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年毛主席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为的就是回应当时社会上对农民运动的污名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运动实在是“好得很”。并且针对当时的反对声音，提出了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这就是对待敌人，对待反人民的力量，矫枉必须过正。
2）当前反腐败，社会上也有一些声音反对，说现在搞反腐败扩大化，不利于团结。有点矫枉过正了。实际上，人民群众看的清楚，反腐败是过了头了吗？恐怕不是。因为共产党人从第一天起与贪污腐败就是天敌。反腐败是共产党人的天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事实上存在腐败，不反才危险。俞可平说，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要我说，现在不光政治领域要加大反腐，医疗、教育、住房、娱乐、文化、经济等全领域还应该再加大反腐败力度。在关乎生死存亡，人心向背问题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3）历史上“矫唐之往，纠唐之过。”这是当时宋朝的基本制度设计理念。因为宋朝当时鉴于唐后期的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在整个制度设计时，对于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历史看不见，却只见8年的“安史之乱”。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就会给王朝治理带来灾难。正如当时的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最终就是“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官员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这种在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上，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像宋一样的做法的矫枉，那就是过正了，而这种过正恰恰带来的是一个王朝的灾难，是老百姓的痛苦。
4）在国家治理上的“矫枉过正”，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惨痛上的教训，前苏联的解体，逐步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把刀子递给了敌人。想起我们的历史，伟人离开后在如何对待这段历史上，我们对50多年的历史只记住了那十年的历史，对那十年念念不忘，抓住不放，甚至推到伟人的正确思想，是不是害了宋历史上“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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