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韶山情”的推荐和对毛主席的热爱，今年4月我满怀期待购买了《毛泽东最后十年》一书，读后却大失所望。
一、老调重弹
读完该书，感觉很多是“老掉牙”的内容，既没有新角度、新高度，又没有新细节、新说法，缺乏可读性和吸引力，如第十七章《夜幕弥漫的庐山》、第二十一章《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第二十二章《破例出席陈毅追悼会》、第二十六章《采纳邓小平意见对调八大军区司令》、第三十三章《派代表出席周恩来追悼会》等章节，与现有文章或书籍情节雷同，了无新意。另外，第十四章《“住在毛泽东身边”的客人们》，絮絮叨叨、缺乏重点，没有可读内容。
二、偏离主题
作为反映毛主席晚年的书籍，应将重大事件及毛主席晚年思想作为重点，但陈长江却匪夷所思地在第十六章《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十九章《衰老的毛泽东在游泳中获得新生》、第三十章《与游泳最后诀别》等章节中，围绕毛主席“游泳”大书特书，感觉偏离主题，类似现象在其他章节也有体现。
三、否定主席
根据“韶山情”的推荐，《毛泽东最后十年》是歌颂毛主席、破解“文革”疑案的力作。遗憾的是，该书虽然有歌颂主席的内容，但也有一些否定影射毛主席的内容。
如“在毛泽东身边的最后十年，也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那些岁月”（P5）
“他们（指红卫兵）以‘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崇高信念为己任，到处煽动，四处冲杀，有的甚至失去理智，疯狂破坏” （P25）“想当初，如果能够料及造成这么严重的恶果，毛主席会那么热情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不辞辛苦地鼓励青年人去做蠢事吗？！”（P25）
“许多无知的青年上当受骗，做出桩桩件件骇人听闻的打砸抢事件来，有的甚至成为历史罪人” （P27）
说毛主席“犯错误”、“不辞辛苦地鼓励青年人去做蠢事”，试问，这是在歌颂毛主席吗？
“许多无知的青年上当受骗”，试问，无知青年到底上了谁的当受了谁的骗，陈长江是不是在说毛主席欺骗“红卫兵”“无知青年”？
此外，陈长江还通过一些隐晦方式影射毛主席。如“我还认为，党内无论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党内召开会议解决，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抖落到外面去呢？”（P10）。
这句话显得陈长江很虚伪，因为毛主席为何发动“文革”，为何鼓励群众写“大字报”，当时经过生动透彻的思想教育，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如今50多年过去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再次印证了主席的判断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陈长江却故作不知，显得非常荒唐。而且，如果仅凭党内开会就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还用发动“文革”吗？如此浅显的道理，陈长江为何不说呢？他显然是想否定毛主席。
四、胡说八道
书中有些内容纯属胡说八道，第三十六章《在毛泽东遗体边的最后守护》表现得尤其明显。书中说：
“毛泽东病重弥留之际，江青去工厂胡吹” （P232）
“作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毫不关心，甚至也没有任何怜悯与同情” （P233）
9月5日，毛主席病重，中央值班室领导请江青返京，陈长江是这样叙述的：“（江青）不情愿第起来收拾梳妆，在等候火车时，还与人打扑克牌，闲聊天，嘻嘻哈哈，毫无悲痛之色” （P233）
“（9月8日）江青则像没事人似的，她又到别处闯荡去了”
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一直深爱主席，与他生活近40年，怎么可能对主席的病情毫不关心？而且，毛主席快要去世了，江青有心情到工厂“胡吹”吗？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说成“胡吹”，岂不荒唐至极？
关于江青返京时与工作人员打扑克、聊天，陈永贵说得很清楚，因为主席病情属绝密信息，决定了江青在听说主席病情恶化后，不能惊慌失措、痛哭流涕，她必然装作没事人一样，而打牌聊天仅是掩饰方式而已。不过，尽管江青努力掩饰，但据陈永贵回忆，她在打牌时“心不在焉”“出错牌”，这充分说明江青很在意毛主席的健康。
关于王洪文，陈长江说：“他经常去中南海海边钓鱼，用小口径步枪到海边的树上打斑鸠……找年轻的女同志瞎聊，一扯就是几个小时” （P233）；关于张春桥，陈长江说：“他对毛主席的健康、医疗护理等不管不问” （P233）
王洪文、张春桥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可能对主席健康和医疗护理不管不问，并在中南海钓鱼、打斑鸠吗？不论他们工作是否需要日理万机，即便真有闲暇时间，也绝不可能做出“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等授人以柄的蠢事。
关于江青，陈长江说：“她（江青）对送钱的人说：‘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们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不可能不死不活地活着’”、“坏事做绝的江青，已预感到自己是不会逃脱历史惩罚的”（P139）
陈长江可能不懂历史，江青、张春桥在“文革”初期就坦言“准备杀头、坐牢”，毛主席也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可见，江青说自己准备杀头、坐牢，绝不是因为所谓“坏事做绝”，而是因为她预料到他们推动文革侵犯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很大，很可能被杀头坐牢。
五、不够严谨
书中有些说法很不严谨，需继续商榷。
如“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这次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P85），这种说法需要澄清，因为周总理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有关他的审查报告必然由周总理把关，不知陈长江为何遗漏周总理这个关键人物？
再如“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P86），这种说法同样不够严谨，因为据许多文章和回忆录，文革初期组织批斗朱德的是少奇同志，林彪虽然“奉旨”参加，但仅说点场面话，对朱德的批判并不过分，这是因为朱德曾是林彪伯乐，出于个人感情和公众形象考虑，林彪不愿意批斗朱德，给众人留下落井下石、寡情薄意的形象。另外，对江青而言，朱德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当时虽然在职，但属“二线”性质，江青连一线的“走资派”都对付不了，怎么可能拿朱德开刀，这不是敌友不分、四面树敌吗？
总之，陈长江的《毛泽东最后十年》虽然客观公正地还原了某些史实，如毛主席不喜欢纪念章和“红海洋”、经常派身边战士回乡调研，并强调“你们回家的路费，由我负责”，将两个女儿下放农村劳动等，但存在很多问题，而且整本书读完，感觉絮絮叨叨、主题不清，很难看到毛主席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韶山情”的推荐有点言过其实。因此，该书可作史料存阅，但无需认真阅读。（202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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