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世界”是西方社会自我标榜的惯用标签,“自由”与“不自由”成为区分意识形态阵营的判定语言,意识形态化的“自由”理论给予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道义的粉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通过分析所有权的发展历史,从自由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揭示了资本形成带给劳动者的不自由,动摇了西方“自由”理论的道义基础,打破了资本主义对所有权的历史禁锢,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确立为未来社会的核心目标。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要祛除资本主义“自由”的意识形态魅惑,从所有权发展的历史逻辑中提炼世界性的中国话语。
一、自由与所有权的概念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即被视为原初所有权形式。劳动者交易劳动力、获得劳动报酬以及支配劳动所得的自由,似乎均与私人所有权有关,私人所有权因此与个人权利建立了联系。政治哲学、经济伦理学、法哲学在论述个人权利时都以私人所有权为立论的前提,或者以维护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为旨趣。私人所有权经由“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粉饰,转化为法权上的证成,从而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
亚当·斯密继承了洛克开辟的劳动价值论道路,将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源泉,他高调提倡保护劳动力所有权,甚至提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斯密认为体力和技巧是劳动者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劳动者享有择业自由、流动自由的权利,任何损害劳动所有权的行为同样会损害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共谋私利的社会中,私人所有权满足了众人的利己动机并保护了由这种天性驱使下的劳动和劳动所得。无数个体对私利的追逐以及财富在市场中自由的分配,必将推动社会的普遍富裕。这样一来,斯密就将对自由的抽象思考引入到现实的国民经济学框架当中进行考察。在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当中,私人所有权决定了所有者分配生产所得相对应的部分:土地所有权对应地租、资本所有权对应利润、劳动力所有权对应工资。这种各取所得的结果保护了个人免受他人的侵害,相当于是对自由的保护,看起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和个人的自由仿佛就要一起实现了。
蒲鲁东对私人所有权保障劳动者的自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真如斯密所言:“劳动是所有权的源泉”,那么所有权应当使劳动者占有产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劳而获者获得的所有权则无法得到解释。即便劳动产生了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也取决于“先占”原则:“要成为所有人,你就必须通过占用和劳动取得占有”。实际上,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权被普鲁东视为人的自由之反题。他写道:“竞争、利害关系的孤立状态、垄断、特权、资本的积累、独占的享受、职能的居于从属地位、个体生产、利润或收益的权利、人剥削人,或者把种种情况汇总在一个名称之下,就是所有权。”资本主义所有权否定了劳动以及劳动者的自由,造成了社会的解体。普鲁东把自由看作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绝对权利。因此他将“所有权是盗窃”作为开宗明义的口号,并且大声疾呼消灭特权和废除奴隶制。
马克思认为,普鲁东虽然揭露了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视为自然规律的企图,但他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畅想却基于一种“美文式的幻想”。究其原因,普鲁东对资本主义复杂的交换关系只做了简单交换条件下的考察。普鲁东发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调和两种价值的矛盾,但结果只是将特定的经济范畴进行逻辑的演绎,“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这种对经济领域的抽象在《贫困的哲学》中进一步演化为“绝对精神”一般的“上帝观念”。对于普鲁东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哲学假设的阐述,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即任何一种生产活动都跳脱不出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关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哲学的贫困》当中,马克思将与普鲁东的论战扩大到对整个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批判,他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无论是黑格尔(或者模仿黑格尔)利用法哲学分析将私人所有权绝对化为法律的论述,还是功利主义对私人所有权给个人权利带来实惠的辩解,其实质都是试图给私人所有权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马克思洞悉了私人所有权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拨开了萦绕在私人所有权上的意识形态迷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人所有权保障有产者自由权利的同时,必然排斥无产者的自由。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扩大的裂缝如果仅仅依靠塞入道德、正义的概念来进行填补,那么所有权这种关涉现实生活的经济权利就会归于一种心灵的价值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称《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导致的不自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将自由与所有权问题带入到人类文明史的研究当中,具体化为各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运动。历史中不同利益的争斗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的稳态,孕育出新世界的希望。这个新世界承载了马克思关于何为真正的自由,何种所有权才能实现自由的思考。
二、资本主义所有权带来的不自由
(一)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
1.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畸变
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导致了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第一个信号是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畸变。在古代社会的生产中,劳动的目的是满足家庭繁衍的需求。劳动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也就是说,劳动的目标是提供使用价值。当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是供人享用的“物”时,劳动是“为我”的存在,人拥有支配物的自由。人支配物的自由与劳动者和自身劳动在所有权上的结合密切相关,劳动者对劳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占有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前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生产者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视为劳动前提的生产形式,如在农业生产上表现为:“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在手工业生产中表现为:“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也就占有了自身劳动,是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这种交换价值到处以商业为中介,或者说它的中介可以称为商业;货币在商人等级中保持独立的存在,同样,流通在商业中保持独立的存在——,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马克思的这些表述说明,劳动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生了由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演化的畸变。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使得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的分离成为常态。
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造成了劳动的“物化”过程。劳动中特殊技艺的流失使具体的特殊劳动被普遍的抽象劳动所取代,这即是说劳动成为“纯粹”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并且脱离了特殊性个人而成为“单纯物质”劳动。“单纯物质”的劳动是对具体化劳动的否定,这种“物化”的劳动脱离特殊性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性手段。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按照自由意志对自然进行的“塑形”,而是在“单纯”的生产中服从新的所有权关系的安排,“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劳动者“为我”生产的自发结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他人“意志”和“智力”而被分配的生产。当劳动者的劳动服从他人意志的时候,劳动是脱离主体的“为他”的活动。劳动者一旦失去劳动的主导地位,也就丧失了自由。
2.劳动与资本的交换
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即雇佣劳动的出现。雇佣劳动的起源要追溯到土地所有权的发展,这里的土地所有权指的是由资本创造出来的所有权。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是资本作用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结果。当农业向产业化经营转变的时候,维系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劳动关系就会解体,依附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者就会转变为“雇佣工人”。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通过遣散同自己共享劳动产品的奴仆和侍从,再由他们的租佃者驱赶下层茅舍者,促使大批活的劳动力被放置到市场中。一方面,劳动者获得了自由,摆脱了旧时代纠缠于自身的徭役和归属关系;另一方面,劳动者付出的代价是生存资料变得贫瘠,在没有物质依靠的条件下必须出售劳动力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自此,资本与劳动交换的条件便形成了。
以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为主要形式的雇佣劳动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旧的所有权关系。马克思阐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雇佣劳动是服从资本规定的劳动,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不成立,雇佣劳动是资本的“总创造根据”。因此,雇佣劳动对所有权的否定离不开资本的作用。资本否定所有权的目的在于构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会将劳动者转变为雇佣工人,将土地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资本要支配全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会极力否定私人所有权,并主张将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对雇佣劳动而言,为获得诸如减轻赋税一类的优惠,会同资本一道取代土地所有权,否定旧的所有权关系。
雇佣劳动对所有权的否定逐渐剥离了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生产资料以及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资本通过赎买工人的劳动,使工人的劳动与所有权分离。一旦劳动者与劳动及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劳动者最终都会落入货币财富的统治。正如工人在与资本的交换中丧失了“为我”劳动的能力。工人起初将自身劳动力视为换取使用价值的等价物,交换得来的货币用来购买维持自身生命力的物品。当工人希望将交换获得的货币作为财富储存时,他就必须牺牲物质的享受,用勤劳工作与节约消费的方式积攒货币财富。这时,工人的最优选择是将节约下来的财富存入资本设立的银行当中。在财富存入银行之后,工人不得不在经济繁荣时减少消费,并在经济危机时面对存款损失的风险。因此,无论工人将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所得作为使用价值还是财富的积累,工人都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工人的积累和节约最后有可能只促使资本积攒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使工人能够用于自我实现的物质力量更少。当工人对雇佣劳动体系的依赖加深,而克服自然束缚的能力变弱时,劳动者与自由的实现就将渐行渐远了。
(二)资本对劳动的占有
“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这一“奇异”的结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提供了两种“剩余价值”相互作用的机制来解释资本如何通过所有权来占有劳动。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发生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最终表现为资本家不通过交换就占有他人的劳动,其奥妙在于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对象化劳动的所有权。马克思在《手稿》中用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解释了资本占有劳动的过程。
第一种“剩余价值Ⅰ”指的是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其形成由以下几个过程组成:
(1)资本家在流通领域投入归自己所有的财富。因此
(2)财富购买活劳动用于生产。因此
(3)活劳动要在生产中把交换价值偿还给资本家。因此
(4)资本家的财富与活劳动只是“形式上”的交换。
“剩余价值Ⅰ”的生产之所以是“形式上”的交换,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与资本进行交换时付出的是被资本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这部分价值是能够用于增殖资本的活劳动,而劳动者得到的却是用于消费的基本生活资料。劳动者为了有固定价值量的交换价值而交换能够创造未知新价值量的使用价值,这样的交换既不等价也不平等。对资本而言,与劳动者的交换获得了生产价值的劳动力。资本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决定劳动力去生产何种产品,生产多少数量,在哪里生产,甚至不生产。但是,这种“形式上”的交换还不足以证明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因为在过程(1)中,资本付出了“归于自己所有的财富”。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体现在资本把劳动归于自我存在的条件,而不是通过“属己”财富的交换去消除劳动外在的“异己”性。这就需要第二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剩余价值Ⅱ”去完成资本对劳动的占有。
“剩余价值Ⅱ”如何使资本家不通过交换就占有他人的劳动呢?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资本通过所有权在时间维度上的传递而形成积累的假设,即过去的占有最终转化为现在的占有。在“剩余价值Ⅱ”的生产开始前,资本将“剩余价值Ⅰ”的一部分价值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同活劳动交换。这一部分价值是他人的对象化劳动,资本在购买劳动力时就用他人创造的价值同他人的活劳动交换,而不再付出归自己所有的等价物。这一过程是资本利用过去获取的劳动者的客体化劳动的所有权,实现对活劳动的新的占有。因此,“剩余价值Ⅱ”存在的前提是“剩余价值Ⅰ”。简而言之,“剩余价值Ⅱ”生产的过程就是:
(5)“剩余价值Ⅰ”的一部分价值同活劳动能力交换。
结合(5)和(3),得出:
(6)资本家用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占有新的活劳动。
“剩余价值Ⅰ”可视为产生资本的过程,马克思将“剩余价值Ⅰ”形容为资本形成的史前阶段,如同地球由流动的气海和火海向现在的阶段演变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还是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生产货币财富的前提。在“剩余价值Ⅰ”中,投入过程(1)的财富还是资本家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其他非雇佣劳动方式创造出来的,即通过贮藏产生。“剩余价值Ⅱ”产生的过程则可以视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因为资本一旦形成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剩余价值Ⅰ”,就会马上避开交换而通过生产剩余价值来创造新的价值。在“剩余价值Ⅱ”中投入过程(5)的财富只能通过剥削劳动来完成。
“剩余价值Ⅰ”到“剩余价值Ⅱ”的演变揭示了资本通过在价值生产的循环中接力地获得劳动能力的所有权,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占有,这一过程蕴含着资本对自由的否定。“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绝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相反,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资本对劳动力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恰恰是劳动者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一旦这种分离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以劳动者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为特征的生产就会不断再生产出这种分离。劳动者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产生的是与劳动者对立的劳动形式,劳动悖反地表现为一种被自身活动所统治的权力并生产了劳动者的对立面。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是异化的劳动。然而,劳动者即使知道自己在劳动中被剥削也不得不劳动,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者只有依靠劳动才能换取基本的生存资料;另一方面,资本支配了劳动,劳动是对劳动者的强制。因此,劳动的自我实现功能被剥夺,劳动者实现自由的途径就会被阻断。
三、自由实现的所有权形态
马克思对私人所有权的批判说明产生自由的所有权关系必须在历史中寻找源头。在《手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专门对前资本主义诸种共同体的所有权形态进行了考察,给所有权的演变提供了线索。马克思指出了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形态是对劳动交换货币的使用价值以及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之否定。当所有权为适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而做出调整时,“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对此,马克思比较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诸种所有权形态的特征。在亚细亚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是单个人获得所有权的凭证,共同体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中介,劳动者把土地视为共同体的财产,再通过劳动生产出共同体的财产,并藉由共同体的身份获得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古典古代共同体的所有权表现为私权与公权的共存。在古典古代的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仍旧是个体获得财产占有的前提,但与亚细亚共同体所有权不同的是:“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共同体的存在保障了个人对劳动所有权和以劳动所有权为前提的财产所有权,相对应是个体通过剩余劳动如服兵役来保护共同体以确保在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中获得平等与自由。日耳曼共同体由独立的经济主体联合而成。共同体的财产表现为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个人无需转化个人所有权成为共同所有权即可使用共同财产,个人所有权占共同体内的主导地位,共同体所有权起着辅助作用。三种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形式共有的特征是劳动者对劳动及其自然条件的占有是劳动的前提,劳动者经由自身与共同体的关系达成了与劳动及其客观条件的统一,此时的劳动是对自我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古代的生产关系“较为崇高”。
那么,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形态是否就是自由实现的条件呢?马克思的答案是否定的。古代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这同样决定了原始的所有权关系无法带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但是古代生产的崇高性却是人之自由的前提。简言之,自由实现的条件是劳动者和劳动及劳动的客观规定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的批判,确立了自由是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这种自由的未来社会在《手稿》当中体现为:发达生产力创造了共同的社会财富,全面发展的个人拥有的“自由个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自由人联合体”内所有人的自由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在《资本论》中是:“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自由王国”。可见,自由实现的条件是革除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弊端的未来社会。
这样一来,自由如何实现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如果未来社会是自由实现的条件,那么,究竟能否到达未来社会?未来社会是否自动带来自由?当代社会的自由又如何保障?
未来社会的彼岸性总是让自由主义理论家产生将关于自由的讨论带入现实世界的冲动。诺奇克怀抱着“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幻想,试图瓦解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所有权根源。他由马克思理论中:“构成剥削基础的关键事实就是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以此来反证“在一个工人不再被迫与资本家打交道的社会里,对劳动的剥削就不再存在了”。因此他设想在一个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的社会里,工人只要选择到生产资料公有的部门以及工人自筹资金建立的企业工作就可以避免被剥削。又因为公有制生产部门在“经营风险”、“工资收入”、“市场竞争”中存在劣势,工人逐渐从公有制部门转向私有制部门,那么私有制部门对应的增长就说明剥削存在解释的困难。所以他得出结论:“这种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观点在某个时期内可能是真实的”。言外之意就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社会里不存在剥削,也就没有劳动者的不自由。通过将现实社会进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两级划分,私有制成为延续人类正统思想的“辩护士”,公有制成为国家控制私人领域的“强制的垄断权”。这就契合了自由主义对国家和私人领域的两分法。社会主义公有制坐实了国家垄断的强制力角色,成为个人自由的对立面。进一步看,对自由做功利主义的解读扩大了马克思自由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在场感。哈耶克劝导人们忘却剥削导致的贫富不均带来的不快,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许多富人,那么该社会的其他成员就会享有许多优惠;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穷国的人来说,因其不能从富人所提供的资本和经验之中获益,所以也就不能享有这些优惠”。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成为个人获取效用所付出的代价,在投入与产出过程中,被剥削是获得的前提,“遵照别人的吩咐办事,对于受雇者来说,是他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条件”。即使社会生产存在剥削,但那正是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社会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人们除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之外别无选择。当米瑟斯喊出:“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类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就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本主义形成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甚至使这种论断成为常识性的判断。
四、自由与所有权的当代考察
今天,演变成意识形态话语的自由观使中国人陷入了制度的迷思。所有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已经成为共识,而人们对保障自由的所有权形态的选择却总是陷入“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反复拉锯。与其说基于西方社会制度实践的私有产权理论占据着意识形态话语上的优势,倒不如说是一部分人由对发达物质生活的崇拜产生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迷信,并趋之若鹜地将西方话语转变为中国话语。当中国的改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出现关于“公权”与“私权”、“国进”与“民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争论。而作为论战焦点的科斯则俨然扮演着中国产权改革导师的角色。在科斯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出路在于彻底的私有化,产权私有化让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的自由思想中心”。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之上,即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在当代是否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
马克思对所有权的研究意在揭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条件下劳动者的不自由。资本主义将自由作为口号,对私人所有权做永恒化、排他性的解释,既隔绝了所有权的历史,又排斥了所有权未来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批判建立在对所有权历史发展的实证考察之上。他将所有权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汇入唯物史观的论证体系当中,从历代所有权的解体中理解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的进步为依托来构思未来社会。马克思通过把自由作为衡量所有权的判断标准使自由在共产主义理想中获得了注解。至此,自由与所有权实现了规范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即伦理与现实、道德与权利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缺席现实社会关于自由的讨论,因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的本质特征即劳动者与劳动及其物质前提的分离从未改变。自由主义理论家无法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克服了剥削,他们更不愿意承认富人获得的实惠是剥削的历史积累。事实上,处于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的西方社会产生了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型剥削形态。“在活跃在今天的各种生产成分中,非物质劳动力量(从事通讯交往、合作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图式和无产阶级的构成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且这种核心性仍在与日俱增。”“劳动——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智力的或者肉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生活……在此过程中受到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不过是使劳动者陷入了层出不穷的剥削形式当中。财产“先占”的事实不断生产出新的相对贫困,形成不可逆的贫富差距,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也会被消费主义浪潮尽数吸收。面对贷款、低薪、失业的压力,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获得的自由未必有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自认为的那么多。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的分离,马克思主义者才从来不敢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剥削给劳动者带来的不自由。中国在组建现代国家政权时就力图避免资本主义“悖反”式的发展逻辑,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回到对科斯的讨论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权关涉到的绝不应当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迁,更何况“科斯定理”提倡的明晰的私有产权是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是个未经证实的问题。在中国,所有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关涉到人们的终极理想、社会伦理以及价值认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权具有连贯性、未来性和易变性的特点,这说明任何从单一的功利或者伦理角度对所有权所做的解释都是不准确的。在所有权的发展历程中,不顾社会生产力的积累这个前提,在所有权上僵硬地采取完全排斥私人利益的“伦理政治共同体”形式,已经被历史证实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当社会群体被框定在以“一切皆公有”为特征的共同体当中时,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会受到约束。在社会差异普遍存在的背景之下,坚持公有制就总能与排斥私人权益联系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却仍然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魅惑。然而,借保障个人权益的名义推行的产权私有化改革却是所有权发展中的矫枉过正。“离开了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搞私有化,就必然是两级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科斯’是要在中国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两级分化,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导致改革失败,必然走上邪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的”。破除所有权上存在的制度迷思,必须尊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坚定共产主义的自由理想,相信中国道路的所有权实践是符合中国实际“最不坏”的选择。
一旦对所有权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考察,我们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所有权实践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为中国构建世界话语提供了思想的基础。中国在当代的话语输出遵循以经济政策为先导,将共同价值观作为纽带,提供让世界信服的思想理论,透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过程都能一探端倪。中国话语反映的是中国实践经验下的社会发展理想。中国的发展不是要保护一部分人而排斥另一部分人,也不是给一部分人实惠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而是要建立一个所有社会成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追求的是“共生”、“共荣”、“共享”的发展目标,“共同性”是共同体中必须获得重点解释的对象。在世界南北差异逐渐拉大,富国主导穷国经济,霸权国家发起与弱国战争的背景之下,自由主义理论早已失去了对世界的通盘解释力。更何况国际间贫富差距拉大、区域摩擦不断增多等诸多现实矛盾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不懈追求排他利益的政策所直接造成的。由此看来,人们需要一种“共同性”的观念来弥合当代社会的矛盾,而唯有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实践才能对“共同性”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社会主义理想当中,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是“共同性”的最好注解。一方面,中国道路的成功赋予了现代化新的解释,使中国话语有机会成为未来的世界性话语,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包含的强大话语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绝大多数渴望摆脱贫困的人民,“共同富裕”关涉到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富观强调富裕的广泛性,在实现小康的道路上要“一个都不能掉队”,这种由国家的共有财富来对公民的共同富裕进行背书的“共同性”财富积累过程一举超越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下狭隘的财产观念。其次,中国在实践混合所有制过程中体现出的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创造了对外传播的普适性条件。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表明社会发展水平是制度选择的尺度,所有权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实现人的自由。混合所有制体现出的实用性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斗,将中华传统的“和合”思想融入到“公有”与“私有”的辩证关系当中。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充分调动起各种积极因素,使中国的所有权发展既不固步自封,又不至于掉入世界终结在西方历史当中的理论陷阱。
:刘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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