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
——《邓选》第二卷《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邓选》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 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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