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
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话说在1925年12月间，毛泽东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一职。养成所的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要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工作，担任政治宣传干事或营团党代表职务，所以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毛泽东还要亲自给他们讲授《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一些课程。
正当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广州。毛泽东把家安在《政治周报》通讯社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二层小楼，大门正对着街道，他们一家就住在楼上。
杨开慧又开始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此时毛泽东与吴玉章、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过从甚密，杨开慧就继续负责联络和接待，并协助毛泽东办《政治周报》。
1926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间派65人，右派只有45人。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二大”，他的座位是第13号。他还是国民党“二大”上4位重要报告人之一。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国民党“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他同时还为“二大”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在筹备“二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议说：我们应当利用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有利条件，在“二大”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党籍的议案，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应使共产党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尽可能在国民党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从上述出席开幕式的三派人员数量之对比可以看出，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很可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结果请看后文。
就在国民党“二大”开幕的这一天，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国农民》正式创刊发行。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把中国农民中的阶级、阶层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游民。他写道：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农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3种。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分为右派和左派，其右派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其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就是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也要参加革命，就是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响，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同属半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开展农民运动，要非常注意。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及水旱天灾而失去了土地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还写道：
“农民运动的任务，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5种农民于一个组织里面。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对于游民无产阶级，要劝他们站在农民协会一边，参加革命运动，切不可逼他们跑入敌人那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且说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肃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
接下来，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邵力子作了党务报告。
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大会全体代表作了题为《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他在结束语中说：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共产党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说，毛泽东的报告较其它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蒋介石在“二大”上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在报告中说：
“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1月9日，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
1月10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4期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出版发行。他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是这期周报中最重要的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全文如次：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3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3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地“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导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4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导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4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1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20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导、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1%），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98.75%。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0.25%。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1%。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 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毛泽东在这期周报上以《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为题目，摘发了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国民党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29份。他为这组文电写了一个按语，其中说：
“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他还在第4期的“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栏目里，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中说：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是不能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的。
1月18日，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宣传报告决议案。
1月18日这一天，大会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中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6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加上‘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
毛泽东的意见引发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坐在59号座位上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发言说：
“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个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也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高语罕的意见明显欠妥，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
“59号所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于小册子也是不行的。”
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议说：“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此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他提出3个解决办法：“1、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2、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3、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立即发言，驳斥袁同畴的意见，他说：
“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被枪毙了。就第二点来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其它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在“二大”上旁听的萧楚女，对毛泽东的发言十分赞同，禁不住热烈地鼓起掌来。紧接着，恽代英、于树德、张国焘、高语罕、范鸿也发言驳斥了袁同畴的主张。由于多数代表赞成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前边讲过，高语罕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但他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却是十分坚决的，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和毛泽东、恽代英、于树德被右派称之为共产党方面的“四大金刚”。
1月19日，国民党“二大”举行闭幕式。
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3个决议案，即《宣传报告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通过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在中国中部和北部选择适当地点，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
大会还通过了《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请处分刘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林森、张继、石青阳、叶楚伧、邵元冲等12人提出书面警告处分，责其改正；改组上海《民国日报》，撤销叶楚伧的职务；对戴季陶也发出了的警告：“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国民党“二大”给“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但由于陈独秀等人在选举问题上坚持妥协退让，致使国民党新老右派势力在中央仍然占了优势。蒋介石第一次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在受到党纪处分后，也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选出结果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汪精卫（248票）、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等；有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大钊（192票）、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杨匏安，共7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白云梯、王乐平、邓演达、屈武、何应钦等；有中共党员毛泽东（173票）、董必武、夏曦、邓颖超等7人。
这正是：宋襄立马待敌渡，毛公定评是蠢猪。
天予不取在二大，忍将利刃赠屠夫。
且说在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甘乃光； 汪精卫为“中常委”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有：张静江、高语罕、邓泽如、古应芬、陈璧君。
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有：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邵力子；汪精卫为“中政委”主席。
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有：李大钊、徐谦、于右任、丁惟汾、于树德、王法勤、顾孟余、陈友仁、刘守中、吴稚晖、李石曾。
1926年2月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安排常委下属机构人员如下：
中央秘书处秘书：谭平山（共产党员）、林伯渠（共产党员）、杨匏安（共产党员）；书记刘伯垂（共产党员）。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兼 共产党员）；秘书 杨匏安（共产党员）。
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秘书 沈雁冰（共产党员）。
青年部部长：甘乃光；秘书 黄日葵（共产党员）。
工人部部长：胡汉民；秘书 冯菊坡（共产党员）。
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兼 共产党员）；秘书 彭湃（共产党员）、罗绮园（共产党员）。
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 许苏魂（共产党员）。
商业部部长：宋子文；秘书 黄乐裕（共产党员）。
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秘书 邓颖超（共产党员）。
汪精卫再次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他为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
会议还通过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提议，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由林伯渠拟定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委员名单：由林伯渠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萧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8人担任委员。
2月6日，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肄业”的决议精神，向全国发出第2号通告，要求各省做好选派学生事宜。
2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找来沈雁冰谈话，他告诉沈雁冰说：
“组织上决定要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任，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在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沈雁冰接受任务后，径直来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向毛泽东报到。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楼下是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住有一人，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保姆的卧室。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
毛泽东听说沈雁冰来了，赶紧下了楼，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
“老朋友，欢迎你！”
说罢，指着屋里的另一个人介绍道：
“这是萧楚女同志。”
萧楚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两湖河街一个破产的木商家庭。萧楚女完全是自学成材的。1914年他在武汉和留日学生一道创办《崇德报》，工作之余，经常到中华大学旁听，结识了恽代英，成为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1925年5月，萧楚女到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参加了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此时的毛泽东正锐意整顿宣传部，他巧妙地将汪精卫的内弟陈春圃等人调了出去，而调来萧楚女担任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
萧楚女指着室内一张挂有蚊帐的单人木板床，热情地对沈雁冰说：
“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请坐。”毛泽东挥手示意让沈雁冰在床沿上坐下来，接着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比较远。几天前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开会，汪精卫要我代理宣传部长，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沈雁冰惊讶地问：
“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毛泽东解释说：
“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沈雁冰这才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担心地问：
“我能胜任吗？”
毛泽东说：
“不要紧，萧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我还要忙办农讲所的事，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政治周报》过去是我编的，开慧助理，开慧因为忙别的事情，现在也交给你们编。”
此后，沈雁冰每天清晨向毛泽东请示当天的工作，然后和萧楚女一起到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在萧楚女协助下接替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组织稿件、排版、校对，并负责发行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沈雁冰、萧楚女还检查了宣传部过去的文告和指示，凡是内容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二大”宣言有抵触的，都予以撤销或重新拟文代替。沈雁冰在文字方面是行家里手，工作起来驾轻就熟，自不必说。萧楚女也勤恳工作，热情待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有一次，毛泽东当面称赞萧楚女能写善说，文章富有战斗性、鼓动性。
汪精卫多次到宣传部机关看望毛泽东和其他工作人员，他说，希望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
2月间，毛泽东开始考虑筹办农讲所事宜，他认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为此，他委派罗明前往福建招收学员。
2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写了一个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毛泽东
尔后，他秘密前往广东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为开办农讲所做准备。
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干部，在广州创办政治讲习班，由谭延闿任理事长，毛泽东、林伯渠任理事。中央党部同时规定，谭延闿不在时，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
2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了《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他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国民革命运动。
此后，毛泽东在政治讲习班给学员们讲授《农民问题》，每周1至2次。他在讲课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据政治讲习班学员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课中特别强调说：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萧楚女也在政治讲习班任教，他讲授的课题是《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政治讲习班上作了演讲，题目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在演讲中说：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一书内，也有简单地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55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55年前的今日呢？
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30年，这30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的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
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的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72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大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10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3月19日，毛泽东出席由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甘乃光、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会议主要是讨论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址、招生、预算、教职员等问题。
会议决定：以番禺宫为讲习所所址，并继续占用广东大学部分房屋作为讲习所学员宿舍。关于招生问题，会议决定学员名额扩充至300人。
在前5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少的是第一届，只有33人；最多的是第二届，学员激增到225人；其它3届大约都是100人左右。
与会者鉴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一致同意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会议通过了3项决议案：“1、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2、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3、其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
国民党中央党部很快便批准了决议案。毛泽东正式成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毛泽东委托国民党“二大”陕西代表魏野畴到北京请李大钊为农讲所选派学员。
后来，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的信到了北京，李大钊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选派了元维修、乔国桢、马致远、李波涛、张超等人赴广州农讲所学习。在学员们临行前，李大钊对李波涛说：
“毛泽东同志学问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
且说3月20日凌晨，国民党新权贵蒋介石以“中山舰开到黄埔，共产党要阴谋暴动，劫持蒋介石”等谣言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此前，毛泽东对于国民党新右派们于17日在黄埔军校散布的反共谣言就有警觉，他鉴于广州的严峻局势，曾不无担心地对沈雁冰说过：
“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果不其然，蒋介石开始动手了。
3月20日下午，毛泽东正和沈雁冰谈论时局，一位工友突然来报告说，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昨晚已经被捕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现在是查有实据了。”
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立即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起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研究对策。他们分析了国民革命军内敌我之间的力量：在现有的6个军中，只有第1军属于蒋介石指挥，其余5个军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况且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党员，还有两个团长是共产党党员。他们认为：目前蒋介石在军内还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起而反击，是完全可以击败他的阴谋的。毛泽东还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我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
沈雁冰说：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
来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毛泽东叫沈雁冰留在传达室等候，独自进了会议室。他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分析了蒋介石逮捕李之龙事件的性质，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他还强调说：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1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是1个师和1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1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2军的谭延闿、第3军的朱培德、第4军的李济深、第5军的李福林，第6军的程潜，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1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了肇庆以后，马上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李济深，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20年，他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1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兼任第1师代理师长；1923年升任第1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1924年，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5月及其以后，先后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
再说季山嘉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陈延年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
沈雁冰在传达室里等着毛泽东，过了很长时间才见他出来了。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早有萧楚女、杨开慧接着。沈雁冰见毛泽东的脸色已经平和下来，这才问起在军事顾问团谈话的情形。毛泽东说：
“据陈延年讲，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而且把第1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软禁了起来，扬言第1军中不要共产党员。他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团宿舍和汪精卫住宅。”
接着，他又如此这般地将他提出的意见叙述了一遍。沈雁冰关切地问：
“你们谈的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央。这两天我都在考虑，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沈雁冰又问：
“您预料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
“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果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以后会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还有，看来汪精卫要下台。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
他见时间已晚，就对沈雁冰、萧楚女说：
“睡觉去吧。”
沈雁冰、萧楚女回到住室，心情都十分沉重，他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沈雁冰在追记中是这样写的：“中山舰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唯第1军，而第1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而言，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言，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方强硬，他就要知难而退。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决同他斗争。”“把我们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的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1军外各军（他们同蒋介石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言顺地声讨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弱他的兵权。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既然得不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自然也不会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妥协退让才能团结他进行北伐。他们立即委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接受蒋介石撤回第1军中共产党员的无理要求。就这样，蒋介石牛刀小试便顺利地掌控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
从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多达250余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等人再次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此时，毛泽东得知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士兵已经撤走，汪精卫依然称病不出，便派沈雁冰去看望他。汪精卫见到沈雁冰很高兴，他说：“我不久要舍此而去，但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后来，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国民党“中政委”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蒋介石尊称为“季兄”的汪精卫，不甘心做“介弟”蒋介石的傀儡，不得不辞去职务，于4月间出走法国。
这正是：蒋氏小试辣手，毛公良谋空抛。
党魁坐失良机，竖子一箭双雕。
看今日精卫束手情凄凄，待来年群英引颈就屠刀。
欲知蒋介石还会耍出什么手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真可谓是鞭辟入里。自古道：一言兴国，一言丧邦。此话不虚也。如果苏联军事顾问不是固执己见，如果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岂有后来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早期革命家和大批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有人评价早期共产党的失误，把它归结为共产党还不成熟。何谓成熟？何谓不成熟？如果彼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在突发事变面前都表现得惊慌失措，无所事事，都提不出一个正确的方针对策，那自然可以说是不成熟了。事实上，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已经是很成熟、很坚定、很有正确政治主见的革命家了，只不过他们手中没有党权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了，革命就胜利，历史就向前发展；路线错误了，革命就失败，历史就向后倒退。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完全可以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绝对优势，结果是天予不取！中山舰事件后，革命派完全可以把野心家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中，结果是纵虎为患！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岂有不掉脑袋之理？由此可见，明火执仗的敌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革命阵营里执行“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的头子，或者是潜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危害性比公开的敌人更严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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