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人民战争与革命主体锻造
——论柳青小说中的战争书写
长久以来，柳青被视为社会主义农村写作的典范作家，其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写作，呈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在柳青研究的批评史中，研究者们多侧重柳青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思考和农村题材小说，而对于柳青新中国成立前小说创作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推进。在这一时期，柳青主要小说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对此的研究可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四十年代根据地、解放区形成的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视角处理农村生活的传统”[1]和柳青“十七年”书写发生着怎样的关联。除去柳青以农村变工队为题材而创作的《种谷记》之外，《地雷》中的大部分篇目和《铜墙铁壁》也分别以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舞台。柳青在农村题材之外对于战争的书写，同样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观察，这对于全面地理解柳青及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 柳青创作的“延安道路”：
“人民战争”与“农民革命”的双元问题
1947年2月，柳青的短篇小说集《地雷》由光华书店首次出版，其间收录的小说主要写于十四年抗战时期，其中《误会》《牺牲者——记一个副班长的谈话》《地雷》《一天的伙伴》和《废物》都直接关涉晋西北地区八路军的抗日武装斗争经历，展现了不同于既往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柳青在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等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的写作重心。从《地雷》“再版”的选择[2]来看，柳青对于抗战中自己在部队营连工作的前线生活经验十分珍视，尽管对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早年作品并不满意，但他还是想要保存这些曾经“在抗战期间用土纸、麻纸，甚至马兰纸出版的刊物上”的战地小说，以“对得住在前方部队里时常在一块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同志”。而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转换，柳青回到后方米脂，投入到边区农村建设的工作中，但“革命”和“战争”这一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仍在作家的创作中绕梁不绝。其在“土地的柳青”之外，还为我们提示着“战斗的柳青”的可能性。
1936年“西安事变”后，柳青负责抗日时政刊物《学生呼声》的编辑工作。他凭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在《学生呼声》创刊号上发表了原刊登于《字林西报》、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斯诺关于未来即将发生的抗日战争谈话的翻译文章——《毛泽东访问记》，文章署名东园。[3]在《毛泽东访问记》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必得’有组织自己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除了正式部队以外，还得在农村组织游击队——满洲的抗日义勇军全是农民组织的游击队，他们的成功，表示中国农民能全体武装起来抗战，日本必不可挡。”面对抗战爆发后战争可能会长期持续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了联合“军队”与“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的必要性。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既是抗战开始之前毛泽东对东亚战争局势的预判，也是基于红军和国民党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总结。柳青在《学生呼声》上对这篇谈话的译介，可以看出西北地区青年学生力图把握战局实势的强烈欲望——《毛泽东访问记》占据了创刊号的最大篇幅，虽然限于国共合作的语境，谈话没有突出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作用，但已指出游击战将是日后抗战中的重要作战形式，并认为党需要加强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从中可以看出1938年春天毛泽东著名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的思想脉络。
在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抗日战争进入游击战阶段。华北抗日游击所面临的困难，除却和日军兵力悬殊这一不利因素外，还有国民党在抵抗日本侵略和削弱中共根据地之间不停摇摆的态度。《毛泽东访问记》和《论持久战》回应的都是在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语境下，游击战如何依托广大的农村以及如何将农民纳入政治生活中并赋予其主体性的问题。马克·塞尔登曾以“延安道路”这一概念来命名在中国西北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党组织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其综合制度。吕新雨指出，“延安道路”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以群众路线的方式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相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4]对于这点，汪晖提出“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加以阐发，认为“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5]，“在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中，兵改造了民，民也重构了兵”[6]，通过政党、军队、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催生出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是《毛泽东访问记》以至《论持久战》的思考核心，也是柳青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双元问题”。
在《地雷》小说集中，所有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都在处理农民面对战争的态度。柳青曾主动要求前往抗战前线，其战地体验主要集中1939年8月至1940年10月间。到前线不久，柳青便创作了小说《误会》（1939年）。小说讲述自己在乡间行军路上偶遇一位陌生的八路军伤员，却被其误认为是“奸细”，最后误会消除，两人亲切相认。小说表现了战时军中团结的气氛，但也流露出知识分子初来乍到“格格不入”的窘迫。从中可以看出，柳青早期书写战争的方式，有着日后高度理论化的作品中少见的驳杂。正如《误会》这一标题所暗示的某种“错位”，柳青捕捉到马克·塞尔登所认为的贯穿于延安历史中的两大问题：革命战争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随着抗战的爆发和主要城市的陷落，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将政治重心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变所代表的“目光向下”的革命，要求将农村和农民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全新场域和主体。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战争的全新状况，需要在深入了解农村的过程中调整自身，柳青借助文艺工与农村军人产生的喜剧性的“误会”，忠实地展现了这种心态的转换。
考虑到自己战争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不足，柳青向组织请求随军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后他被派往晋西南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担任教育干事，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和担任各连的文化教员。[7]在艰苦的渡河行军途中，柳青肺炎复发，团部派了两位机枪手护送他回后方，在此过程中两位年轻的机枪手英勇牺牲。此事在柳青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斫痕，让他从此有了“不要忘记一个幸存者肩上的担子”的想法，《牺牲者——记一个副班长的谈话》（1940年）便由此生发而来。小说讲述了吕梁山上某排士兵深夜为死去的战友举行追悼仪式的故事。牺牲的战士是一个十七岁便离开母亲加入游击队的农村青年马银贵，他出身农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在战争年代摆脱土地的束缚和成家立业的祖训，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马银贵”这个角色，已然不同于晋西北大地上普通的农村青年，他在保卫乡土的战争中接受了军事化训练，也在抵抗日军侵略中萌发了政治意识。这篇小说可以视为柳青对于为护送自己而牺牲的青年战士的缅怀，他以“追溯前史”的方式为这两位战士搭建生命轨迹，呈现出文本之内的“牺牲者”和文本之外的“幸存者”思想转变的精神脉络。
在《一天的伙伴》（1941年）和《废物》（1941年）中，柳青将笔触对准了八路军部队中的“边缘人”。《一天的伙伴》的主人公是长相丑陋且作风有些许下流的吴安明，因舍不得自家的骡子而被日军征去做兵趺，后来被八路军俘虏，同样因为舍不得被扣押的骡子而留在军中跟随部队行军，他虽然不愿做汉奸，但是对于在队伍中自己参与的工作也没有政治意识，认为“到哪里都是赶骡子”[8]，故而常遭战友们轻蔑的对待。柳青作为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对于吴安明身上农民对劳动工具视若生命的特性十分熟稔，为农民受限于眼前个人利益而被时代裹挟的无可奈何倍感同情。《废物》则讲述了队伍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王得中的故事。王得中是一个没有家产和妻室的乡村游民，抗战将他收编到部队之中，从而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虽然他对部队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因为年纪和身体条件，成了行军的累赘，部队无法承担为他养老的职能。当大战前夜营长要求王得中离开八路军时，再次流露出矛盾的情绪：
我曾提议考虑这个老头子的苦楚；可是我的温情主义立刻被阻止在这个最理智的战场上。我们在这里是一支孤军，一定要冲出去，虽然现在还不能告诉他，我们将向哪个方向去冲……我知道这没有丝毫用处，然而我不能够克制我自己。[9]
不难看出，柳青对于这些部队中“边缘角色”的重视，缘于他敏锐地觉察到那些虽已被战争吸纳到新的政治秩序之中、却尚未拥有革命主体性的农民的困境和状况。这是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柳青不同于城市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独特经验：他“难以克制”地对父老乡亲在已有历史结构中层叠的弱点怀有朴素的理解和包容。然而仅仅有理解和包容对于“战斗的柳青”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在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例外状态”下，不仅要对农民的精神风貌有深入的了解，更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唤起他们身上的政治能量，从而进一步探索相适配的政治形式和政治空间。作家对理论认识提高的精神要求和随军直面战争的肉身经历，共同构成了柳青对于“延安道路”的吸纳与实践。
二 作为社会动员的抗日战争：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转向
他一袋又一袋地吸着，不觉得太阳便沉没在传说日军修铁路、听见开山洞的那边去了。晚霞还辉映着这边的山头，但只昙花一现便泯灭了，代之以无涯的暮色苍茫。一柱柱炊烟从烟囱里升起，缭绕着汇集了起来，笼罩在村庄的上空。[10]
柳青在《地雷》（1940年）开篇所描绘的李道村农村传统生活的图景，似乎是一幅诗情画意的画卷。宁静祥和的景象昭示着这个村庄亘古不变的生活秩序，这是小说男主人公李树元——一个庄稼汉老头子视角之下的“世道”：“晚霞暮色”象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烟囱里升起的“炊烟”则象征着安居乐业的家庭空间，两者共同构成了李树元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不过在太阳沉没的西边，日军修铁路开山洞的声响，让这个村庄时刻笼罩在战争的威胁下。《地雷》讲述了一个农村老汉得知自己的儿子参与抗日武装斗争后心路历程的转变。当两个儿子投入到自卫队中护送地雷去往前线时，他挂念孩子的安危，跑去村里“被日本人烧得四零五落”的“老爷庙”中上香：
他刚刚回家去，随即又出来，手里捧一把香纸，直端走进老爷庙的正殿里，点燃了香，焚化了黄纸，希望地盯着关公的塑像，胡子中间的嘴里喃喃着。
“只要保佑小子们平安无事，今年香会给你老人家挂匾，五尺绫布的大……”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个意思。如果那塑像有知，也会喝他一声：“麻烦透了!”[11]
“关公”作为民间社会供奉的保护神，“和土地爷并列，可能是中国北方乡村中供奉最多的神灵”[12]。不同于“土地爷”或“城隍”仅仅承担此地村庄的守护范围，关帝的神威和职权没有地域的限制，可以搭建村庄和外界的联系。李树元老人到关公庙去祈祷出村运送地雷的儿子们的平安，这一行为的背后是一个普通村民保佑家人“求福免祸”、向宗教寻求帮助的下意识选择。杜赞奇指出，从明清以来对于关帝庙碑的修建，可以看出乡村精英试图用一个宗教形象同时统摄国家和大众两方面的守护职责，“关帝越来越摆脱社区守护神的形象，而成为国家、皇朝、正统的象征，通过对关帝的供奉和信仰，强调关羽忠义的教化作用，乡绅们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得以和国家与上层士绅保持一致”[13]。
在原有乡村社会秩序下，由乡绅们把持关羽阐释权的“老爷庙”，现今被日本人烧得“四零五落”，改成了村公所。李树元老人的祭拜，恰恰是在民间宗教退出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时刻，显示出民间宗教在过去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的重要地位。位于太行山区深处的李道村，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受到西方现代性影响而已发生了社会形态的改变，广阔的中国“腹地”是在日本侵略的长驱直入下才被撬开了松动的裂隙，被日军战火焚毁的“老爷庙”便是既往乡村权力结构在外来侵略者的进入下崩塌的表征。而萦绕着《地雷》小说故事始终的“来自远远西边”的轰隆声，是日军用炸药炸开山洞修建铁路的声响。“铁路的建造”无疑是近代中国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不过铁路和现代性的关系并非单向：它的出现代表着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先进的、新鲜的事物；但是它也成为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工具，在物质和技术的层面上将中国的腹地和沿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助长了侵略者的剥削。在此处战火和“铁路的建造”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殖民现代性，击碎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结构秩序，重新塑造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启了日军侵略者所谓的将中国的腹地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进程。
与之相对的是在“老爷庙”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村公所和村民自卫队以及八路军送来暂放在“老爷庙”中的军事武器地雷，这些同样是这个传统乡村生活中不曾出现的“异物”，提示了抗衡“日本铁路”的另一种“现代性”的资源，其中地雷便是直接用来破坏日军铁路建设的。修建“铁路”是为“发展”，这“发展”却是殖民主义下以蚕食中国腹地为代价的“依附性发展”；“地雷”是为“破坏”，这“破坏”却是以抵抗侵略为根基爆破出革新的先声。存放地雷的村公所取代了原先由乡村精英主持的“老爷庙”，作为新的农村基层组织，它起到了勾连家庭和社会的作用。村公所建立的村民自卫队，吸收农村青年训练成自卫队队员，为八路军游击队提供掩护和辅助，是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战斗力。短篇小说集《地雷》中的村民自卫队，便体现了“延安道路”中关于人民军队的重要面向，即共产党在组建正规军的同时，也需要以农村为单位组织训练民兵队伍，动员和武装农民，形成“兵-民”一体的人民军队，从而推动革命进程。
组建村民自卫队，使得战争时期的军民合作进一步深入，随之而来的是“战争”与“人民”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换。对于侵略者毁坏田产和焚烧窑洞的暴行，庄稼人有了反击的机会，他们主动参与到抵抗斗争之中来。李树元的两个儿子便是这样的情况。李树元虽然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本能的仇恨，但他也认为“抗日，是全中国的事情，指望咱一家不济事，这世道，把自己的身子保护住，是正经办法”。对于仅有的两个儿子都去运送地雷一事，在他身上存在着民族仇恨和家庭安全的冲突：一旦战火有可能烧到自己头上，他的第一反应是先要保护自家人的性命。柳青描绘了李家贫寒却温情的居住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庄稼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老头子自己坐在炕头噙着他的长烟袋吸着，金宝抱了他的孩子在地下躅来躅去走着；媳妇们洗完饭具上炕去同婆婆一块坐在角落里，一家人便在黑暗里闲谈起来了……屋里充溢煤烟和老头子嘴里喷出的烟草的烟同酸菜气混合在一起的呛人的空气。灶火在洗过饭具以后用煤泥糊起来了，用火柱通了一个孔，蓝色的火焰从这孔里箭头一般升出来，闪闪地跳着。[14]
对陕北农民生活极其熟悉，这使得他在小说中对这些生活细节信手拈来，而其笔下呈现的也正是村民眼中所熟悉的乡村世界。在敌后根据地，战争成为常态，深嵌在日常生活之中，《地雷》中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便呈现了柳青对“军事问题与日常生活问题互相转化”的追求。李老汉一家团坐炕头的景象，正是这个老人自视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视野便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视野：“他所看见的世界，他所关心的世界很小；这个世界便是他的家。”日军虽然放火烧了他的屋子，可是对于此时的李树元来说，失去的土地房产可以不做计较，只要金宝银宝安分守己，战争结束后还能修新的房子。然而在这片安宁的黑暗中唯一闪动的蓝色火苗，则是银宝那颗跃跃欲试的不安分的心。他对地雷“好奇勇敢”的态度以及夜晚出门去村公所开会上课的举动，与李树元一贯持有以小家为重的观念产生的冲突，展现了两代农民对于战争所持的不同的看法。
银宝是李家在政治和实践上走得最远的年轻人。银宝以前在家人们扯闲话时就表现出不愿参与的态度，小说中李家人夜话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从鸡下蛋很多扯到牛不肯吃玉米棒子，到米囤子里常常有老鼠跑进去”，这样琐碎的家长里短显然不能引起银宝的兴趣，“他放下碗筷便从张家游到李家，找年轻人逗混去了”。原有乡村社会是以传统农时为时间、以农耕田野为空间的基本结构，银宝对家人以田间劳作为话题的讨论较为疏离，体现了传统农业条件下以家庭为最小经济单位的生产模式，无法在外来战争敌人入侵的时代变局下维持对年轻人的召唤力，其不能将青年劳动力吸纳到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来，像银宝这样年轻人们开始尝试在乡村中寻求新的归属地。“抗战以来，无论谁个都有了一定的组织”，是“组织”的建立将银宝吸纳到新的秩序里，边区政府的动员结构和党的政治参与，把个人行动重新放置到新的共同体之中。在跟随民兵组织运送地雷的过程中，银宝直接正面遭遇了一场战役，“一片杀声同守兵冲搏起来的时候，魏培贵的儿子朝后跑了，银宝却不知不觉地，完全不知不觉地被吸引着似的，跟着冲了过去；有一个战士倒下去了，他又不知不觉地拾起牺牲者的步枪，继续跟着别人冲着……”[15]直到战斗解决后，他还是“不知不觉地跟着，从这架山上下来奔上那架山上，一声也不响”。在天亮后，惊喜的战士同志们发现了银宝，在表达了想要一起打日本人的心声后，银宝便跟着行军队伍开拔了。
李树元从保全自身性命的角度反对儿子运送地雷，而银宝却在运输途中主动选择参军，二者是“家庭”和“组织”之间新旧共同体的冲突，也是危机时刻私人领域的“小家”与公共领域的“大家”之间的矛盾。从李树元和银宝这对父子的分歧，可以看出日后柳青创作《创业史》时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关系模式的雏形：在旧有的社会秩序下，个人无法在社会义务与私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而战争推动了银宝从父辈携带沉重历史包袱的束缚中挣脱出去的可能。《地雷》小说的明线是李树元老汉观念的转变，而故事之下隐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的蜕变。银宝在故事的最后拿起枪杆子离家远行，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是“土地的儿子”，抗战中走向前线保家卫国的农民同样是中国现代农民经验的组成部分——李树元的“以家为大”属于历史规律下形成的“农民根性”，可是银宝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勇敢，也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如同李杨所说，“所谓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概念……它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16]“小生产者特性”并不是一个去历史化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血性气质，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能锤炼出新的主体意识。
随着银宝的英雄事迹在村里传扬且登上了边区报纸，原先因私人利益争执而对李老汉冷淡相待的村民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父亲因为儿子的选择在村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李树元的心路从“抗战是全中国的事”到“抗战是咱家的事”，显示出伴随着革命区域从沿海城市转向内陆农村，革命的主体也从工人为中心而转向以农民为中心，它依靠的不是沿海地区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觉醒”，而是党对乡村社会的整编和重组。银宝参军的选择和李老汉认识上的改变，显现当代中国革命中“人民”主体的形成与民族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在人民战争中成长的“新农民”：
“新人”的“中间状态”
四十年代的中国是战争的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解放战争的爆发， 连续战争的背后是中国历史从现代走向当代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如前文所述，抗日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农民的民族认同，然而这一认同并不能“平移”到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积极拥护上。在抗战过程中，共产党通过采取不同的政治治理形式，改变了国民党和军阀队伍撤退后的遗留问题，回应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诉求。简单将“人民战争”的纽带归结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并不能涵盖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实践，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时代转化，提示着作家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一步理解战争的革命性与人民性。
在解放区作家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有正面描写陕北战场的《保卫延安》和山东战场的《红日》，其中《保卫延安》就是重点描写了西北野战军“沙家店歼灭战”中战斗的全过程。不同于这些以书写正面战场为核心的战争小说，柳青的《铜墙铁壁》（1951年）以沙家店战役大后方的后勤粮食运输为切入点，以临时粮站的组织和建立为故事核心，从“后方”的角度展现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分兵‘清剿’……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17]在沙家店战役这场从根本上扭转西北战场局势的战役中，解放军对敌军所采取的消耗战术在军事策略上对后勤储备和粮食运输有着特殊的需求。柳青曾自述创作《铜墙铁壁》的缘起，“一九四八年我从东北回陕北，一路想象着《种谷记》的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想把他们连续写下去。可是我一接触到实际，却被一个村干部办粮站的故事抓住了。……这回我还没来得及动笔，接触了更多的实际，就改变了主意，写了《铜墙铁壁》。”[18]可见，从减租减息创建变工队以期增产增收的《种谷记》到将后勤保障作为描写解放战争立足点的《铜墙铁壁》，其内在有着承续联系——柳青既想处理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关系，也想呈现农民革命主体在历史中动态生成的过程。颇有意味的是，在《铜墙铁壁》中，柳青没有直接刻画一个骁勇善战的农民战士的前线事迹，而是用看似“迂回”的方式展现战争中后勤建设的重要性。
作为解放区土地革命的一环，《种谷记》中的变工合作运动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进行了转化，改变了农村基层的经济样态，让党和农民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这增加了群众的政治认同，也使得党能够从共同体内部汲取巩固革命成果的有生力量。在抗战中，太行区人民先后有 117573 人入伍；在解放战争中，入伍者达 144267 人，加上抗日战争中参军的人员，全区共为 261840 人，占太行区人口总数的 4.9%。[19]解放区人民高涨的参军热情，证明了土改推行的成功。但是解放战争的爆发，对土改以来的动员机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0]动员“全军全民”，不仅要求“全军”正面战场的作战策略，更要让“全民”的“大后方”也深度参与其中，让经历了土改的农民在新的战争情境下进一步成长为革命主体。
《铜墙铁壁》的第一章描写的是分区主席葛专员前往镇川堡指挥粮食运输的沿途所见，“一路上棉麻五谷，瓜桃梨枣，正是山青水绿时节。可是受苦人却不多见。”由于“几乎所有青壮年都投入战争”，在田里劳作的是各家各户的妇女们，她们在后方的支持，弥补了家中主要劳力支援前线可能带来的农事影响。转了几个山湾，“只见无数的驮粮毛驴和挑粮的‘担担手’，不断头地从东往西走，人和牲口踏起的尘土好像一条黄龙”，这是运粮民工紧紧挨挨、热闹喧哗的行列。在这个俯瞰“担担手”群像的远景构图中，随着遭遇敌军美制飞机进犯轰炸的险情，小说的男主人公石得富从众人之中凸显了出来：身为运粮民兵的一员，他表现出了沉着老练的战斗素养，引导民工和村民们避让疏散，在无形中担任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命令”葛专员赶紧去安全的地方隐蔽。对此举动，葛专员随行的通信员吴忠颇为不满：
吴忠早已显出鄙弃那民兵的“自高自大”：哼！竟然“命令”起他的首长！他简直忍耐不住那股神气，走着还用白眼珠子瞟着那民兵，嘀咕说：“也不看看是谁，只管自己当司令！”[21]
而葛专员并不觉得冒犯，当场“服从命令”，并要求在场的乡亲听从富有经验的石得富指挥。在危险解除之后，他也不愿骑“首长特供”的骡子，而是走在运粮民工的队伍中和石得富进行交谈。在前往沙家店的途中，葛专员得知这个青年共产党员先前在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中立下大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防空经验。与此同时，沙家店的村干部们正在围绕该选谁来担任临时粮站的负责人展开激烈讨论：临时粮站是负责部队在进攻榆林时设立的重要枢纽，沙家店紧靠前线，任务紧急，因此，选择合适的负责人非常重要。区委书记金树旺和区长曹安本在用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面对组织要求的“选择可靠人员，配备一个强干部去领导”，曹区长“颇有怨言”，认为“咱的干部都不是十八罗汉，不长三头六臂”，最优秀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参军了，他生怕提拔一个新手会出纰漏影响战斗，因此想不如就请区干部石永公就任。不过，石永公虽然在村里担任过几年行政主任，文化程度较高，在以往工作中已经拥有了较多办事经验，然而“一听要打仗就闹肚子疼”，对于战争局势变化的心态也不够好。金树旺则提出石得富更加适合：这个农民出身的年轻人是在历次群众运动和战争中成长的民兵，而且先前在随军担架队里是模范队员。
面对金树旺的倡议，曹安本认为这个青年让他“盘一盘粮，称一称草”是可以的，但由于太年轻不能当干部，需要继续培养。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挑选干部背后的实质问题在于：结合战争发展的实际，原先辛苦培养了好几年的党员此时此刻都在前线，面对几乎全是农民的大后方，党该怎样选拔出新的“先锋队”。曹区长的经验主义让其倚重已有干部，而金书记则希望培养“新人”。曹区长对石得富的不信任与前文吴忠不满石得富主动站出来指挥背后有着同样的逻辑：他们天然地认为支援前线的民兵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恐怕难以承担重任。这一细节表明，在解放区土改时期这一相对和平的环境下采取的培养干部的手段，于战争时期已不再适用。从解放战争的具体现实出发，共产党对边区群众的组织和领导方式以及单线程的“教育/被教育”的干群关系，都应该得到革新。这一革新的诉求在《铜墙铁壁》里关于“烟枪”的符号化描写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烟枪本是一个西北地区常见的男性随身物品，小说中大部分角色人手一根。柳青对比了在区里主持工作的曹安本的烟枪和民兵石得富的烟枪。关于曹安本的烟枪，柳青是这样描写的：
他手里拿的水烟袋已经不是那根道地的土造“羊腿把”了。前几天飞机扫射沙家店，掉下来很多机枪子弹壳，又长又粗……曹区长添了一个步枪子弹头做烟袋嘴，半截步枪子弹壳做烟袋锅，没用好大工夫就变成眼前这个约有五寸长的水烟袋了。金树旺看着曹区长往那‘美式’水烟袋里装烟，奇怪这个年过四十的老革命同志怎么主观这么强？”[22]
而石得富的烟枪则是：
因为暖季嫌窑里热，庄户人多半在院里筑起锅灶，上边用席片搭着顶棚做饭。石得富家里也是这样。……他掏出他那杆因为在担架队上带着不方便，照战士们的样子截去了多一半，只剩一手掌长短的烟锅，装着烟就问区委书记……[23]
和石得富一起担任民兵的还有木匠石永义、复员战士石永凯，他们也共同参与了保卫粮站的战斗。从他们身上掏出来的也是“在担架队里截得和石得富的一样长短的烟锅，插进烟布袋里装烟”。在这里，烟枪的长短实际上匹配的是各自的生活环境。在部队野战医院中抬担架的民兵们，在拥挤的伤兵病床前，为了工作的方便于是截短了自己的烟枪，回到后方也“照着战士们的样子”使用。而曹安本的烟枪则不免有些“精细”——它的“子弹头烟袋嘴”和“步枪子弹壳烟袋锅”是战争中获得的“美式战利品”，曹区长在战场的废墟中捡到了子弹壳，经过改装后替换了原来“道地土造”的烟袋，这使得他的烟枪显得有些“洋气”和与众不同。不同的烟枪折射的是在战争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显然石得富和他的民兵战友们与战争有着更为深刻的勾连，他从不松懈的战争经验让他拥有了担任沙家店粮站负责人的资格，柳青通过这个细节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长。相比之下，1935年开始便在米东县委担任组织工作的曹区长反而缺乏对群众生活精准的把握，存在着对战争状况的误判，忽略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新力量。
“烟枪”作为一个符号，寄托了柳青的思考：日常性的政治实践，需要时刻去应对和解决现实中产生的新矛盾。在《铜墙铁壁》中，柳青让石得富的任命处于一种“论辩”的状态里，结果最终由群众意见和现实情况来决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石得富不是一个政治完全成熟的干部，但他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农民。柳青没有如同日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一般，让其拥有完整的政治愿景和美学诉求，而是赋予了其社会主义“新人”成长过程中的“历史间性”。正是战争生活的磨炼让“石得富”们可以作为革命的新生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进一步发挥作用。
四、结语
《地雷》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体现了柳青在农村题材之外尝试从战争的视角切入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努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主要城市转向广大农村，由此锻造了新的革命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农民，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要求的双向互动，即新的革命主体生成于政治实践的动态过程之中，同时，成长中的革命主体反过来也能促进政治实践的深入展开。
通过柳青的战争书写，我们看到，在革命战争中，党一方面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瓦解后的农民重新吸纳进政治生活，一方面通过组织化的动员实践将农民培养为新的政治主体。无论是抗日战争中党所形成的“延安道路”还是解放战争中党所采取的“人民战争”的革命道路，共产党的军事思想都指向：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展开革命；而革命战争自身所呈现的人民性，也为农民阶级成长为革命的政治主体提供了历史机遇。
注释
[1] 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第6页。
[2] 柳青：《<地雷>（短篇小说集）再版前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1979年，第75页。柳青同意再次付梓《地雷》的原因是：在1947年9月再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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