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垮台，这是现代政治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反转之一。诞生于 1848 年二月革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似乎承诺要为整个欧洲带来一个进步和民主的新时代。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假的黎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最民主的共和国变成了它的反面：拿破仑三世赤裸裸的独裁统治。（按：本文是威尔瑞德出版社再版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导读， 原文发表于2023年8月11日。译者：跃石）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是马克思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立即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分析作品之一。
马克思用七章简明扼要的篇幅，从塑造了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人物和政党的漩涡中揭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本质。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这部惊人的著作中还论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波拿巴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农民阶级的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述，即便到这部著作写作于工人阶级斗争的相对早期阶段。
如今，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新版的出版正值一个比十九世纪中叶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牢牢把握《雾月十八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因此，希望以下导言将有助于读者熟悉马克思分析的关键领域，并将其结论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
1848年的革命为马克思提供了第一次机会，将他与亲密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发展和完善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于活生生的事件。
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的政变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对革命而言），这给革命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理论和政治挑战。首要的也可能是最根本的挑战与波拿巴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权并恢复帝国有关。
许多人寻求“伟人”历史理论的庇护，将共和国的覆灭解释为波拿巴自身不可阻挡的意志的产物。与此相反，其他人则试图剥夺波拿巴的胜利，声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波拿巴的崛起是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也未必与对“伟大”人物的崇拜相抵触。波拿巴本人实际上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帝国的复辟是“天意”注定的，而他自己的命运就是实现帝国的复辟。至少从表面上看，事件似乎证实了他的假设。
这两种解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最终都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如果事件是由某些历史上的“自由人”决定的，他们能无视一切预测和限制，或者如果事件实际上只是预定命运的展开，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解释都无法让我们从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干预和改变历史。
然而，这些本质上的宿命论观点为那些在1848-51年处于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掩护。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什么也没预见到，那就是因为什么也不可能预见到；如果他们什么也没做，那是因为什么也不可能做。马克思的回答包含在以下名句中：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环境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原则，即人类可以科学地理解这些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探究，以便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置于适当的背景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事件的真正逻辑，并指导我们自己创造历史的尝试。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阶级斗争
1848年2月，在法国革命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布：“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剖析的首要社会状况就是1848年法国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利益和斗争如何影响政治事件。
1848 年革命时法国社会的主导阶级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即以工业、土地和高级金融机器为形式的资本占有者。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主义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后残余。在这一过程中，大革命巩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其不受封建领地或特权的束缚，成为国家的基础，无论国家形式上是共和国（1792-1804 年）、帝国（1804-1815 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即“正统”王朝（1815-1830 年），还是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1830-1848 年）。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城镇中仍然相对薄弱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且使大地主阶级具有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即使是旧贵族，即拿破仑战败后从流放地归来的旧政体的 “第一阶层”，也沦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小派别。那些没有转入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所有者则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了全国工人和农民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
这种“土地贵族”与“金融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以牺牲所有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富裕起来。这个马克思所说的“银行贵族”通过压榨农民的抵押贷款、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或称“交易会”）上猖獗的投机活动以及不断膨胀的国债利息，将其触角伸向了经济的各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1848 年绝大多数法国资产阶级都赞成按照英国模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共和国。在这样的政体下，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共和制一样稳固，但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受数百年传统尊崇的、看似“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的存在，不仅掩盖了国家真正的阶级性质，而且当群众开始骚动时，还能有效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二月革命期间，“尊贵”的自由党反对派竭力避免君主制的垮台，他们想方设法让国王退位，让他九岁的孙子继承王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仅仅通过君主更迭就可以维持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完整。同样，如果君主进行干预，破坏甚至推翻一个对统治阶级来说不可信的民选政府，那么这种行为的责任显然应由王室承担，而不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承担。
然而，君主制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点是由哪个王朝统治法国。马克思发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保王党派的这种“堂吉诃德式”斗争的基础在于这两个派别不同的物质条件和利益。
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土地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都是同一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都依靠被剥削群众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生，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在复辟的波旁王朝时期，选举权仅限于法国最富有的 5 万名地主。国家最高层由贵族和天主教会的高级代表占据。
查理十世（Charles X）统治时期（1824-1830 年），那些在大革命中失去土地的贵族家庭得到了丰厚的补偿，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议会中的 “极端派”们，他们要求完全归还他们的土地并恢复神权。这样的前景不仅让广大人民无法忍受，甚至让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也无法忍受，他们在 19 世纪 20 年代组成了针对国王的自由党反对派。
最终，对抗不可避免地在1830年7月爆发了，君主制在法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成为失败者。但七月“光荣三日”所产生的并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其性质类似于英国 1688 年所谓的“光荣革命”。
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解释的：
“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人也继承了在其阶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思想包袱。这些思想本身就构成了这些人创造历史的重要环境。
同样，19 世纪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统治阶级中工业派和地主派利益冲突的政治表现。尽管两党在议会中唇枪舌战，但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最终归结为如何分享从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那里掠夺的战利品。
虽然资产阶级的各个个体和派别之间可能会不断进行斗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受到社会其他阶级的威胁时，作为一个阶级采取几乎一致的行动。这就是“秩序党”的基础，“秩序党”是第二共和国时期两个保皇派的邪恶联盟的名称。
从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原则来看，这样的融合应该是不可能的，然而当面对工人阶级的反抗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压倒了所有其他考虑因素。这给今天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上了一课： 无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表面上的敌意有多么尖锐，当他们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时，他们都会结成坚实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年轻的、人数相对较少的工人阶级，或称无产阶级。在 1789-93 年大革命期间，法国几乎不存在这个除了出卖按日或按周工作的能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雇佣工人阶级。只是随着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才开始形成。
在国家巨额贷款的资助下，铁路建设在 19 世纪 40 年代蓬勃发展。铁路建设增加了对煤炭和冶金工业的需求。这必然导致对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工人开始向大城市集中。1851年，在约3600万总人口中，有1,331,260人被归类为“大工业”工人。
这个年轻的法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堪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那般恐怖。工人们通常每天工作14甚至18个小时，赚取的收入仅够糊口。
住房的缺乏意味着工人及其家人被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被迫生活在可以想象到的最肮脏的环境中。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过度拥挤和肮脏的生活条件助长了疾病的传播，例如霍乱，1831-1832年间它仅在巴黎就夺去了18,400人的生命。
与英国宪章运动非常相似，工人站在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最前线。
正是在这段苦难和不安全的时期，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了第一个组织，并形成了明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在 1834 年声势浩大的里昂起义中，丝织工人向一个特定的阶级——“工人”——发出了口号，这可能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标志着法国以往的激进主义传统（如雅各宾派）发生了质的变化，雅各宾派倾向于向一般“人民”提出口号。
随着工人阶级在七月王朝下不断壮大，工人们开始组建友好协会、工会、合作社，甚至革命秘密协会。此外，还成立了教育协会来讨论政治和经济理论。这场运动为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上升提供了沃土，这些理论将对 1848 年的革命产生重大影响。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宣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如同英国宪章运动非常相似，工人们站在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最前线，尽管在法国，这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共和主义形式。但同样，就像宪章派和此后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一样，他们也将这一民主诉求方案与自己的社会诉求相结合。
十小时工作制、“工作权”——即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报酬合理、体面的工作——以及“劳动组织”（实际上是对经济进行规划以消除贫困），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君主制衰落时提出的要求。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政治民主始终是实现社会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一事实将对1848年革命及其后的革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工人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政治组织，就不可能实现任何计划，这就催生了鼓舞人心的“俱乐部运动”，该运动在1848年3月至6月期间蓬勃发展。3月1日，已知在巴黎开会的俱乐部约有 5 个；3月15日，有 59 个。到 4 月中旬，共有203个俱乐部，其中149个联合组成了一个联盟。
俱乐部的名称和灵感来源于1789-93年的法国大革命，但其阶级内容却截然不同。与最初的俱乐部不同，它们由数以万计的工人组成，定期聚会，有时每晚聚会，就革命任务展开辩论。马克思将俱乐部描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中心”，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国家的形成”。
令人遗憾的是，俱乐部的崛起是短暂的。4月大选后，政府开始果断打击俱乐部，6月23 日，俱乐部被激起暴动，至少有5万名武装叛乱分子参加了暴动，数千人被杀害。在许多方面，这都是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臭名昭著的“血腥一周”的前兆，那时巴黎公社被凡尔赛军队镇压。
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可能是1848年革命运动的先锋，但它绝不是法国社会中唯一有志于推翻七月王朝的阶级，也远非共和运动的大多数。
事实上，1848 年法国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为自己工作的小业主。拥有自己的作坊的工匠、店主以及记者、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下层等级构成了这一阶级的主体。
在法国大革命最激进的阶段，即 1793 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正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了大革命。在巴黎“无套裤汉”的压力下，1793 年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补充了 1789 年原始宣言中的形式、法律和政治平等，并提出了更多的社会要求，如失业者的生活费和全民世俗教育，这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
然而，即使是对于小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阶层及其共和传统，重要之处在于，与工人运动不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未挑战过私产制。毕竟，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财产所有者。例如，代表第二共和国时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山岳派”优先考虑的是最大限度的政治民主和法律平等，以打击大财团的特权和腐败，并为最贫穷者提供帮助。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所采取的立场最终反映了其阶级立场。有趣的是，马克思将小资产阶级描述为一个“过渡阶级”，因为它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层，其成员不断上升到资本家的行列，或在与大企业的竞争中毁于一旦而“逐渐沉沦为无产阶级”。
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中间地位，用马克思的话说，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排斥的利益“同时相互削弱”，表现为对全体“人民”的普遍呼吁，以及旨在消除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过激行为、同时保持其经济关系不变的要求。
曾经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美国政客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要求将大银行拆分成仍由资本家控制的小银行，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西班牙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和“我们能”党（Podemos）火热的“民粹主义”言论往往不是针对资本家阶级或任何一个阶级，而是针对“种姓”（la casta）——它坐在权力机构的顶端，欺骗全体人民，大概也包括一些资本家。
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钝化也导致了斗争在实践中的钝化。1848年6月，“山岳党”成员无一支持工人起义，但一年后，当他们踉踉跄跄地发动自己的起义时，却没有武器，没有准备，除了模糊的“捍卫宪法”的号召之外，也不清楚他们要求人们为之奋斗的是什么。
1849 年的“起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而这次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同时也加强了波拿巴的地位。
根据 1848-51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得出结论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最没有能力完成最基本的民主革命任务的阶级，更不用说领导反对资本的斗争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可能最为尖锐，他写道：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
在现代阶级斗争中，这种自欺欺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希腊的自诩为“反复无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典型代表。瓦鲁法基斯是在反对欧盟和本国统治阶级强加给民众的残酷紧缩政策的叛乱情绪中被提拔到财政部的，他提交了一份“温和的债务减免建议”，但立即遭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央行（ECB）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三驾马车”的拒绝。当这一建议遭到断然拒绝时，瓦鲁法基斯支支吾吾，最终辞职。
从这次经历中，他得出结论，欧盟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现在，他领导着规模很小的“2025 年欧洲民主运动”。现在还有三年的时间，他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似乎很成问题。不过，瓦鲁法基斯本人对此并不担心。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写道的：
“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暇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个人有可能采取某个阶级的立场，而不必在其直接物质条件下属于该阶级。正如他所解释的：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理论上，一个百万富翁实业家和一个工会工人一样，都可以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即使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只要他们根据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来表达和斗争，也可以采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这种现象的著名例证。
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显然不会自动和机械地由其阶级背景所决定，无论是其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其家庭的历史背景。我们见过多少政客一边大谈自己是“工人阶级”，一边却投票支持削减工资和社会服务？
然而，社会各阶级的组织和传统已经并将继续从他们的物质条件中发展壮大。显然，这些组织和传统作为他们社会存在的重要先决条件，确实会与个人对抗。在大众范围内，这对数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农民
马克思从农民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追溯农民支持波拿巴的原因。
除了城镇中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小业主阶层是农民，他们在1848年占法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这个阶层也将为波拿巴提供重要的支持基础。马克思评论说，波拿巴关于帝国复辟的“固定观念”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与农民阶级的“固定观念”不谋而合。
1851年12月20日，当波拿巴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使其政变结果合法化时，结果当然是注定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处于戒严状态，所有反对党都被清算，且为了保险起见，政府通知所有国家官员，他们能否继续工作取决于他们的热情支持。
然而，事实是有数百万张真正的选票投给了波拿巴。其中大部分无疑来自农民。可以说，如果称穿军装的农民在1851年12月2日至4日用刺刀结束了共和国，那么各省的农民则在12月20日用选票建立了帝国。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一个重要段落中，从农民的物质生存条件追溯农民支持波拿巴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的孤立和固有的保守生活方式使其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大致相同，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往往仅限于当地村庄——例如，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全国性农民组织或政党。
在这种“原子”化的条件下，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农民阶级自身无法发挥独立的阶级地位。它不能以自己的权利直接进行统治。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自己支配社会。”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农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只会形成反动的坚固堡垒，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多数农民国家的社会革命，包括 1917 年的俄国革命，都会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农村对波拿巴政变的抵抗比城镇更为激烈。根据历史学家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的记录，“至少有 775 个公社的多达 7 万人实际拿起武器，超过 2.7 万人参与了暴力行为”。马克思本人解释说，波拿巴代表的是“保守的农民，而不是革命的农民”。
正如资产阶级共和国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解除了被要求保卫它的工人的武装一样，它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发动了一场持久战。它把农民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没有提供摆脱危机的另一条出路。
正如托洛茨基在 20 世纪 30 年代解释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可以在无产阶级中找到领袖，但是：
“为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无产阶级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为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必须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准备。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党的锻炼下，做好了进行关键的、无情的斗争的准备，然后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纲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只对大资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对于辛勤劳动的你们，我们希望能以一个具体的纲领为基础，同你们结盟。”农民会听懂这种话的。但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夺取政权。”
可悲的是，法国农民只是在 1848 年 6 月工人阶级最先进、最坚定的部分被镇压之后才开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一部分农民确实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时，他们向激进的共和党人和“红色”的社会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寻求领导，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浪费了这个机会。
当农村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多个地区戒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始终将工人的斗争控制在安全、合法的渠道内，敦促他们的追随者通过投票箱废黜波拿巴。结果，最具革命性的农民被孤立了，农民的怒火沿着反动路线被引向了波拿巴。
如今，在欧洲，农民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已因社会的城市化和农业的工业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然而，在许多国家，农民仍然是影响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
2020年爆发的鼓舞人心的印度农民运动为农民的革命潜力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现代范例。一方面是由于债务，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市场，数百万小农奋起反抗印度人民党政府为“自由化”农业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2021 年 1 月 26 日，即印度的共和国日，这场运动甚至达到了暴动的规模，数以万计的农民游行到德里市中心，将警察赶走，占领了著名的红堡。
印度农民的经历表明，农民中的一个重要阶层远非社会主义斗争的永久障碍，他们可以彻底向左，甚至向革命方向倾倒，成为工人阶级天然而强大的盟友。印度显然存在这种联盟的潜力，2020 年11月26日印度历史性的大罢工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民开始向德里进军的同时，2.5 亿工人也停止了工作。但这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也包含了对印度和世界工人的警告。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就算不能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印度的大部分农民也不会激烈地右倾。正如1848-51年的法国一样，这一历史性任务的责任最终将落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领导层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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