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推行的是一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法家的政治路线。他对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者韩非，非常崇拜。韩非在总结了早期儒法两家斗争的历史经验后，写下了数十篇理论著作，对儒家的复古倒退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秦始皇在看到韩非的著作以后，非常赞赏他的理论，感叹地说道:“我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议国家大事，虽死也不感到遗憾”。秦始皇在他执政期间，勇敢地实践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用武力镇压了吕、嫪的奴隶主复辟集团，又采用了“焚书坑儒”的专政措施，强化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摧毁了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非难地主阶级政治，攻击秦始皇政策的一块重要阵地“私学”。秦始皇还根据韩非的“刑过不避大夫，尝善不遗匹夫”的“法治”原则，实行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策，罢免和处罚了那些破坏统一，损害“法治”的旧贵族和孔孟之徒，大量起用有功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人物。他还根据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制思想，把有碍于国家统一、文化交流、思想沟通、经济发展的法律、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统一一致，重新颁布。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使得封建的经济得以发展，思想文化充分交流，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在全国贯彻执行，防止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他曾先后五次巡视全国，特别是到孔丘流毒最深的齐鲁地区和新开发的边远地方。他到处刻石铭志，批判各国“法先王”，搞割据的反动性，宣传新兴封建制的优越性和统一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主张革新，反对复古，为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大喊大叫，制造革命舆论。
秦始皇要推行他“法治”的政治路线，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路线去保证它。所以秦始皇在选择官吏方面，同样是根据“法治”的原则，“以法择人”，“因能授官”，执行“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他重用法家李斯，起任兵家尉缭。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是著名法家荀况的学生。他的“结束诸侯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的战略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视。秦始皇任命他当“长史”，主管秦国官府文书，把他留在身边，共议国家大事。秦始皇曾根据他的意见，下“焚书令”，坑反动儒生，取缔“私学”，根据他的建议，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部署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秦始皇还根据他的要求，取消了“逐客令”， 打击儒家，重用法家。总之，李斯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和重要谋士，他始终和秦始皇站在一边，顶住了一股又一股的复辟逆流。在秦始皇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中，无处不渗透着法家李斯的鲜血和汗水。
尉缭是魏国人，是李悝一派的法治家，精通兵法，对战略战术也颇有研究。他认为“秦国的国力这样强盛，完全有条件统一全国”。他到咸阳后，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全国的建议和各个击破策略。秦始皇赞赏他统一中国的方略，重任他为秦国国尉。让他统管秦国军事，部署统一中国的战争，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尉缭的法家思想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各个击破的策略和“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粉碎六国诸侯的“合纵”政策，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的攻破了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战争。 李斯和尉缭是秦始皇“任人唯贤”组织路线的典型，当然秦始皇任人唯贤还决不止这些。秦始皇正确的组织路线还表现在他的“论功行赏”政策。他对犯有错误的官吏和将领，不是一刀砍死，而是继续任用他们，给他们以立功补过的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由于秦始皇是执行了正确的“法治”路线和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所以在短短十年中就结束了几百年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疆域辽阔，各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奴隶制度从此结束了，封建制在全国得到了确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法家思想的胜利。
我们再来看看秦王朝时期的经济政策，秦国在秦孝公期间，由于商鞅的变法措施，使秦国国力很快就强盛起来。但是，商鞅死后，奴隶主复辟势力抬头，秦国的封建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残。秦始皇继位后，他继续了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使秦国的经济力量得到了恢复。 特别是在秦始皇铲除了吕、嫪复辟集团后，国内的复辟势力基本上被平息下来了。这时六国贵族极端害怕秦始皇对他们发动战争，统一天下。韩国就派了一个水利工程人员郑国，去秦做间谍工作，怂恿秦国修筑了一条从泾水到洛水的渠道。这条渠道要打通仲山和北山，工程量极为浩大，但渠道修成后对关中一带的水利灌溉极有利。韩国的统治者妄图通过这一措施，拖住秦国，使之不能发兵统一六国。这一阴谋败露后，秦国立即抓住了郑国，准备处死。郑国交待了自己的间谍罪行，并表示愿意继续为秦国效劳。他说:“我到秦国，是韩国派来的。这个计谋只能延长韩国统治者的几年寿命。但是，如果把这条渠修好了，对秦国世世代代都有好处。”这时正好秦始皇下令取消“逐客令”。秦始皇认为，分别不同情况使用六国的人材办事，对秦国也是有利的，于是他命令郑国把这条渠道修筑完工。
郑国设计的这条渠道，全长三百余里。完工后，引注淤泥浊水灌溉盐碱地，改良了四万多顷土地，使关中一带成为旱涝保收的富饶地区和秦国的大粮仓。由此秦国更加富强，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命名这条渠道为“郑国渠”。 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军向岭南的广东、广西地区进伐。由于山高安岭峻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统一岭南的战争经过三年之久，尚未结束，进展十分缓慢。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亲临前线视察，他从统一中国和发展水利的大计出发，命令开凿灵渠，并指示秦军参加这一工程。灵渠凿成后，不仅解决了秦军运兵、运粮的困难，使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胜利完成，而且便利了农田的水利灌溉。同时，由于沟通了长江和珠江，还扩大了我国的内河航行，促进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原来的齐、楚、韩、赵、魏等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六国的宗族势力和奴隶主复辟活动也各不相同，面对这些情况，采取什么政策，这是关系着新兴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能否巩固的大事。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年，秦始皇采取果断的革命措施，将各国的大奴隶主贵族，大商人十二万户统统迁到国都咸阳。这就在政治上割断了他们和当地宗族势力的联系，在经济上剥夺了他们过去的食邑。同时把这些人放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监视下，防止了他们兴风作浪，何机复辟的可能。这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是个沉重的打击。
秦始皇还在这一年向全国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命令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登记占有土地的数量，交纳赋税，政府就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这一重农强本的措施，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秦始皇在重农强本的同时，还坚决地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有罪的官吏、商人赶到边远的两广一带。这就使他们不能再凭借着他们的经济上的实力，贱买贵卖，兴风作浪，破坏农业生产和国家官税政策。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还用移民政策开发边远地带，把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思想文化输送到边区，尽可能的缩小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差距。促使了边区封建制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边区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边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有利于巩固了秦王朝的统治地位。
再来看看“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积极开展“远交近攻”的外交路线，派出姚贾等人出使六国，破坏“合纵”，使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当时六国诸侯，眼见秦国日益强大，担心迟早要被秦所灭，于是就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这就是六国的“合纵”政策。尽管秦国当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远远超过了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秦国要对付六国联合起来的势力，那还是不行的。于是秦始皇奉行了法家路线，积极开展“远交近攻”的方针，先把离秦较远的国家稳定住，使它不能参战，破坏他们联合，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是卓有成效的。
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战争之后，为了防止我国北方境内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骚扰破坏，秦始皇又令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于公元前215年、214年两次击败匈奴入侵，又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动员军队和农民开始修筑长城。把原来七国的维护性长城连接起来，成为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长达一万华里以上的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的筑成，有力地防止匈奴贵族的入侵，对保障中原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汉代以后的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尊儒反法，竟然把战国时期齐国人杞梁战死后，其妻哭城一事移花接木，编造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反动故事，广泛流传，以此来攻击秦始皇。
由秦始皇开创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随着秦始皇的死去，也在短短三年中灭亡了。秦王朝到二世而亡的原因是什么？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人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探讨，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历来的尊孔反法派，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拼命攻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认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秦始皇实行“暴政” 的结果，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不是的。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秦朝灭亡的历史，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答案是明明白白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专政措施，镇压了一批反动儒生，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专政是不够彻底的，这是由于秦始皇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局限了他，使他不可能有彻底的革命性。在漏网的一批反动儒生中，赵高是最危险的一个。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赵高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手腕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这就为秦王朝的跨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的父母都因犯法被秦处以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怀着“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乃自宫以进”。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又重用了他。从此，阴险毒辣的赵高改变了策略，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以至后来让他掌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有可能使赵高在秦始皇病危，发动反革命政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视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是，命令还没有发出，秦始皇就死了。赵高凭着他掌管的皇帝的印玺，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策划了反革命政变。当时，唯一能够揭露和抵制他的，只有丞相李斯，但这时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胁和动摇，使赵高的篡权成功。
赵高篡权后，立即露出了他复辟奴隶制的凶相。他尊儒反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把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他把秦始皇时期的罪犯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把法家人物斩尽杀绝，把曾帮助过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文臣武将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被迫自杀，李斯也遭到了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子女也遭残害。咸阳城内尸骨如山，血流成河。赵高在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报复后，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的罪恶目的。
我们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十分激烈的。赵高政变的得逞告诉我们:第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不彻底的，以至留下了赵高这个后患。（革命阶级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要坚决彻底，绝不能手软。）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第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的教训中，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就很快垮台了。这说明，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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