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大纲》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运用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经济事实出发剖析资本主义，并孕育着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范畴、观点和理论。《大纲》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运用矛盾思维方式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写作《大纲》时期的恩格斯事实上已经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之前撰写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称《大纲》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之一，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指出《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列宁认为《大纲》“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学人认为《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转变，这一立论是以《大纲》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为前提的。但是，《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学界长期以来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研究《大纲》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于理解恩格斯思想的转变、《大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以及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
《大纲》是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初理论成果。在这一成果中包含有一些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笔者认为《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概念不能离开事物、思想不能离开产生思想的大脑而存在。
在批判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时，恩格斯说：“起初我们有一种抽象价值，现在又有一种抽象商业，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就是说有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在这里，恩格斯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脱离竞争关系界定价值。然而，在这个批判中所运用的比喻，即“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就是唯物主义思想。“一个没有躯体的人”说的是人的概念与人的躯体之间的关系。人的躯体是人的概念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人的概念依赖于人的躯体而存在。“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说的是思想与产生思想的大脑之间的关系。产生思想的大脑是思想、意识、理论等主观的东西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而思想、意识、理论等主观的东西则依赖于产生思想的大脑而存在。
第二，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是客观的、第一性的。
在剖析供求规律时，恩格斯认为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相互适应，其不适应的原因是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它“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这是对经济规律的唯物主义阐释。这一阐释包含：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以人的盲目的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与自然运动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之一。
第三，理论是事实的反映，理论反映事实要从事实的整体出发，坚持全面性。
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恩格斯既指出它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生产与消费、财富过剩与人口过剩的对立；二是劳动力的生产受竞争规律调节),因此才使他注意到土地与人类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才成为推动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又指出它忽视了三个事实(一是随着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二是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与地产过剩的相互联系；三是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费所需的东西)。因此恩格斯说，马尔萨斯“已深陷在自己的对立物中，以致连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使他无动于衷”,“既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为了使这种事实与理论一致，就发明了人口论”。显然，马尔萨斯颠倒了理论与事实的真实关系。这种颠倒正是他的人口论之所以反人类的认识论根源。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任意取舍事实、不从事实的整体出发进行研究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他说：“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这同样是《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
总之，虽然《大纲》没有专门地阐发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顺便”地阐发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不容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二、《大纲》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运用
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对待这一世界观真正严肃的态度，就是把这一世界观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恩格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把这一世界观真正地运用到自己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
在批判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尺度时，恩格斯说：“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exchangeable value,不是商业价值”,“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这种观点之所以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其原因在于：第一，撇开竞争关系，既不能保证生产者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也不能确定生产费用(因为生产费用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第二，离开效用无法确定商品的价值(因为生产者花费很大的力气和巨大的费用制造的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购买的，即没有价值)。在批判效用价值论时，恩格斯指出了两点：第一，“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第二，“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这里的“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和“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李嘉图和萨伊的价值定义都不是从经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去认识经济事实，而是对真实的经济关系(卖与买的关系)进行了任意的、主观的剪裁。那么，怎样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扶正这两个跛脚的定义呢?恩格斯认为必须在竞争关系中定义价值，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对自己提出的定义恩格斯还进行了解释，他说：“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对价值的规定，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标准来判断是并不科学的认识。但是，这一观点要求从竞争关系出发研究价值、在效用与生产费用的联系中把握价值，把价值理解为一种关系。这种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卖与买的关系中定义价值，就是从经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认识经济事实，就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运用。
在揭示土地价值得以产生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人们就要为一块被占有的即被垄断的土地支付地租或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这也就是说，土地的被占有、被垄断是土地的价值、地租得以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批判了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地租定义。针对李嘉图的“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恩格斯指出了两点：第一，这个定义“没有包括地租产生的原因”;第二，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针对斯密的“地租是谋求使用土地者的竞争和可支配的土地的有限数量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这个解释没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别”。李嘉图忽略了地租产生的原因和竞争，斯密忽视了土壤肥力的差别，因此他们关于地租的定义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恩格斯自己给地租下的定义是：“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定义超越了地租是“自然恩赐”的错误认识，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界定地租，且这里的自然方面还包括了“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这个定义虽然还是不科学的，但力求从事物的真实联系出发认识事物，则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运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纲》还有两处关于一般方法论的论述。一处是在阐述亚当·斯密体系的进步性时，他说：“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另一处是在阐述如何定义价值和地租时，他说：“正如研究价值概念时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把这两个定义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来自事物本身发展的、因而包括了实践中的一切情况的定义。”尽管这两个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又要坚持全面性原则。恩格斯在坚持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写就了《大纲》。坚持这两个原则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具体体现。
因此，唯物主义对于写作《大纲》时期的恩格斯而言不只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更是他进行研究所坚持的根本立场，即把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神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应用到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去，从而得出了超越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相对正确的结论。
三、《大纲》从经济事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剖析
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大纲》的内容就是对恩格斯这一论述的证明，是他从经济事实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尝试。
“事实”一词在《大纲》中出现过19次，而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一词所指的就是“经济事实”。在所有“经济事实”中，恩格斯紧紧抓住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事实——私有制(“私有制”这一概念在《大纲》中出现过36次)。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他把研究私有制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并没有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私有制则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使人类生产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私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本质、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同时，恩格斯还抓住与私有制同时并存的经济事实——竞争(“竞争”一词在《大纲》中出现过83次)。他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竞争的前提是所有权的垄断，它的真谛是消费力对于生产力的关系。竞争造成的结果是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态，屠杀了并且每日每时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使社会的无秩序状态活动起来，它是贫困、穷苦、犯罪的原因。尽管《大纲》没有使用生产关系概念，但其对私有制和竞争的剖析，剖析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剖析对于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概念的确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与私有制、竞争同时并存的。《大纲》认为商业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获得最大的利益，任何一次买卖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利益的分离构成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竞争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在私有制下，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都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恩格斯已经初步认识到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在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所有分裂后，《大纲》指出：“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表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阶级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大纲》认为供求规律“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商业危机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和严重，它“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这说明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大纲》认为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的斗争，以及这些要素中的每一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的斗争的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劳动(工人)所得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显然，《大纲》表明恩格斯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大纲》中。这样，人们才有理由认为《大纲》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概括。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生产力(“生产力”范畴在《大纲》中出现过12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纲》认为由于资本和劳动是一个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费用“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在这两个方面中，恩格斯认为土地通过人的劳动可以改良。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人的活动即劳动是生产的主要方面。恩格斯认为劳动“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而且在合理的社会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家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劳动是肉体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恩格斯研究了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生产力和人口等关系。在对这些关系的研究中，他认为，“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认为由于劳动中渗透着科学，而科学是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的，因此“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显然，《大纲》中隐含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无限性的思想。尽管《大纲》还不是在与生产关系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的，但它无疑孕育着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一些具体内容。
“道德”概念在《大纲》中出现过31次，且多数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
《大纲》认为：“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竞争“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不道德的顶点是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人类贬低为用来满足善于算计和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商业危机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犯罪也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因此，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的自由贸易体系是不道德的，其不道德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私有制决定的。恩格斯还给自己提出一个研究任务，即通过揭露工厂制度的不道德来揭露经济学家的伪善。透过这些具体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道德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道德的基础，是人类堕落的根源。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的革命是片面的并停留在对立的状态时，还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政治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说：“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随着对国家前提的深入研究，必然引起政治学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这一前提的深入研究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些认识孕育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总之，《大纲》坚持从生产劳动引发的经济事实出发解释历史的优先性，并孕育有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范畴、观点和理论。这样，《大纲》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是唯物史观的“前页”。因此，恩格斯说：“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四、余论
学界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大纲》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四点。
第一，恩格斯承认《大纲》存在不足。他说，《大纲》“完全是以黑格尔风格写的，……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但是，自从普列汉诺夫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坚持的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观点，也就是抽象博爱的观点后，《大纲》的不足成为学界对它研究的一个热点。奥伊泽尔曼认为，《大纲》“无疑还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图赫舍雷尔认为，《大纲》“显然是从人的本质、人的天然权利、正义和道德的立场出发，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武器，倒过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这些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大纲》还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受这种观点影响，学人自然忽视了对《大纲》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建立在对自然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的基础上，其实质就是自然对于人而言的先在性。从理论形态的角度来看，它包括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在自然领域，旧唯物主义者坚持了这一立场，而在历史领域，旧唯物主义者则不同程度地都背离了这一立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是把这一立场贯彻到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去，创立了唯物史观。学界对《大纲》的研究总是着力于它的“创新之处”(即它所包含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因而忽视对其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忽视对它所包含的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在笔者看来，没有对概念与事物、思想与产生思想的大脑、理论与事实等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就不可能唯物主义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作为思想体系阐述的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自然观和认识论等是以后才陆续作为思想体系阐发的。这一事实，导致了学界在研究《大纲》的唯物主义思想时，总是致力于探寻其所包含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内容。然而，《大纲》不是专门研究历史发展的著作，且没有明确地提出唯物史观的观点和理论，唯物史观的思想内容只是以孕育的形式存在于《大纲》中，因而学界忽视了对它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
第四，《大纲》被定性为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也是学界长期以来忽视对它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大纲》研究的领域属于政治经济学，但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运用了辩证法，并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结论——消灭私有制。如果不深入研究《大纲》的唯物主义思想，仅仅将它看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所做出的全方位的贡献。
学界公认的《大纲》标志着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认识没有指明写作《大纲》时期的恩格斯已经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这种认识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大纲》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肯定了人的能动性。旧唯物主义反对唯灵论把上帝奉为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的观点，而把自然界视为世界的本原；但是旧唯物主义把自然和人对立起来，认为人完全受自然的支配，没有认识到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他还批判了把自然与人绝对对立起来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说：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顶峰，——而我们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经济学，……马尔萨斯的理论只不过是关于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二者的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我希望也在经济学领域揭示这个对宗教来说并与宗教一起早就解决了的矛盾的虚无性”。恩格斯不仅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且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他指出：“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自然是要由人来改造的，人通过生产劳动，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和印记，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条件。在对人和自然关系辩证理解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肯定了人的能动性。他认为生产费用的两个因素是“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进而确认了斯密提出的“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在对人、劳动在生产中的意义(人的能动性)的肯定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消灭私有制，劳动就会成为自己的报酬，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生产费用的意义就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其二，《大纲》是恩格斯运用矛盾(“矛盾”范畴在《大纲》中出现过15次)思维方式剖析人类生产的结晶。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剩余产品出现后就产生了私有制。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类的生产活动出现了一系列的分裂。“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在这一分离的基础上，生产的“人的方面”即劳动分裂为两种对立的要素：劳动和资本。由于这种分离，资本分成原始资本和利润，而利润又分成利润本身和利息。这样，私有制合乎规律地使生产分裂、使生产要素对立、使生产的所有者彼此敌对，决定生产要素之间、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始终坚持辩证统一的立场，认为只要生产所有的分裂必将统一起来，否则生产就不能进行下去。他说：“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土地出产原材料，但这里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以土地和劳动为前提，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与此一致，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恩格斯肯定了马尔萨斯看到人口过剩与财富过剩的对立，批判了它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在阐述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时，恩格斯既看到二者的对立，又认识到二者的联系。显然，统一之分裂为对立、对立的统一，是恩格斯写作《大纲》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运用了这一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大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生产发展的辩证法)。虽然《大纲》没有专门研究矛盾规律，写作《大纲》时唯物辩证法还没有以理论形态的形式得以阐发，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写作《大纲》时期的恩格斯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念，并将这些观念运用于研究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写作《大纲》时期的恩格斯已经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者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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