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领导工农兵群众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在规律，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国际上否定和抹杀列宁的地位和贡献对国内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削弱了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执政基础，为了恢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应有地位，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小编近期推送列宁的一些经典著作和文章，以飨读者。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
（1915年11月7日〔20日〕）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号召报》[70]第3号上试图提出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他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法国1789年的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而1848年的革命则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5页。——编者注］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权由较温和的政党逐渐转归较左的政党，即从立宪派到吉伦特派，再到雅各宾派。后一种情况恰巧相反（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到拿破仑第三手中）。我们的由此推论说，“最好能使俄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也就是说，使政权先转归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然后转归劳动派，然后再转归社会党人。从这种推论中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左派不愿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过早地败坏他们的声誉是不明智的。
普列汉诺夫先生的这个“理论性”论断是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实例。普列汉诺夫先生把事情归结为先进分子的“战略概念”“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不是这样论断的。他指出革命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发展路线不同这一事实，然而他没有到“战略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到概念中去寻找这种差别是可笑的。应当到阶级关系对比的差异中去寻找。同一个马克思还曾经写道，在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而在1848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叛了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第7卷第27页、第8卷第145—146页。——编者注］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普列汉诺夫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闭口不谈，其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伪造成“司徒卢威的模样”。在1789年的法国，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资产阶级相信利益的一致，不担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在1848年，已经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当时未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小资产阶级的叛变招致了革命的失败。1789年的上升路线是人民群众战胜专制制度的一种革命形式。1848年的下降路线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招致革命失败的一种革命形式。
普列汉诺夫先生把问题归结为“战略概念”，而不是阶级关系对比，从而用庸俗的唯心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1905年革命及其以后的反革命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有两条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在争取对群众施加指导性影响。无产阶级采取了革命行动，带领民主主义的农民去推翻君主制和地主。1905—1906年的农民起义，同一时期的军人骚动，1905年的“农民协会”[71]，以及头两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的表现不仅“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些”，而且比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派知识分子还要革命些——所有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广泛的范围内证明，农民表现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可惜，人们时常忘记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劳动派农民尽管有软弱性，但是仍然表明了农村群众是具有反对地主的情绪的。
从事实而不是从“战略”空谈中得出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条路线，就是无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民则犹疑不定地跟着它走。这两个阶级都反对君主制和地主。由于力量不足和决心不够，这两个阶级遭到了失败（虽然他们已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构成了第二条路线。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说（尤其自1906年春季以来），代表这条路线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这支统一的力量。1905—1915年这十年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道背叛民主派而“跑去”帮助沙皇和地主。俄国革命中的“自由派”路线就在于为了资产阶级同君主制的和解而“安抚”和分裂群众斗争。俄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都使得自由派的行为必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走第一条路线，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并带领农民前进。孟什维克则总是滚到第二条路线上去，他们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使无产阶级运动顺应自由派的需要，——从邀请参加布里根杜马（1905年8月），直到1906年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和1907年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民主派的联盟。（这里顺便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那些在普列汉诺夫先生看来是“正确的战略概念”在当时就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群众不听从英明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劝告呢——他们的劝告不是散布得比布尔什维克的广泛百倍吗？）
1904—1908年以及后来1908—1914年期间，在群众的政治活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显露了头角。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两个派别有坚实的阶级根基：布尔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无产阶级，孟什维克派的阶级根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
现在我们又重新走向革命。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连赫沃斯托夫本人也说，农民当前的情绪使人联想起1905—1906年。现在我们面前又有同样的两条革命路线，同样的阶级关系对比，只是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而略有不同罢了。1905年，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支持沙皇政府——有的给它亿万金钱（如法国人），有的帮它训练反革命军队（如德国人）。1914年爆发了欧洲大战；资产阶级在各个地方都暂时地战胜了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卷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浊流。在俄国，占人口多数的仍旧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受到的首先是地主的压迫。在政治上，他们有的人还处于沉睡状态，有的人则动摇于沙文主义（“战胜德国”、“保卫祖国”）和革命之间。这些群众——和这种动摇——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方面是民粹主义者（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这些机会主义者从1910年起就下定决心沿着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滑下去，到了1915年更堕落到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列维茨基、马斯洛夫等先生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地步，或者说堕落到要求同这些人讲“统一”的地步。
这种实际情况明确无误地规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对君主制进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72]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把一切民主派群众主要是农民争取过来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它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军事危机加强了促使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这是无须我们在这里加以证明的；早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影响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弄清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对比，是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然而组织委员会对这一任务采取回避态度，它在国内依然充当《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忠实盟友，在国外则大谈其毫无意义的“左的”空话。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性”理论，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来生活并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
托洛茨基的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了，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玩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有趣的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已经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土地”这个口号（托洛茨基继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又加以重复的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又说，无产阶级的坚决性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混乱到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农民，推动了农村无产阶级向城市无产阶级靠拢（布尔什维克从1906年以来就坚决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73]的决议）。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们—罗曼诺夫们—赫沃斯托夫们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实情况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行动上是在帮俄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们认识到“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
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英勇忘我地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而无产阶级立即利用这个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和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不是为了帮助富裕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为了与欧洲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载于1915年11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76—81页
注 释：
[70]《号召报》（《Призыв》）是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周报），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
这里提到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题为《革命的两条路线》，载于1915年10月17日《号召报》第3号。——93。
[71]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94。
[72]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也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20多个党组织，即几乎所有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列宁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起草了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肯定俄国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他们清除出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草案。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这次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巩固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一月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97。
[73]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
列宁所说的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的这个要求，列入了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这个决议说：“同时，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下和任何情况下，党的任务都是：始终不渝地争取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警告他们不要受在商品生产下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小经济制度的引诱，最后，指出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手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1页）——98。
来 源：《列宁全集》第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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