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已故的卡尔·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在‘资本论’的不朽的灵柩前。题词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论的维护者及实际的争取者。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们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给他的124法郎50生丁（相当于4英镑18先令9辨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钱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制作题签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我们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佐林根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佐林根刀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绸带，不知被哪个渎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事，但也许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别基金，以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们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钱现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脏病已经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接连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异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威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11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又发现了肺脓肿。15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在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时间），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很不好，看来要完了。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在马克思家40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蘅·德穆特，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但立刻转回来说：“快去看一看，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祥的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是否适宜于发表，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1000多页。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二
收到阿尔让台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萨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特的花结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1英镑1先令8辨士，共值3英镑5先令。因此，汇给我的4英镑18先令9辨士，剩下了1英镑13先令9辨士，我把这些钱寄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处理。
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谈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书记菲力浦·范-派顿写给我的信（今年4月2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别在这次游行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们当着大庭广众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而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我们对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评价很高，我们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能否谈谈你的看法：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的荒唐胡诌已经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赞同这种策略，我们是很不愉快的。”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文：
“你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就可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谬论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说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内部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
谁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马克思有过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骗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第一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马克思或我那里去弯过一两次。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在哪里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甚至干脆不订他的报纸，因为上面‘简直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他曾经求教过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时候，就发表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说明。当时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尾改写该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办法。马克思容许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下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订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阿基尔·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那里去了两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选”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清样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评，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说。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但是这些还远远比不上您的‘坚决而深刻的信念……认为自觉的诡辩支配着整个学说’（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不惜作出虚假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虚假的’；他‘常常是一个愿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玩弄谎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赞扬。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臆造这种说法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个所谓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我的寻找是徒劳的。Nagott！（很有力的伦巴第用语：根本没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现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译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暂时就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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