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1军团行到牛行车站，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
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
话说在1930年8月3日，湖南军阀何键在沅江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从株洲、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反攻。
原来在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了配合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率部进攻湖南，占领了长沙。后来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部反攻下，桂系军队主动撤出长沙。7月27日，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同湘鄂赣边独立师趁何键乘胜追击桂系各部之机，以红8军第1纵队纵队长陈毅安为攻打长沙的前敌总指挥，乘虚占领了长沙城。
8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率领红1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军团总指挥部在奉新发布了《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5军前进之势（由此可见，毛泽东此前并不知道红3军团已经成立，也不知道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下边所说的他给中央的信亦证实了这一点——笔者注）。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5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9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1天或2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16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沿途均须工作筹款，以9号以前到达宜丰城，16号以前到达大桥圩为限。”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
8月4日，何键部已进到长沙的南、西、北郊区。蒋介石的第77师亦由鄂入湘，向长沙逼近。
8月5日，陈毅安指挥红8军第1纵队在新河、经武门、浏阳门一线阻击敌军一昼夜。
8月6日拂晓，彭德怀被迫率领红3军团撤离长沙。因军团政治部未能及时撤出，陈毅安又奉命率纵队向城里再次发动攻击，以接应军团政治部外撤。激战中，他不幸腰中4弹，英勇牺牲。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命令红3军团反攻长沙。命令红1军团等各部分别进攻南昌、九江、武汉。
这个长江局是在8月1日设立的，以项英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朱瑞为秘书长，周以粟为军委书记，刘伯承兼任军委参谋长。
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描绘出了一幅美妙的革命前景。信中写道：红3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地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2、6军亦须向武汉进军。……3、4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8军取联络，通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会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政权。……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成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
就在8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于是，红1军团即沿着高安、万载大路及其北侧，向长沙方向西进。行军途中，毛泽东在上高县城一个破旧教堂里开了一个直属队干部会，向直属机关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讲了革命形势发展情况，解释了这次行动的意义。
8月18日，红1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毛泽东得知在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有何键部第3纵队4个团，态势较为孤立，便决定抓住这一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灭该敌。他和朱德立即在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命令中说：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沙岳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全线总攻时间定于20号晨拂晓（5时前后）。”
毛泽东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红1军团即分兵3路，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
就在此时，红3军团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到红1军团联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由此得知，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8月6日被迫撤离，正向平江方向转移，目前正在何键的左、中、右3路纵队追击中，而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军正是敌之右路军。袁国平还说，贺龙所部红2军团受命攻打武汉，也已经失利了。
毛泽东让袁国平带回一封指示信，说是红1军团正在攻取文家市，可解红3军团之围，要彭德怀等人率部到浏阳县永和镇一带与红1军团汇合。
8月19日，毛泽东在黄茅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红1军团进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新淦渡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经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30里一带，派了两个纵队，于8月1日到达南昌对岸，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8月20日拂晓，红1军团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以突然强袭之势三面围攻文家市，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湘军3个团1个营1个机枪连，俘虏官兵3900多人，内有旅长1名、团长两名，击毙击伤1000余人，湘军第3纵队几乎全军覆没。第3纵队司令兼第47旅旅长戴斗垣因身中两枪，团长田应棠身中6枪，被俘后双双毙命。
湘军溃退时丢下的一部电台还在工作，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感觉很奇怪，就把它给砸坏了。毛泽东听说后非常惋惜，他说：
“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的教育不行。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
8月23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先前和红3军团的约定，乘胜向北进至浏阳东北部之永和镇，等候红3军团。
8月24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写道：
红1军团“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8月20日3路攻击文家市之敌，我军损失虽不多（官兵伤亡700人，大队支队二级干部负伤颇多，柯武东同志阵亡），但敌之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兵力被我消灭殆尽，俘虏官兵3900多名，内旅长1名，团长两名，敌官兵伤亡1000人，缴得步枪1400支，水机枪2挺，机关轻机关等17挺，驳壳枪100余支，子弹也补充了。”
就在8月24日这一天，红3军团从长寿街南进，来到永和镇与红1军团会师。这是彭德怀率部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第3次会师。
8月25日，红1、红3军团两个前委在永和镇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提议将两个军团合编在一起，成立第1方面军和总前委，便于统一指挥。
联席会议遂决定将红1、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1934年底叛变投敌，见后）任总政治部主任；成立第1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邓萍、袁国平等为总前委委员，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并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的指示，成立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全国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毛泽东任主席。
红1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部代理，朱德兼任总指挥，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第4、第12、第20、第22军。
第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
第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李涛。
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楚，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20军：军长曾炳春，政委刘士奇，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第22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
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第8、第16军以及炮兵团。
第5军：军长邓萍（兼），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第8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兼），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第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竞，政治部主任吴天骥。
在成立红军第1方面军时，毛泽东为安排红4军政委一职颇费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挑选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他的性格古怪，个性强，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很难同他共事。他自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多搞不好关系。这一次重组红4军领导班子，毛泽东考虑到红4军第3纵队政委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又表现出了一个政工干部的优秀品质，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正是和林彪可以互补的好搭档。尽管不少人为此捏了一把汗，但毛泽东还是毅然任用了他。
且说永和整编后，红3军团就李立三8月10日命令红军“反攻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袁国平等主张执行中央的命令，红8军参谋长兼4师师长卢匿才则反对强攻长沙。
卢匿才，又名卢义才，上海工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由中共中央派到红5军工作。
卢匿才反对强攻长沙的理由是：敌人守备力量充足，红军缺乏攻坚装备。他主张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没想到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强烈指责，有人说他是“托派”，还有人说他在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遂被军团处决。
黄克诚曾回忆说：卢匿才是因为反对攻打长沙，被以托派罪名处决了。王平则回忆说：第4师全师集合，由政委石恒中宣布上级命令：卢匿才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就命人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给砍了。
此时，毛泽东也主持总前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反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因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他说：
“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要攻打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
但毛泽东的“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此时多数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他们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红1、红3军团应该立即再战长沙。袁国平说：
“3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方面军已有三四万人，两个军团会合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1军团不敢打，只开到附近，就站在一边看，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我们3军团单独打。”
他还说：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此时的形势虽然很严峻，但多数领导人的意见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为了团结红3军团，也为了中央的命令，他决定暂时忍耐和等待，于是便提出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在5月间去了苏联）、瞿秋白已经先后于8月25、26日由莫斯科回到了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指示命令红1、红3军团主力再度集中进攻长沙。
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意见的确是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的。而毛泽东在二度进攻长沙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朱德曾经说：“毛泽东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因此，已在思想上作好转变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
8月28日下午9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镇签署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据报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塱梨市、黄土岭、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长沙城东南附近之乌梅岭、黄土岭、猴子石一带略有简单工事，菱仲铺、龙头铺间有少数敌军。”“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以明（29）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指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
《攻击长沙的命令》中何以要各部“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此时红军中缺乏的是重武器，毛泽东出于无奈，只好采用古人的战法，使用火牛阵攻敌了。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来到浏阳河畔镇头村北视察部队，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他。毛泽东一时还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大胡子青年，只是诧异地重复了一声：
“王震？”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发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就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
毛泽东眉毛一挑，说：
“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
“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么！”
“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
由于不便长谈，王震还不好意思把他早已认识毛泽东的事说出来，便打住了话头。原来，王震于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后，他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王震和同事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湘区委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育。从此，王震暗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第二年，王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十分茂盛，他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王震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头发、胡子一齐留，自然，“王大胡子”的绰号就非他莫属了。后来，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目前是某师政委兼第8军代政委。
8月29日，红1军团为左路，红3军团（缺16军）为中路，红16军为右路，3路红军以坚决执行命令的果敢精神向长沙推进。
红1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方面军总部进到新桥，发现敌人主力陆续向易家湾集中。
8月29日上午8时，毛泽东、朱德在新桥发布了消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占长沙的命令。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闻报敌人企图冲出碉堡群，从侧后袭击红军。
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然而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
8月3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长沙”的命令。敌人还是没有出击的动静。红军指挥员们求战心切。毛泽东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火了，一拍桌子，吼道：
“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当总前委书记好了！”
此时连朱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劝毛泽东说：
“这个样子，不打也不行了。打就打吧，打完就算了。”
毛泽东无奈，只好再一次妥协。
1930年9月1日下午8时，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定于9月2日发起全线总攻击。
作战命令发出后，毛泽东从获取的一份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敌军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于是，他和朱德立即改变原定全线总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在敌出击线上歼灭之。
9月3日下午，红军果然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俘敌官兵1000余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9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
9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歼两路之敌的命令。
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军都没有上当。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急了，便一再要求强攻。
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在田心桥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强攻该城，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8时向二里碑、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
一场强攻长沙的激战开始了。红军指战员们勇往直前，猛烈冲杀，可每一次冲锋均被阻击于敌人的电网之外。正是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红军久攻不克。
毛泽东提出，攻击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以免红军伤亡过大，然后再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红3军团负责人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指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攻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采用毛泽东预备的“火牛阵”，冲击敌人设置的电网。他们将几百头牛一字排开，在牛尾巴上绑了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后，迫使牛群向电网冲击。可没想到乱冲乱闯的火牛有些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有些则冲回了自己的阵地，反而伤害了不少红军战士。
毛泽东为如何才能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颇费琢磨。总前委指挥部在攻打长沙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开会，天天争论。毛泽东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是以卵击石，会导致红军覆灭。一系列的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都没有能使彭德怀等人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
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多。红1军团损失干部一百几十名，士兵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国民党的援军又从各方面赶来了，形势对红军已经十分不利。正在此时，中央军委长江局又传来了张发奎的援军已经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的援军，然后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一提议如果实现的话，就可以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妙就妙在并没有放弃攻打长沙和武汉，所以就得到了坚持要打长沙的干部们的赞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命令宣布说：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
有史家曾评论说，毛泽东“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1方面军撤围长沙后，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立即进行了疯狂反扑。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这个积极反共的刽子手，早在“马日事变”之时，双手就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如今他接连遭到红军攻击，更是恼羞成怒，红军一走，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着枪毙共产党要犯的消息，腥风血雨笼罩着闷热的长沙城。
何键对朱毛红军又恨又怕，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他四处张贴告示，悬重赏捉拿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我老家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而且，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何键还派特务假扮风水先生，暗中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又派军队到韶山挖毛泽东家的祖坟。已经脱党的毛宇居和韶山的乡亲们，利用滴水洞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移至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又把挖墓碑的坑穴填平，栽种了花草，还在毛翼臣的坟墓旁边修了几座假坟；同时也保护了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合葬墓。就这样，毛泽东的祖坟才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在1986年，韶山为使旅游者们饱览滴水洞的风光，在修建滴水洞别墅通往虎歇坪的便道时，于9月28日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高3尺、宽1尺、厚3寸的墓碑，上面镌刻的原文是：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
男 贻昌 孙 泽东 泽铭 泽淋 敬立
于是，有关部门便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进行了重新修复。
再说何键同时也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母子。他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的武术训练班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是板仓人，范瑾熙派暗探余连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贩，在杨开慧的家乡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敏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也曾到六舅向明卿的老家躲藏过一段时间，这才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
9月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决定：部队撤至江西袁州（也称宜春）地区，以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进至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
9月13日下午8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1方面军第1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1、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下，在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民众集中进攻的策略下，猛烈地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夺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1军团攻取吉安，第3军团略取峡江、新淦。2、本军团决于明（14）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17天，限于本月30号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9月14日，红1军团开始向萍乡、攸县、醴陵3县进发，并在3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部队终于从对长沙久攻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正如郭化若后来所说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写报告给中央。他写道：
“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者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醴陵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二打长沙未能得手，原因在于：1、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个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市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是欧式的多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3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1、3两个军团现在每月需款40万以上，目前给养业已告罄，必须萍、醴、攸3县筹款20万元左右方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紧要（这3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一起以12天在3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1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3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这正是：贤统帅谋划智者之策，羽扇轻摇大挪移。
莽将军徒逞匹夫之勇，气壮似牛又如何？
欲知红1军团能否打下吉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高压之下，在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的挤兑之中，非常巧妙地把部队撤离了长沙，把待机萍、攸、醴说成是为了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尔后又提出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方案”，最终打破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条及其在军事领导人中间的影响，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从而实现了他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而他在9月17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也很值得认真一读，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既真实也很有趣。每当我看到他说在长沙“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说筹款补充新兵后要“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联想到后来红1方面军的一系列活动，往往忍不住掩口而笑。诸君若不信，请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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