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主张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加快要素市场的流动，用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当前时期劳动力要素市场已比较完善，因此，要打破的生产要素壁垒主要是土地和资本要素交易的制度壁垒。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让城市资本与农村土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在的问题是，城市资本与农村土地结合起来能否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能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仍然存疑（已有很多例证，资本下乡是“厌农”和“弃粮”的，所以资本下乡能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存在不确定性。）。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资本与土地结合一定会将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挤出农业和土地，一直建立在与土地相结合基础上的2亿多农户就会失去农业这个最后的保障。资本下乡与农民竞争有限的利润，即使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其挤占农民作为基本仅障的农业收入的副作用却是致命的。
当前农业、土地和农村显然不只是市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2亿多农户的基本保障，是连同农民工在内的8亿农民生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绝不允许完全市场化的如果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农民的家搞没了，将进城农民的退路搞没了，将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基本保障搞没了。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高速城市化尤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农村，有一个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可以获得基本保障的“基地”。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无止境的，他们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积极活跃的主体性力量，他们在这个时代获得多么巨大的成功都有可能。同时，也必定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会面临城市化的失败，他们尤其需要农村这个“基地”、退路或保障。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农村居民收入低，没有实现美好生活，实际上，只要有了农村这个“基地”,每个农民就有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出发点。只要有了这个“基地”,无论失败多少次，他们都可以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中再次出发——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农民是中国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比较少的群体，农民数量又极为庞大。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成功是以农民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化为前提的。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农民的命运，尤其要关注农民中相对弱势群体的命运。“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变成“资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城市人的乡村振兴”。我们所有的“三农”政策都必须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进可败退可守”的机会结构，其中关键一点是未来20年，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与家园。
“四化同步”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农民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齐步走。实际上，农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恰恰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最重要的机会结构。
江苏省尤其是苏州市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并因此对全国其他地区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示范或压力。苏州早已全域工业化了，苏州农民有大量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所以苏州农民根本就不种田了，他们将耕地流转出去让外地农民耕种，形成规模经营，搞农业现代化是有条件的。问题是，苏州农民已不再依赖农业收入，苏州实际上已是城市经济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农业现代化对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示范意义也是有限的。苏州发展到一定阶段，采用与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并非先进经验，而只是适应性改革，如果全国一刀切地来学，未必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当前全国还有一个很有共识的主张，就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种主张也似是而非，因为财产性收入的实质就是租金利息收入，也就是食利性收入。在已经工业化的沿海地区农村或城中村，之前村集体土地非农使用产生了巨额增值收益，给农民分享，农户也可以通过出租房屋来获得房租，从而有了所谓财政性收入。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民正在流出，农村空心化，土地上怎么可能产生财产性收入呢?而且，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作为最弱势群体的农民都可以有不菲的财产性收入，也可以食利，则这个社会还能依靠谁来创造财富呢?
选自贺雪峰著《乡村的视角》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大有书局 202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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