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
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
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毛泽东的讲演共分3个部分。关于学习问题，他总结说：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毛泽东在讲演的第2部分中说：
“同志们可以看见，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这7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3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7年的工作的总结。”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笔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29日晚，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鼎铭先生曾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阅读。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1926年开始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一书，历时多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该书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永昌演义》后十分高兴，令人将书抄存了一份，便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传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写毕，他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4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实属可惜。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家里小宴，亲切地询问了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久久萦绕在续范亭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便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还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发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还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他在交际处拿出《赠毛主席》一诗给金城看，并解释说：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西安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2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3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之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这里面，‘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1944年5月4日至11日，林伯渠、王若飞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这份意见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5月17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
毛泽东电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的是：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在《意见》中提出的“希望政府方面解决”的问题共有20条。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为此作了一首律诗回赠：《次韵和必武贺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这次全会后来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党的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任弼时 朱德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原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16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1936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洛川会议（1937年8月）、六中全会（1938年9月至11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3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5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3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说要辞职，于右任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1939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摩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摩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3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4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000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50万的军队。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1936年至1939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58%的日军与90%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至1940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1938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1941年至1942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度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1939年就开始了的，到1941年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47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90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1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5千万，1943年又上升到8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的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1927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1939年陕甘宁边区只有700个工厂工人，1942年即有4000个，今年有了12000个。如果边区有30000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23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迎接，每天谈4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4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5点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20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4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打倒日寇》讲话，他说：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5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产业工人，1942年有了4000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12000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的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58%的日军、90%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作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
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
“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7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300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42%、伪军的10%，我们47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40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140万人口，35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35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么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100棵树，35万家就种3500万棵树。搞他个10年8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150万人口，一年需要31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10万匹，还差21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150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470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470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4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10年，就让你劳动10年，你顽固20年，就让你劳动20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作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9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下旬，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还是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政府。
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逐步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说：“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会后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即后边提到的“巳微”指示电）。指示中说：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迅速地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
“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
“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此前，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他们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后来国民党以其“亲共”为由，将他驱逐）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到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于是，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3名美国记者和2名英国记者与1名塔斯社苏联记者迅速组成了一个西北参观团。共产党方面立即作出积极反应。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国民党在西北参观团中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大公报》9名中国记者，其中中央社的杨家勇是一个冒牌的记者，其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是一个CC分子，领有特殊使命。国民党还规定了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的纪律。这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配有“随员”4人，有一个专门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其他的人是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5月17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安参观。5月21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在此期间，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要贺龙转请新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续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抱病卧床口述，由秘书记录，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了“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阎锡山勾结日寇、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内中还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压迫山西的人民。”“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
续范亭派人将文章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读了续范亭的《五千言书》，给他回信说，读了大作“振奋人心”，并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泽东指示陆定一，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5月30日，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10日晚，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
且说6月12日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车子行驶了10分钟，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马恩列斯4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朱德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颀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恩来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3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3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在毛泽东致词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泼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3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地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14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全文如下：
今天是第3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3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6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4月18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将军及汤恩伯将军统率下的30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8战区胡宗南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3月，整整5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60万日军及90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4月18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50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1943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47万，民兵200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到目前为止，豫、湘、粤3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6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便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它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党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因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一事，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工作报告，值得认真研究。《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方针、战略（统一战线、持久战、山地游击战）和抗战状况（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总结，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本传前面已经把这一段历史交代明白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总结，是令人信服的。包括那些曾经跟着王明跑的人，和不理解山地游击战的人，恐怕不服气都不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无数次地征服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包括敌人在内，他的坦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毛泽东在《报告》中对1945年、对“七大”以后的估计和预言——明年“夺取一些小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后来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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