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就是阶级再生产，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
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
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拼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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