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毛泽东，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捕杀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
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的东西。——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现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作斗争，同时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了，我们还打算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一共九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资本家作斗争，资本家家庭里的进步子女也同父母作斗争。这样，六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就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了。——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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