。”
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样的东西，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还不是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那种与私有制和竞争有关的‘营业秘密’，一切技术成就、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全民的财产，在适于采用它们的任何一个国民经济部门中都可以利用。”
不见得没有。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能够全面发挥人民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
这里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读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①
教科书说：“列宁在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时指出：没有长期计划便不能领导经济，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任务就是‘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
对。
教科书说：“没有浪费社会劳动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来保证社会劳动及其成果得到合理而节约的使用，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
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今天看来是合理的、节约的事情，过一个时期，由于新的条件，又成为不合理、不节约的事情了。
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
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教科书谈到“保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必要比例的先决条件”。
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
教科书说，“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间的正确比例”，“要求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的增长能满足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需要”。
事实是长期不能满足。
（待续）
据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名义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的主要部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收录，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读该书时批注和谈话的风貌。
邓力群同志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做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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