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
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
话说在1922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贺民范已经辞职了，校长一职便由毛泽东接任，自此，他的工作更繁忙了。
4月间，毛泽东与夏曦、彭平之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考察，了解铅锌矿工人生存状况。
4月底，毛泽东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第二次来到青年运动发展比较好的衡阳，首先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
此时，衡阳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人已经组织起了一个进步团体——“心社”，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夏曦、彭平之联络蒋先云等人，在三师召集进步学生骨干会议，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时在衡阳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后来在1964年撰写了《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他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4月29日，毛泽东在三师风雨操场上给衡阳各类学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他说：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参加了由衡阳学联召集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大会宣布三师“心社”的一批成员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共有团员47人；其中的骨干分子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黄静源为组长的衡阳党支部。
至此，毛泽东等人先后在湖南长沙、江西安源、湖南衡阳建立了3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
毛泽东在五一节纪念大会上向衡阳党团员和进步师生作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演说，鼓励大家继承马克思的伟大事业。
5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针对赵恒惕1922年1月颁布的《湖南宪法》不承认8小时工时制、3月改选省议会及“民选省长”等问题撰写的《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全文如下：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么，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3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18岁以上的大劳工的那些18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60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60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予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18以上60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8小时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8小时工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99%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5月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得知李立三等人在5月1日那一天，与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同时，在安源正式成立了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武长段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站，也在那一天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为安源路矿和粤汉铁路工人阶级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感到无限的喜悦。
此后，毛泽东为加强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力量，又派蒋先云到了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5月5日，湖南一师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讲演大会，到会有1000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先后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演说。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清水塘22号的灯光依然透过窗户，像夜空的星光一样在黑暗中闪烁。
毛泽东将刚刚整理好的水口山铅锌矿实地调查报告又审查了一遍，见毛泽建已经做完功课，就叫她过来，坐在自己身边看材料。
前边说过，毛泽东在4月间曾与夏曦、彭平之一起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矿工们的生存状况，这个调查报告就是那次考察后的材料总结。
这是一部矿山工人的血泪史。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水口山铅锌矿成千上万矿工所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矿工们终日在井下为资本家拼命干活，不仅生命没有保障，工资也少得可怜，难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头逼着工友们在一个岩石松裂的坑道内搭起台子，站在台子上凿岩石。突然间，矿顶的巨石轰然坍塌，来不及躲闪的7名矿工当场被活活砸死。工友们悲痛欲绝，从碎石中把死难工友的骨肉一点点拣出来用草纸包好。遇难工友家属们手捧着亲人的骨肉，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狠毒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抚恤金，而且还把他们统统赶出了矿区。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们流落街头，靠乞讨过生活。
毛泽建读到这里，想起自己的乞儿出身，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衣襟。毛泽东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开导她说：
“哭有什么用呢？眼泪救不了穷人，救不了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把三哥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她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懂得了三哥培养自己的良苦用心。现在学习就是为了以后干革命，多学习一点知识，本事就大一点。将来一定要跟着三哥干革命，投身于解放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此后，她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施存统为青年团中央局书记。
5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来到安源，召开安源路矿党支部会议。李立三汇报了党支部的工作。他说，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路矿工人的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五一节前夕为建立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召开了3次筹备会。尔后，他和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五一节那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布正式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接着，安源路矿俱乐部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工人们高呼着口号，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俱乐部又召开了游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
“很好，很好！”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着头，高兴地说：“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
他问起五一游行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时，就告诫大家说：
“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的组织。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员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再把门打开才好。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安源党支部和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注意斗争策略，千方百计为工人说话办事。
此时，路矿当局不是每个月都足额发放工资，已经拖欠了工人们几个月的部分工资。正当工友们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之际，从湖北汉阳钢铁厂传来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路矿当局逐渐察觉到俱乐部的活动还有“其它作用”，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除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该立即解散；还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少连等人强硬异常，不为所动，并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俱乐部还就路矿当局的恐吓谣言和汉阳铁厂罢工胜利的消息，每天组织人分几处发表演说，广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都有数十人之多。
5月底，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局要求，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又称为湘区执行委员会或简称湘区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后来又增补郭亮为委员。
湘区委机关就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家里。
1922年6月7日，毛泽东给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张秋人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秋人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1号，请你快将第2号补来。细则收到了，先报第8期亦到。此间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系英文SociaIistYouth League的缩写——笔者注）现有50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它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 子任
此前，在毛泽东和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及铜官、新河等地，均已建立了团组织。这一时期，毛泽东正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指示，把长沙区青年团执委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组织的改组问题上。
6月12日，湖南常德籍青年团员丁默邨在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常德地区建立了团组织，有团员35人。
丁默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受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派遣，回到家乡进行发动工作的。后来，他在大革命时期投靠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投靠了汪伪，抗战胜利后，又投靠了国民党，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枪决。
再说6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团中央张秋人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号通告及调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间正改组，详容后报。纲领、章程、议案等，请速印小册子寄来。”
6月15日，毛泽东致信团中央张秋人说：
“常德S·Y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团中央局1号通告精神，主持召开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团员代表大会，“依照新章程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新的执委会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
执委会下设7个委员会，由执委会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特别运动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6月20日，毛泽东给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一）1、3、4、5号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号通告于6月17日开大会改组。”“（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28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2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12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13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局认可，乞示复。”
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信中向中央局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他写道：
“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6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以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可否，乞示复。”“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他在信中通报说：
“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讯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讯处：常德第2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不久，青年团中央局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1922年7月，毛泽东、易礼容为了帮助泥木工人提高觉悟，和任树德、杨福涛一起领着一批工人趁吃晚饭机会来到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大家看看工头和他们在饭食上的差别；接着通过任树德、杨福涛、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并先后吸收任树德、杨福涛、张汉藩、朱有富、萧石月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此时，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毛泽东指导下建立了岳州工人群众中的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也在株洲站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这一时期，毛泽东身兼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数职，每天都要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与各地骨干接头，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还要深入工厂、矿山，宣传发动工人，可真成了一个大忙人。由于日夜操劳，他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杨开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面千方百计照料好毛泽东的生活，一面主动承担党团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竭力分担毛泽东肩上的担子，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她白天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物，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进入城东小吴门，穿梭于文化书社、自修大学、青年图书馆等联络点之间，传送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还要收集社会动态及各种情报，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晚上，她或在室外巡查，为来清水塘参加秘密会议的同志们站岗放哨，或为毛泽东选阅报刊，查找资料，誊写文稿。被毛泽东誉为“好秘书”。
此时毛泽东的收入很有限，而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又很多，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杨开慧还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
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每天晚饭后，杨开慧都要留下一些饭，盖上一层辣椒炒菜，半夜起床守着他吃。天冷的时候，她睡前总是先替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半夜里也会轻轻地起来给他加炭添水，或是在他肩头披上一件棉衣。她像一片轻柔的云，缭绕在毛泽东身边。
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事务并没有压垮杨开慧。革命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能和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奋斗，她觉得很幸福，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
这正是：红袖添香夜批文，柔情蜜意革命家。
陋室温馨春无限，志同道合并蒂花。
此时的许志行在长沙已经读了一年多的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可湖南省立师范是完全免费的，只收本省人；他若升入别的中学，费用又无法解决。毛泽东只好同他商量，帮助他回浙江报考免费的省立师范学校。
许志行就要离开长沙了，他来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鼓励他说：
“以后升学去，要格外努力。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
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歉意地说：
“一年多来，累你不少。”
“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送到门口，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弟弟，又交代说：“让泽民、泽覃送送你吧。路上小心。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
这年暑假，许志行如愿考入了学费、膳食费全免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他的一部分书籍费和零花钱依然是由毛泽东负责接济的。
7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共计12人。而后来由中共“六大”代表回顾并形成的一个没有署名的手写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则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出席“二大”。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毛泽东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上，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是湘区党的书记，是“二大”的应到代表，而“六大”代表们因缺乏文字资料，仅仅据此推测，便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文件上。
另外，从上述12人名单上看，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个人是参加过一大的。除了毛泽东，“一大”代表中的其他8个人也没有参加“二大”，其中李汉俊是在“一大”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相左，离开中央去了武汉；陈公博则是投靠了陈炯明；周佛海在“一大”后去了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且说“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达、李汉俊、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蔡和森，妇女委员：向警予。
前边已经说过，蔡和森是在1921年11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的；向警予不久也回到了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二大”后兼任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编。
二大结束后，陈独秀接见了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他要刘少奇回湖南工作，并委托刘少奇将“二大”的文件带给毛泽东。
7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清水塘22号，向心仪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毛泽东报到。
刘少奇，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920年，他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预备赴俄学习班，1921年从上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刘少奇，他笑着说：
“少奇同志，我们还是老乡哩，虽然不归一个县衙门管，但按炭子冲和韶山冲之间的路程算来，相距也不过七八十里路吧。”
刘少奇也笑着说：
“是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年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还是你和我们宁乡籍老师何叔衡发起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办理的呢。”
毛泽东问起刘少奇的家庭情况。刘少奇说，他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在求学中认识了何叔衡，这才参加了预备赴俄学习班，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毛泽东很快便和中共湘区执委会决定：增补刘少奇为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立三等人一起负责工人运动。
不久，李达也偕同夫人王会悟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暂住在清水塘22号，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谈到了“二大”的情况，说他无意于留在中央工作，只想静下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做好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对这位学者型的党的创始人，深表理解。
1922年8月，毛泽东为推动全国及湖南的工人运动，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中共中央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倡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早在1922年4月29日，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到5月初，奉系军阀战败，撤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此后，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为名，大搞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欺骗活动。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贯彻中央局决定，在8月间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说：“其实这些猪仔议员，哪里能够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中提出：“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劳动立法原则是：（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学校。劳动法案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妇女和童工、劳动保险、给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权等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通知后，立即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写入宪法，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
毛泽东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19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贯彻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原来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先是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接着于12月23日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1、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联合工农群众的党；2、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3、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很欣赏，但他提出，与共产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局提出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中央局的反对。1922年1月下旬，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它革命团体代表39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王乐平。列宁带病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提出了“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会议情况，中央局仍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马林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将其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工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获得第三国际批准。马林在8月间再次来到中国，立即召集了这次西湖特别会议。
马林在会议上传达了第三国际的决定，5名中央执行委员还是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马林非常恼火，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第三国际的决议？”
迫于第三国际压力，陈独秀等人不得不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但他们同时提出，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取消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这些封建主义的仪式。
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且说在这8月底，郭亮在毛泽东指导下成立了由他任秘书的岳州铁路工人俱乐部。
此时的粤汉铁路湖北段局长王世育，深感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威胁，便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流氓刁难工人，进行挑衅。
张荣恩、苗凤鸣遵照主子的旨意，多次敲诈工人，并强加罪名。工人们忿忿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马上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意见，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人联系，商议共同领导铁路工人罢工。
1922年9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分部和以林育南为首的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工人的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3日内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二人。北京交通部未予答复。
9月初，毛泽东帮助长沙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由他兼任工会秘书。
此时，长沙泥木工人“十人团”已经发展到108个，会员1000余人。毛泽东同任树德、杨福涛等人一起，开始筹备泥木行业工会。杨福涛变卖了老家几亩薄田，交给工会做活动经费。
9月5日，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李立三、刘少奇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其内容共有18条。《章程》规定：泥木工会的宗旨是“改善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创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章程》还规定了工会的基本组织。
大会选举任树德、杨福涛、仇寿松等41人为工会委员，任树德为工会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委派易礼容担任驻工会秘书。
9月6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召集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
大会宣布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选举毛泽东为联合会总干事。
大会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电文中告诫议员们说：假若劳动法案不能通过，“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起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毛泽东为扩大影响，将电文发送给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请它们转往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社会各界“力支公道，大加赞助”。
就在9月6日这一天，由武昌分部林育南领导的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岳州、长沙、新河、株萍4处的俱乐部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以及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8条要求。
9月9日清晨，在毛泽东、林育南指导下，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3000多名工人在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一时间，工厂停工，锅炉熄火，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了铁轨上。
工人俱乐部联合会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同时请求社会各界给予切实的援助。
毛泽东一方面安排长沙其它行业工会给粤汉铁路罢工工人发声援电报，一方面指示铁路罢工工人要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把罢工斗争锋芒指向湖北段铁路局和盘踞在湖北的军阀萧耀南。
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在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以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
毛泽东这一招果然有效，湖南军阀赵恒惕在罢工开始后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诸事安排已定，毛泽东立即乘火车赶往安源。这是他第5次来安源。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去了醴陵，便召集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及俱乐部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早已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粤汉铁路工人也开始了大罢工，形势很好。安源怎么样？罢工的条件成熟不成熟？能不能与铁路工人大罢工相呼应？大家分析了安源的形势，一致认为安源罢工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了，目前最急需的是发展工人俱乐部会员，为罢工做好准备。
毛泽东又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他提出了“工人万岁”的口号和“哀兵必胜”的策略。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大力争取群众，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安源路矿当局。
毛泽东在离开安源前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醴陵，要李立三迅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并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他说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做义无反顾的斗争。
哪知这安源大罢工尚未开始，那边的粤汉铁路大罢工突然发生了一桩惨案。
原来在9月10日晚，王世育勾结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军阀萧耀南，在徐家棚唆使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往岳阳，并由汉口派去的军警武装押运。
11日凌晨，郭亮率领岳州站工人到车站外的铁轨上守候。远处传来了火车急促的汽笛声，郭亮第一个卧到铁轨上，200多工友也纷纷卧在铁轨上。火车被迫停下。王世育心有不甘，强迫司机王忠继续开车。郭亮起身高呼：“开车的师傅，天下工友都是阶级兄弟，你们不能替官僚军阀杀自己的亲人呀！”王忠最终拉动制动阀，将火车停了下来。气急败坏的王世育命令军警开枪镇压，6名工人当场被打死，60多人被打伤，郭亮等37人被捕，被押往武昌监禁。
毛泽东得知徐家棚、岳州惨案的消息，立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如何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问题。他也迅速赶往新河车站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
9月13日，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罢工工人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工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当即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新河工人俱乐部派出3个代表到武昌徐家棚协助林育南工作。
这一天，长沙各行业工会和俱乐部在总工会召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铁路工人的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控诉反动军阀罪行的通电。
工友励进社也召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大罢工。
正是：号令一声风雷动，血肉阻车真英雄。
唤起工友千百万，前仆后继战旗红。
欲知粤汉铁路大罢工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在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局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西湖会议上一开始也是一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马林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非是要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应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时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共产党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在与孙中山搞联盟、一致对敌的同时，又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正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那样，也许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会来得更早一些。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第三国际的决议”相要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只好服从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的关系从“一大”一开始就摆错了位置，苏联党完全以老子党自居，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能否认，但后来苏联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无法估量的灾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君不信，请往下看，便知笔者所言不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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