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话说在1930年12月初，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根据赣西南在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遣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0军指导肃反工作。
李韶九，别号昌喜，又名李柏成，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嘉禾一个殷实家庭，1923年就读于嘉禾县甲种师范学校，后入衡阳成章中学，1926年4月入韶关湘军讲武堂学习，1926年9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机枪连，随军北伐，后任54团指导员。1927年7月，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围歼，李韶九在俘虏营见到了同乡、起义部队里的萧克，并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起义军，被选送到九江林伯渠主办的第6军政治训练班学习。1928年，李韶九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刚到任即被国民党军队追捕，辗转到了上海，又被派往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因身份暴露遭通缉，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前往常德，任中共湘西特委会委员。不久，他经武汉转江西，参与万安暴动领导工作。1928年春，他奉命到吉安东固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 团工作，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7、9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夏任第7纵队纵队长，1929年冬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团长。据萧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赣西南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第1纵队政委。1930年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1930年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
早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AB团是什么意思。原来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AB团的含义是省级组织和县级组织，后来被译成英文Anti-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总政治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及红20军的。谁知年仅26岁的李韶九此一去竟惹出了一桩天大的祸事。
12月7日，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谢汉昌被迫供出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李韶九决定，留古柏、曾山负责在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1个排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自己带一排人，明天押着谢汉昌前往40里外的红20军驻地东固，捉拿红20军中的AB团。这就为后来的“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
这时候，红3军团正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前进，部队越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了。大家纷纷抱怨：这是什么根据地？连白区都不如！
原来，江西省行委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满意，他们说毛泽东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的方针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们便对红1方面军主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见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红军主力发生内讧。
12月8日夜晚，红3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给彭德怀一封毛泽东写给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大意是说：要在审问反革命组织AB团中逼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周高潮还交给彭德怀一份近万言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民众们：党内大难临头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接下来，《告同志和民众书》列举了毛泽东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投降路线啦之类。彭德怀边看边问周高潮：
“送信的人呢？”
周高潮说：
“在外边。”
彭德怀说：
“是一个什么人哪？”
周高潮说：
“是一个普通青年农民。”
彭德怀说：
“请他进来。”
彭德怀看完了信件还不见周高潮领人来，心想：“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分裂1、3军团。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很可能还会送给朱德、黄公略等人。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稍有不慎，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此时，毛泽东的形象、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一贯方针、政策一一在彭德怀的脑海中闪过。彭德怀怀疑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一个险恶阴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周高潮才回来说：
“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怀说：
“送信人就走了吗？”
周高潮说：
“是的。”
彭德怀心里暗暗嘀咕“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哩！这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信以为真，后果不堪设想。”他见周高潮从桌子上拿起信来看，就问道：
“你看怎样？”
周高潮回答说：
“为什么这样阴险呀！”
彭德怀说：
“明天9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此时已经是12月9日凌晨2点了，周高潮说：
“已经2点了，是今天9点吧？”
彭德怀说：
“是今天9点。”
周高潮随即出门去召集会议。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人闻讯都赶了来，彭德怀将信件递给他们看。滕代远说：
“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
彭德怀把刚才送信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听了，都对周高潮起了疑心。因为周高潮是10天前由江西省行委介绍来的，而且他还是一个“立三路线”的拥护者。
此时，总前委驻在黄陂。大家一致认为，这里离总前委太远，请示是来不及了，又怕发生意外事变，最好让彭德怀赶快写一个简单宣言，大意是：《告同志和民众书》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宣言同时宣告：1、3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彭德怀立即要来纸和笔，正写着，滕代远叫道：
“吃饭哪！”
彭德怀说：
“还有几个字没完。”
12月9日上午9时，红3军团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让到会的人传看。他又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叫到一边，商量如何与总前委联系。大家商定：由邓萍安排1个班将彭德怀所写的那份不到200字的红3军团宣言和那些反革命信件送到黄陂总前委去。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3人再次走进会场，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绰号“猛张飞”的杜中美大声说：
“好大的阴谋！”
周高潮宣布开会，彭德怀首先讲话。在他讲话中间，黄公略也来到了会场，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会议结束后，彭德怀问邓萍：
“公略来干嘛？”
邓萍说：
“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就走了。”
12月10日，红3军团开到小布，离总前委驻地黄陂有七八公里。而此时的红1军团则驻在离黄陂有30多公里的东山坝。
彭德怀到黄陂来见毛泽东和朱德。朱德把12月8日晚来人送给他和黄公略的反革命信件拿出来让彭德怀看。毛泽东解释说，他写信时连年、月、日也是用中文数字书写的，而这些信件中写的却是阿拉伯数字。彭德怀这才明白，所有的反革命信件都是他人伪造的。
事后查明，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在12月7日被李韶九抓起来后，赣西南特委委员、赣南西河行委书记丛允中便伪造了这些反革命信件。毛泽东的字体别人很难学，丛允中平日里学毛体学得比较像，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可他一不小心还是露出了马脚。
误会解除了，彭德怀请毛泽东到小布去讲话。于是，毛泽东便在彭德怀陪同下来到小布，在红3军团干部会上讲了话。红3军团的干部们第一次见到了总政委毛泽东。会后，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两天后，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人从先后跑回来的古柏、李韶九等人的报告中，了解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全过程。
原来在12月9日，李韶九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去东固红20军军部，国民党军用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带上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奔向东固。
12月11日，李韶九找他的湖南同乡红20军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谈话，说明了来意。刘敌与李韶九早就相识，知道他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韶九，取得了信任。李韶九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他好好干，示意将来20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敌回独立营营部。
12月12日，刘敌吃罢早饭，对独立营政委梁贻和另一个营长张兴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并肯定说，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这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3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可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却偏偏跑了李韶九。刘敌等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负责人，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12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一批人。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
古柏夫人曾碧漪曾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说：“1930年冬天，古柏秘书长和我从黄陂去富田。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我们去江西省苏维埃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中午到富田。晚上，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不久，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河西的20军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我们带的一个警卫班被冲散了。于是我们3人（古柏、陈正人老婆彭儒、我）便从省政府后门跑出来，钻进房子附近的一个茅草篷里隐藏。”
当晚，段良弼、刘敌等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20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12月13日一早，段良弼、刘敌等人在富田广场召开大会。被捕者在会上报告了被抓捕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并向他道歉。易尔士说，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段良弼、刘敌等人接受了批评。尔后，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同红20军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
会后，刘敌还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后来项英于1931年1月中旬受命来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中说：苏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般地是在党当时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决定给李韶九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做群众工作。
不久，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三人团”从上海出发，于4月17日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改组了苏区中央局，依据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组成了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4月18日，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渡过赣江，往青圹村走来。他们刚走进青圹村便被一网打尽了。在公审大会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在会后，“罪魁祸首”刘敌还是被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人不久也先后被处决。4月19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此时，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20军指战员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后来，红20军奉“三人团”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之命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接受“整编”。7月中旬，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坪头寨。吃罢早饭，红20军副排长以上指挥员奉命到王家祠堂开会，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指挥事先埋伏的部队包围了祠堂，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20军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红20军的番号被宣布撤销。被捕者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遭到杀害。红20军余部2000人被编入了红7军。
这便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至今众说纷纭的“富田事变”及其整个处理过程的真相。其间，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就是李韶九和陈毅之间的关系。
在1931年4月间，陈毅兼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此时李韶九以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身份亲临赣西南“肃反”。这样，陈毅与李韶九便成为临时搭档。天生炮筒子脾气的陈毅关于处理富田事变的一些话，引起了李韶九的不满。他说陈毅“保护AB团”。二人言来语去弄翻脸了。据李聚奎后来回忆说：有一次，陈毅骑着一匹大白马去参加总前委扩大会议，路上遇见李韶九。李韶九恭维说：“陈军长的马好棒啊！”陈毅眯缝着眼回答说：“只要我陈毅不是AB团，谁也夺不走我的马！”萧克后来也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过不了好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啊！’”陈毅听了这些传闻，哈哈一笑说：“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说话不及，舆论陈毅是AB团的风声越来越大了，陈毅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一天，陈毅被通知去开会，他暗忖此行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去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对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还不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这一天，陈毅在会议上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在归途中却遇到了白匪袭击，他的马被打死了，只好和警卫员绕道步行，一直到晚上8点才赶到家。哪知到家一看，妻子不见了。原来萧菊英等到晚上6点钟，还不见陈毅回来，误以为他是被当作AB团给抓走了，情急之下竟投井自杀了。
陈毅悲痛异常，含泪写下了《忆友》诗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萧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诗中有句云：“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有道是祸不单行。陈毅在丧妻之后，还真的被李韶九给抓起来了。后来还是被毛泽东给救了下来。薄一波曾经谈起过此事：“毛泽东也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得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陈毅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也说过：“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李韶九的结局也不妙。他在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本章前面说到的李文林，则是在1932年5月30日被政治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罪名而处决了。
回头再说在1930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从古柏、李韶九的报告中得知“富田事变”的经过，立即指示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覃在吉安县委妇女部长贺怡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彭德怀鉴于“富田事变”的教训，有感而发，向毛泽东叙述了他所处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经过。这就牵扯到了本传及本章所提到的井冈山时期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
这事还得从1929年2月下旬说起。本传前面已经交代过，袁文才在东固期间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关于处理“土匪武装”的文件。他越想越怕，就带着担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亲信，乘夜开了小差，返回宁冈找王佐。
他和王佐会合后，一起找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与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宛希先与袁文才是至交，得知他擅自脱离了红4军，也未深究，只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尔后安排他到宁冈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龙超清、王怀等对宛希先这种处理十分不满。不久，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捕牺牲，县委一班人竟借故将宛希先残忍杀害了。宛希先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单力薄，缺人少枪，很不安全，就联合王佐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活捉了来。原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为了壮大实力，袁文才对罗克绍故作亲热，亲自给他松绑，酒肉款待，还陪他打麻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杀罗克绍，并将此事报告了龙超清和边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视员彭清泉（原名潘心源，本传前面多次提到过）到边界巡视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县于田主持召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5军军委联席会议，对边界军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根据“六大”文件和龙超清等人的汇报，认定袁文才和王佐已和地主豪绅同流合污，便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错误决定。
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以毛泽东的名义要各县负责人带县赤卫队到永新城参加特委会议。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就带一部分队伍去参加了。彭清泉在会上无端指责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一气之下和彭清泉吵翻了，二人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
是日晚，彭清泉让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和王怀等人前往红5军驻地安福向彭德怀求援。朱昌楷一行人于深夜时分来到了红5军军部，对彭德怀、滕代远和邓萍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将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还说王佐在讲话时把驳壳枪“啪”的一声摆在了桌子上。最后，他们还说：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袁文才、王佐有将参加边界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干部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5军立即出动，挽救危机。彭德怀说：
“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于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
朱昌楷说：
“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4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袁文才在红4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不识字的王佐听，并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彭德怀说：
“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个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佐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5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佐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嘛？’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这个事情来看，王佐多疑是肯定的。”
事发突然，时间紧迫，红5军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和特委共同决定：派4纵队党代表张纯清和刘宗义带4纵队一部分从30里外赶往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袁文才、王佐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
第二天拂晓时分，4纵队一部分人手臂上扎着白带子作为记号，进城包围了袁、王驻地，在城东门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朱昌楷闯进卧室用手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冲出房门，越过东关城墙逃跑，在涉水渡河时中弹负伤，溺死于水中。
就这样，正当革命用人之际，毛泽东千辛万苦费尽心机教育出来的两位英雄好汉、共产党员，便如此草率地被彭德怀、龙超清、彭清泉、朱昌楷等人给报销了，岂不可惜！
这才叫：莽将军不管他三七二十几，想杀便杀；
忠烈士遇克星罪在莫须有，说完便完。
在这次事件中，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了。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他们会为袁文才、王佐报仇的。于是这些干部全都被处死了。
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等20余人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300多人在城内未动。特委将他们改编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叙述，这才知道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先后被错杀，痛惜之至，连呼“杀错了！杀错了！”但去日不可追，死者长已矣，为了团结彭德怀等人，也只有扼腕叹息的份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让他们参加。”
彭德怀说：
“在4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文才、王佐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4军跑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回以前，王佐随5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5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5军到南雄，是王佐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佐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回到井冈山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从此，井冈山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数次想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一直没有成功。萧克曾经率红17师攻到黄洋界山脚下，也只能远眺井冈山，望而兴叹。直到解放后，人民军队才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前边已经说过，龙超清是在1930年11月在赣西党内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县被错杀，距离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还不到2年。
潘心源则是在1931年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13军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且说在1930年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军情紧急，在黄陂的中排村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第1次反“围剿”的计划问题。
在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收到了中共中央10月间正式下发的《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周恩来10月27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军1、3军团前委的指示信，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在9月下旬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中央在指示信中提出，在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书记。在项英未到之前，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命朱德为红1、红3军团总司令。指示信还强调说，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在中央局。
《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指示信在扩大会议上传达后，大家的思想更加统一了。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根据国际国内、敌我双方的形势，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夺取胜利的8个条件：
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黄陂中排村会议结束以后，总前委将毛泽东的讲话归纳为“8个大胜利的条件”，又制定了《三十条作战注意》，一齐印发给根据地军民。
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及红军总部一同从黄陂的中排、上排转移到小布，分别住在赤坎村新屋下和龚家祠。
12月24日，毛泽东得到消息，谭道源师正在源头进行拉练，准备向小布前进。小布地区便于设伏。毛泽东决定红军在小布设伏，首先消灭谭道源师。
12月25日上午，总前委在宁都小布麻糍石下河滩上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议由袁国平主持。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边的台柱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他说：
“今天开的是动员大会，明天早上就要打仗啦！敌人对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部队有湖南的18师，江西的52师。江西的归鲁涤平指挥，湖南的归唐生智、何键指挥。现在苏区的群众封锁消息，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却知道敌人就在山那边。”
毛泽东把大手朝前一推，说：
“我们要消灭张辉瓒的18师，它是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把这支部队打垮，最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高声问道：
“消灭18师，大家赞成不赞成？”
台下全场的人振臂高呼：“赞成！”
毛泽东又问：
“打不打胜仗？”
大家回答：“打胜仗！”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胜利的条件。是那些条件呢？”
他稍作停顿，然后举起左手，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伸开的手指，一共讲了6个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他说：
“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挑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的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6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最后，毛泽东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
“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
“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
会场上军民们的激情达到了顶点。朱德跳上主席台，高声问道：
“同志们，怕不怕死？”
台下齐声回答：
“不怕死！歼灭18师过新年！”
歼敌誓师大会后，一份份紧急情报送到了设在赤坎村龚家祠的红军总部：毛炳文部已经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宁都、东韶进至洛口；公秉藩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后，正集结在永丰、富田，策应各方；张辉瓒抢在公秉藩师的前面，进到了永丰的南龙；谭道源师已经赶到距小布30华里的源头，并派出1个团，前进到了距小布十几里的树陂。
军情急，战事迫。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看首先反击哪一路敌人了。总前委和总司令部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有人提出先打兵力较弱的国民党左路毛炳文、许克祥两个师，然后由西向东横扫。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意见，反复考虑着敌我双方的情况：1、国民党军队不到10万人，且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总的形势并不十分严重。2、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3、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3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岗、源头一带。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岗，谭道源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4、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5、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3个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6、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的主力军，谭道源师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14000人，张辉瓒师又分置两处，一次打1个师是绝对优势。7、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主力所在的龙岗、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隐蔽接近。8、龙岗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9、我在龙岗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岗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10、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他待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后，便分析说：
“先打毛、许二师，固然好打，但打了毛、许后，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3个师就会收缩到一起，再打就难了。这样，毛、许二师虽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却不一定能打破。相反，正面敌人之右路3个师，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主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人的800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而且，我军在兵力上也大大超过张、谭二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先打张辉瓒的第18师或谭道源的第50师。
12月26日凌晨1时，毛泽东、朱德发出《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命令红1方面军各部于拂晓时分轻装前往小布埋伏；并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不许骑马，以求高度隐蔽；待敌脱离源头阵地，进入红军预设阵地时出其不意歼灭该敌于运动中。
但是，红军各部连续埋伏了两天，敌人都没有出现。原来，谭道源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一个反革命分子向谭道源部报告了红军设伏的情况，使谭道源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正是：布下天罗网，要捕大鳖鱼。
内奸最可恨，投敌破天机。
欲知毛泽东如何改变战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富田事变”以及对红20军的错误处理，完全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中央、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们一手造成的恶果。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本章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读者诸君不可不认真一读。可现在的互联网上却到处充斥着颠倒历史的史料和文章，那些用时空倒错和张冠李戴的惯用伎俩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有的说是毛泽东重用李韶九导致了“富田事变”，有的说杀害红20军指战员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或者说是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史学工还直呼其名，说是毛泽东屠杀了红20军指战员，取消了红20军番号。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糊涂虫，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任意篡改、肆意颠倒呢？你即便和毛泽东有天大的仇恨，也不至于良心泯灭以致如斯吧？你们也不想一想，历史是你们能够篡改得了的吗？真真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
另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之死，着实冤枉。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方针，如果在革命阵营中没有一些人的相互倾轧，如果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一直跟着毛泽东干下去，其结果不是壮烈牺牲便是新中国的将军，这是肯定无疑的。毛泽东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终于使他们的队伍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况且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王佐也已经被毛泽东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在他们死前，既没有审问，也没有宣判，就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阎王那儿去报到了。亏得阎王只是一个传说，否则的话，袁文才、王佐能不喊冤打官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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