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
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
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蔡树藩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蔡树藩是这样写的：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
斯诺还记载了采访徐海东的情形。他问徐海东：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强调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过去确定的3条，即：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说：
“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在敌军较多的庆阳方面。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等人说：
你们两个月来英勇地战斗，已完成了在西方创建根据地、在东方坚持游击战争、在南方发展统一战线这三大任务的第一阶段要求。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询问红2、红4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了加强白区的组织建设、党的领导、情报工作、外交工作等。
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在预旺地区集结休整，准备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8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签署通令，决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大学和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由周恩来指挥红29、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毛泽东还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对红4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还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的布防情况，又说：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4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2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赞同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与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出版《长征记》征稿，致电各部队说：
“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共产党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9日，毛泽东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张学良，建议东北军根据红2、4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的发展及日军对绥蒙进攻等情况，同红军合作开创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援绥，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建议张学良不要去南京，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地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地抗日。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17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我3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你们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2、4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3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通报了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与政治策略：
“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该电还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文中说：
根据红军3大主力会合、东北军和我们联盟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是：
1、在9月底以前，红1、红4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与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2、10月和11月，实行3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3、从12月起，3个方面军中以1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的任务；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战运动，使之进到更高阶段。
8月13日，毛泽东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去见杨虎城。
这一天，张文彬随同做东北军改造工作的叶剑英和到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及做17路军工作的汪锋等人一起，向西安进发。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后来，张文彬作为共产党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给受命进攻苏区的西北军84师师长高桂滋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培五（高桂滋字培五——笔者注）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1927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4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1、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2、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3、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4、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5、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6、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7、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8、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
再说在8月1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20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1方面军8月至9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9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及第57军军长董英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2、4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9、10月间北上时，红1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2、红4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如果红4方面军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
“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29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6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信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3人。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
明轩（宋哲元字明轩——笔者注）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29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份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3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毛泽东拜启
毛泽东在由党的代表南汉宸送给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久闻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分别为伪蒙古军军长和副司令——笔者注）向绥迫近，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拜启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部当见习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傅作义请缨抗战，率第35军由绥远开往察哈尔、热河。5月23日，在怀柔一战重创日军。1935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易礼容，其中问到了老朋友李达，他写道：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者注），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8月18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中说：根据最近中央对土地政策的新规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说：应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哥老会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征询拟以红1方面军独立攻宁夏，红4方面军独立攻青海，红2方面军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等作战部署的意见。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关于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2、红4方面军任务的训令。命令：2、4方面军9至11月在甘南活动，消灭国民党军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9至11月间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争取回民大量加入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预旺苏区，策应红2、红4方面军的作战。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笔者注）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4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5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29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10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么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么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么，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份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指示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抓紧对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5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第35师师长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准备冬季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与陕北、甘北相呼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地区。
8月31日，西方野战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宁夏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皇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还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3日写给杨虎城及高桂滋的信，到8月14日写给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的信，再到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路走来做了大量的文案工作。那一篇篇文章犹如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其中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更是一篇政论性的力作。他一改先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抨击，而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逐条地批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其宣言中的诸多错误提法，引导和推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及“全体党员”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确道路。通篇文章论点有理，批评有据，真诚寓于批评之中，期望溢于字里行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么不讲统一战线，要么无原则地求团结，这些人真应该好好学一学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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