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的“自我剥削”概念，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对于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有一定的意义。但韩炳哲明显扩大了“自我剥削”机制的适用范围，甚至提出要用这种“自我剥削”来完全替代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剥削和阶级分析，这使得他最终完全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在《精神政治学》中，韩炳哲提出：“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工人塑造成企业主。被他人剥削的工人阶级因此并非由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由新自由主义消除的。如今，每个人都是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p7）这种将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个体理解为一种“企业人”的观点，也不是韩炳哲的发明。福柯在1979年法兰西学院开设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课程中就阐述过。但韩炳哲明显做了错误的引申。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造成了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的消亡，形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平等地“自我剥削”的社会。
韩炳哲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不能依靠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来消除，“这种矛盾是无法消除的”（p6）。在这种矛盾的催化下，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向共产主义转变，而是“从后工业、非物质生产方式逐渐演化成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p6）。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受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非物质生产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p8）因此，马克思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划分阶级的理念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无法再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加以区分了，“新自由主义政权将他人剥削转变成波及所有阶级的自我剥削。”（p8）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阶级革命理念也完全失效了，“这种无阶级区分的自我剥削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也使得以阶级区分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无从发生。”（p8）
在韩炳哲看来，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人剥削”的政权能够使得被剥削者团结起来并共同反抗剥削者：“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此为逻辑基础，以压制性的统治关系为前提。”（p9）而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的功绩主体则具有分散性的特征，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共同行动的“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p8）。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向自己“发起了侵略”，这种自发侵略并没有被剥削者成为革命者，“而是使他们意志消沉，无法振作”（p9）
韩炳哲的问题在于，他将新自由主义与所谓的非物质生产完全等同起来。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从事所谓非物质劳动的群体，只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比较精英的群体。他们高度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着有较强独立性、表面看起来不受他人剥削的“非物质劳动”。只有这一小部分群体才符合韩炳哲所说的“自我剥削”而不受“他人”剥削的状况。
齐泽克在回应韩炳哲时将现代的劳动者分为三类：西方发达国家和发达行业的不稳定的自营职业者和创（如知识分子等）、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工人、各种形式的人类护理工（如服务员）等等。齐泽克认为，只有第一类人群才符合韩炳哲所谓“自我剥削的描述”，其他两类占大多数的遭受苦难与压迫的劳动者依然属于马克思所讲的“他者剥削”的范畴。
用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中的这段话来回应韩炳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第三世界的工厂里，成千上万‘隐身’的不知名的工人在流血流汗地工作，从印度尼西亚到巴西的装配线——西方竟然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正在消失的工人阶级’，尽管我们随时都能在身边看到工人阶级的痕迹：人们只要注意一下批量生产的产品——从牛仔裤到随身听——上的标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危地马拉）……制造’”（p102）
在韩炳哲等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以自身为镜像，喋喋不休地谈论“工人阶级消失”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被隐匿的工人阶级，正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中流血流汗地工作，支撑起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厦以及知识分子们的“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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