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
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
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话说1937年9月间，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从白区辗转来到延安时，十分高兴地说：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于是，他便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近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抄录了一些”，是他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信写好后，他叫秘书胡乔木马上送给艾思奇。
艾思奇接到毛泽东的信，正站在窑洞门前看，突然，传来一个很亲切的声音：
“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
艾思奇抬头一看，来人竟是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让胡乔木送走信后，感到言犹未尽，于是便来找艾思奇交谈。艾思奇急忙上前，将毛泽东迎进屋里。此时屋里除了一个土炕外，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他便请毛泽东坐在炕沿上，还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给客人倒水，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以文会友，我们早该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见面，随便一点好。”
说罢，他一面审视着极为简陋的住房，一面端详着瘦弱的艾思奇，又说：
“生活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年轻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出生的家庭环境优裕，又长期在条件较好的日本、上海学习和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论家，又要做吃苦耐劳的实干家。”
艾思奇听着这些暖心的话语，深受教育。就这样，他们就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广泛交谈起来，这第一次会面一直谈到很晚才结束。
也就在这年的9月间，正在忙于指挥数万大军进入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要离他而去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联系到了身体上的痛楚，她想动手术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便决定到西安转赴正处于淞沪会战战火纷飞中的大上海，到那儿去取弹片。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非常懊恼地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那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非常清楚，贺子珍此时不顾自身安危要去上海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自己有成见，便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以前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上海战事吃紧无法前往，便滞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并让人给他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后来她受王明、康生11月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多年后谢觉哉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不久，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以邓发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当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召唤。此后，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她还是没有回去。最后，除了徐梦秋留在新疆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可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好转，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两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在信中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最终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且说1937年10月1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为组织由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联合发动的太原、忻口保卫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3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３旅等10个团划归八路军指挥。
这一天，朱德、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说：
“阎以第63师及章旅（第33军独立旅）另某团共10个团，交18集团军指挥，守五台地区。林、聂注意与章旅联络，并帮助其进驻神堂堡、龙泉关、石咀地区之工事设置。”
10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并报毛泽东说：
“陈长捷升61军军长，指挥步兵约10个团，仍在台怀附近，陈本人尚听我们的话，明5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帮助指挥，望你们注意与之联络，尽量从政治上帮助。”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他写道：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张即林育英，下同——笔者注）：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10月6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的住处仍然亮着灯光，他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他十分担心这一点，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林、聂：
关于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
甲、程潜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但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右翼除朱怀冰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达到坚守任务否？
乙、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因为我方兵力数量在15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
丁、为达上述目的：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军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戊、为此目的，我115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115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地后退，并将引起平汉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地区对付我军。在115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己、因此，在经过你们的详细考虑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针，便请执行下列步骤：1、要求程、阎确定龙泉关、娘子关新增守备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时到达，保证东面之安全。2、要求程、阎派2个师出恒山北段。3、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3000至3500支，机关枪30至35挺，并允许补充新兵5000至7000人。4、115师之教导营应开至太原为中心之地区，实行扩红，不要开到河北去，因为到那里扩红是靠不住的；骑兵营应随主力行动。总部及贺师亦应派人去太原地区扩红。5、刘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庚、以上意见请详加考虑电复。
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6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又向阎、程建议，要求他们十分注意秘密，他们部署最好不用无线电，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 6日1时
10月9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要他们询问“新四军”军长候选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0日，毛泽东、谭政致电任弼时、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说：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主任为任弼时（毛泽东代理）、副主任为谭政，即日开始办公。规定政治机关每7天报告1次。八路军总政治部及师政治部直接报告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各师指示仍经过八路军政治部。报告事项为：敌我政治情况；部队政治情况及纪律情况；地方工作情况。
10月10日下午，枪杀女青年刘茜的抗大学员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个关于处理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原来，黄克功在法院审判庭调查、取证期间，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审判长特意问他：
“你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
黄克功讲述了许多战斗的概况，人们从他那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法庭旁听席上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雷经天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写了那一封信，与黄克功写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信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依然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他认为，功劳归功劳，功过不能相抵，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黄克功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治。于是，他就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举行黄克功情杀案公审大会。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也各就各位。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黄克功被带了上来。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这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审判长雷经天问道：
“你还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
“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
法院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黄克功听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头。雷经天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表现出抵触、激动或者消沉的情绪。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朝会场看了一眼，举起一只胳膊高喊：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左边的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声说：
“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
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此后的一天下午，抗大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在延安府衙门广场上，列队坐在场院平地上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这一回专门讲了青年人恋爱问题的3个原则，让学员们吸取黄克功的教训。他说：
“第一个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我们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反对男尊女卑，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再说10月12日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共产党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其领导，决定成立新四军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0月13日，毛泽东在以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给潘汉年、刘晓（为保密二人被称之为“小开、刘小二”）并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的《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中写道：
小开、刘小二同志并告博、叶、周、胡、林：
甲、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
乙、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它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丙、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丁、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老政策均表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造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地开展。
洛 毛
10月13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始。此前，周恩来在10月10日致电毛泽东说：担心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为此，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转博古和叶剑英，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博叶：
甲、周灰电判断是正确的，北面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
乙、因此，朱彭任12日重新划分区域之部署是正确的，129师的使用须慎重。
丙、华北弱点在军队太杂，无一个主力军。红军在力求配合作战，争取华北持久的原则下，须同时顾到友军不可靠时的处置。
丁、可否向蒋程阎提议任命黄绍雄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毛泽东 13日午
是日下午，毛泽东反复考虑后，又郑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请他们向蒋介石、阎锡山等说明：太原失守并不可怕。他还说：
“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应实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5个至10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雄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
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
三、以红军115师、晋军陈长捷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地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崞县、原平线袭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
四、以红军129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晋阳、榆次南部之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
五、以红军120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15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
六、以晋军20个团左右，配合红军120师之陈伯钧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
七、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
10月14日，国民党第53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主持召开了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决定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并在所属各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个部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镇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张学良的卫队旅，次年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1929年任东北军第116师16旅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军作战。他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9月，吕正操在北平建立了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不久被张学良选调到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重返东北军647团任职。1937年初，吕正操任新编691团团长。1937年5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吕正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1938年5月，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
10月16日，毛泽东在发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10月16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即“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领导。
此后，在忻口会战中，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国民党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115师遵照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先后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阳原、涞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南数县，直逼省府保定。
在此期间，115师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在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先后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
120师则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收复了雁北数县。
10月18日，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伏击战中，取得了摧毁敌人汽车百余辆，歼敌数百人的胜利。
10月19日，陈锡联、曾绍山率领129师769团以第3营为主力的部队，在代县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5架，歼灭敌守备队100余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辉煌战绩立时传遍了全中国。
曾绍山，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第4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秘书、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家庭，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10岁那年，陈锡联给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误了给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讨饭度日。14岁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的游击队。有一次，担任红4军10师30团团部指导员的陈锡联，和几个小伙伴因肚子饿，一起在镇上买了几个油饼吃。有人说他们组织什么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了，指示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准备枪毙。徐向前闻讯，跑去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吧。”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总指挥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演说。敬录全文如次：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自卫战争迅速的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先锋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学习革命道理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有自由，是创造革命青年的场所。
鲁迅是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稳定，那样清楚。托派成了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远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的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一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他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的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2日中午，毛泽东、张国焘、萧劲光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彭雪枫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及雪枫：
甲、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乙、主要方法自己造枪；丙、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也好；丁、如何盼复。
毛泽东 张国焘 萧劲光 22日午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曾在10月19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说：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队建设受到了损失。为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党代表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职，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邓并告周：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 毛 22日
毛泽东又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10月21日就华北八路军的部署给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第120师在晋西北、绥东发动和组织群众，王震率717团在五台山以北豆村、台怀一带，准备进至阜平、平山以西地域。第115师第343旅位于灵丘、上寨附近，小部经廊下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第344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准备南移。预备旅相机袭击灵丘、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易县、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第129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即开展进入太行山区的群众工作。总部直属队在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并告周：
甲、21日电悉。你们意见与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不是要总部及115师主力马上移至正太路南，而是要不被敌人隔断，确实保证于适当时机能够南移。请你们注意选择这个适当的时机，并立即布置恒山、五台山一切必要工作，并请考虑将总部特务团全部留驻五台山的问题，将来可另造一个特务团。
乙、将来南移时，第一步115师可用一个旅到汾河以西之吕梁山脉，另一个旅及师直属部队在太岳山脉夹河而阵，并可配合在太行山脉之129师作战。总部第一步亦可在汾河以东，只要不被隔断就不怕。
丙、总部经晋西北向南似不如经晋东南向西为好，总部以确保安全为第一。
毛泽东 22日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和联系群众。过去10年的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窑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和克服活的敌人，与战胜日寇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陆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晨，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24日电悉。
甲、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太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留一部配合总部特务团及杨（杨成武——笔者注）支队在西北一带已足。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
乙、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宋时轮——笔者注）支队作战为有利。
毛泽东 25日5时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就八路军129师771团在七亘村遭到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原来在10月22日中午，八路军771团抢先赶到平定县石门口，抢占了有利地势，他们刚刚稳住阵脚，日军就赶来了，向着石门口连续多次发起进攻，但始终都无法通过，被迫撤走。771团也随即撤出战斗，回到七亘村休息。
是日晚，刘伯承派人告诉771团，第一、不能把自己侧翼全部放心的交给友军，必须严加防范。第二、旧工事不可靠，并嘱咐386旅旅长陈赓随时准备接应771团。但771团还是轻敌了，完全把左翼交给了国军，也没有对地形进行认真查看，没有多派岗哨和暗哨。
10月25日凌晨，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河北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尔后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大约离771团驻地200米的时候，被查岗的771团1连连长发现，随即开枪示警，部队避免了被全部包圆的厄运。日军偷袭不成，当即便开炮强攻。771团仓促应战，上下乱成一锅粥。3连5班8名战士以7人伤亡的代价，居然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掩护大部突围撤到了附近山上，利用夜色与山势与日军很快形成对峙之势。
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刘伯承接到陈赓急电：771团遭到日军突然袭击，部队已被打散。刘伯承立刻命令陈赓驰援七亘村。日军见状况不妙，便抽兵撤退。
刘伯承很快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电告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当即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欲知129师后来战绩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1938年2月才到延安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根据道听途说写了一段文字，其中后边的几句话非常惊人。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噫嘻！一个到延安就不可能与贺子珍（1937年9月离开延安）碰面的“作家”，竟然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说这位女革命家是一个放荡的女子！这个终生受惠于毛泽东的女人，这个和那位耿直的革命家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人，竟然在恩人身后往领袖身上泼污水！由这样的人写历史，岂不谬乎！岂止是贺子珍，这个“史学工”写江青也是如此！可见毛泽东身后的“文人无行”到了何等的程度？！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