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社来社去”班学员协助整理。
原编者按：今年，本市各高等院校举办了首批”社来社去”的”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红心，来沪学习。乘这个机会，本刊编辑部邀请部分学员座谈他们几年来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战斗的体会。
他们以坚持乡村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谬论，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部门、各条战线的同志，为了巩固上山下乡成果，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徐招林(江西贵溪县渔塘公社农科所)：
怎样才能坚持乡村干革命？几年来我的体会就是要斗。要同党内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同旧的习惯势力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嘛！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内走资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必然攻击上山下乡，反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前个时期，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右倾翻案风，叫嚷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工农的邪路，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与走资派对着干，哪怕刮起十二级台风，始终坚持乡村不动摇！
戎惠伟(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我是一九六八年冬到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一九七三年，被调到县农田水利局工作。我人在局里，心想小通，多次申请回队。有的领导感到不可理解，要我慎重考虑；有的人还埋怨我：”在局里工作是工作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难道小通缺了你就不行？”
但我想：农村是我们的主要战场。对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抱什么态度？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衡量我们革命、不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标准。我坚信，不拿工资拿工分，不当干部当农民，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得到领导同意，我回到了生产队。
对于我们坚持乡村的革命行动，有人却讲：”你们是傻瓜。”
我们说：”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瓜’。”
也有人讲：”靠你们几个人，改变得了农村落后面貌？”
我们说：”走这条道路的，绝不是几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几代人。”
也有人说：”你们太苦了！”
我们说：”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老一辈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新的一代就要战逆风，顶恶浪，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直奔共产主义！”
魏炳发(安徽灵璧县杨汀公社青年农场)：
要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一定要深入批邓，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今天在社会上还有不少对于上山下乡的错误看法。每逢我们春节回上海探亲，经常遇到一些亲戚朋友，问我们有没有调上来，听说七、八年还在农村，总是好像十分遗憾的样子，安慰我们：”好好干吧！”似乎我们在农村表现不好，或者犯了什么错误。
有些家长也总觉得自己孩子在农村和泥巴打交道，脸上无光彩，比人矮一截，想方设法要把子女调上来。逢到这种情况，我就向他们宣传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揭露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的罪恶用心，介绍我们在农村的战斗生活，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之，要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光荣，属于我们坚持乡村斗争的青年们！
支持我们扎根农村才是真正的关心
高云芳(黑龙江爱辉县四嘉子公社小三家子大队)：
上山下乡的斗争这样尖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对我们最根本的关心？毛主席教导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觉得，生活上的照顾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教育培养，支持我们在农村大有作为。
我们党支部十分重视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他们说：”咱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全党动手，培养新人，让毛主席省心，革命家长放心，知识青年安心。”因此，支部不满足于知识青年，”睡有床，住有房，吃有粮”，而是精心培育，让广大知识青年能够大有作为。
支部经常对我们进行扎根教育，为我们举办”理想和前途”、”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学习班，鼓励我们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大队出现了一批铁心务农的”扎根派”。党支部还把青年人推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摔打。
在公社和大队的卫生所、广播室、电灌站、科研组、苗圃、养猪场、奶牛场、学校等各个岗位，都有我们知识青年在战斗。
有的青年当了广播员，三年里写稿三百多篇，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好人好事，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有的知识青年，搞出了七铧犁引垧播种自动调剂等五个项目的技术革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有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大队科研组，对大队每块土地做了土壤分析，为改良土壤做出努力。
我们深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越干心里越亮堂。
钱铁牛(安徽亳县立德公社五七农场)：
小高的问题提得好。如果离开了”扎根”还是”拔根”这一斗争来谈什么”关心”，这样的”关心”是值得研究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打着”关心”知识青年的幌子吗？他极力宣扬”读书做官”、”小人务农”等孔孟之道的破烂货，要把我们从贫下中农中间”拔”出来，实际上包藏着阴险的祸心！
刘必武（吉林珲春县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分水岭生产队)：
我感到，知识青年到了农村要发扬青年人那股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同贫下中农一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组织的支持是最要紧的。对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还是漠然处之，”摆平”算数，甚至看不顺眼，横加指责，这是对待知识青年的根本态度问题。
分水岭地处祖国北疆，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解放后曾多次试种水稻，都没有成功。刚到生产队，我们就和贫下中农一起再一次提出了试种水稻的建议。
有些人表示反对：”几个上海娃，哪能种出水稻来！”
但我们的想法得到党支部的有支持。我们广泛宣传大寨人在虎头山上种水稻、创高产的先进事迹，宣传种水稻的意义，终于统一了认识。第一年试种三十亩，现在已扩大到三百亩；亩产达七百多斤。我们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改革耕作制度，玉米等作物亩产也有显著提高。
徐招林：
知识青年在党的培养和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有扎根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我认为，除了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从组织上加强培养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我本来插队在农村，后来，领导上调我到公社农科所担任农技员。因工作的需要，天天接触农业生产中各种问题，促使我认真学习。
现在我们所里十三个人，有八个是知识青年。我们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培育良种。我们培育了早稻和晚稻良种各二十多种，向各大队提供良种万余斤，改变了种子退化的趋势。我们所里种的二十七亩水稻田，从原来二、三百斤的产量提高到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斤。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农村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
杨星卫(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要大有作为，对我们知识青年说来还有一个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的问题。来农村后，我们感到气象预报对农业关系很大，决心为革命识天气，为增产办气象。党支部、贫下中农大力支持我们，派我们到气象站学习。
为了把预报工作做好，我们除了坚持收听广播，坚持观测外，还主动到贫下中农家访问收集农谚。贫下中农也积极把丰富的看天经验传授给我们、做饭的妇女看到米汤上有皱裂，就来告诉我们今天晴；抽烟的老人摸摸烟丝潮湿，也来说会下雨；连放牛的少孩看到鸟在山脚下叫，马鞭草发白，也会跑来”提供情报”。
刚办时，没有经验，也常有报错的，个别人就说什么”黄毛丫头能管天，还不是轮船上架橹——做样子”。但贫下电农却说：”干什么事哪能刚学就会呢？”有贫下中农真心实意的支持，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通过学习、实践，我们初步掌握了测报的本领，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组织起来就是好！
周秀俐(江西新干县鸡丰公社东岭背青年队)：
我们东岭背青年队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才成立的，共有二十一个知识青年。全队共有一百十四亩农田，全年总产量达五万余斤，除去每人口粮，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近二万斤。我们还自建了仓库、住房、猪场，办起了木制品加工小作坊。每人扣去口粮费，平均收入一百三十余元。
原来我们是分散插队的。经过几年锻炼，劳动和生活都不成问题，不少男青年农活样样拿得起。但是由于分布过于分散，一人一队，一人一灶，除了出工外，还要砍柴、烧饭、喂猪、种菜，什么学习革命理论，大搞科学种田，全部挤光了。因此，我们决定办青年队，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要办青年队的消息一传开，青年们可积极了。知识青年小李，为了酝酿办青年队，虽然两年没回上海，结果在上海只耽了十天，而九天又是用来挨家挨户访问座谈，进行串连。小徐的父母起先说：你如今又是队长，又入了党，今后上调总有你份，如果进了青年队，就走不了啦！小徐说服了父母，坚决参加了青年队。办青年队还得到了革命家长和工人师傅的支持。小刘的母亲是上海某厂的工人。厂里工人利用废旧零件，只花了二百五十元，帮助装配了一部刨板机和一台圆锯。
在青年队，我们一天紧张劳动以后，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大批判，学唱革命歌曲，开展文娱活动。每个人还分别参加理论组、农机组、科学种田组，形成了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钱铁牛：
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尖锐复杂，我们青年人组织起来后，人多势众力量大，心明眼亮意志坚。由于农村缺少技术力量，一些垄断技术的黑机手借修机为名，行诈骗之实，我们十分气愤。
一九七四年，我们公社的八名《农用柴油机》函授学员参加了上海交大在县里举办的二十天农用柴油机短训班，组织了一个“五·七”柴油机修配小组，背起工具包，走村穿庄，与黑机手对着干。
我们不吸群众一支烟，不喝社队一盅酒，不吃社员一顿饭，几个月，修理了四十三台柴油机，检修了几十部柴油机，还深入每个生产队，为三百多台柴油机建立了”保养档案”。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我们又分批举办农机短训班，为全公社十四个大队培训了二百六十多名农机手，建立了农机修配网。去年下半年，在上海纺织工业局、同济大学和县农机局支持下，我们又配备了一批修配设备，基本上做到上有修配厂，下有修配组，大修不出公社，中修不出大队。贫下中农说：”黑机手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给堵死了！”现在，五·七修配组已经发展成为亦农亦工的五·七农场。
张俊伟(江西万年县大源公社红来五·七大学)：
青年队以青年为主体，科学种田、先进技术容易接受，容易推广。还可以同周围的生产队相互交流。我们红来青年队是一九七二年冬，由十七名知识青年和四户贫下中农组成的。刚建队时，只有六十几亩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的晚田垅，亩产只有一百五十斤。
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对晚围垅的沟沟坞坞进行调查，找出了几十个冷泉眼，经过一星期苦战，开挖了一条一米宽、一米深、六百多米长的防洪渠和排泉沟，当年亩产八百六十斤，跨了纲要。第二年，我们又提出了”大干一冬春，猛攻肥料关”，和贫下中农一起卷起铺盖上山割草积肥，割草十万多斤，造了六万多斤土灰肥，终于夺得了亩产一千零五十斤的好收成。
最近，全公社六个青年队已集并成红来五·七大学。
冯金节(江西婺源思口公社龙腾青年队)：
从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看，建立这种青年队的形式是好的。但是，生产要发展，青年要成长，将来还会有下一代，所以领导上在建队时不光要有眼前规划，而且要有长远考虑，才能使青年队不断巩固发展。
为了坚持乡村，我们更需要学习
秦溱溱(安徽宿县南平公社肖王大队)：
我从一九七〇年来淮北农村后，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想：自己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应当努力掌握一点医学卫生知识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就买了有关书籍，挤时间自学，为生产队贫下中农治疗伤风感冒一类小毛病。
去年五月，上海第二医学院到我县办《医防》函授教育，贫下中农推荐我去学习。去年八月，大队党支部安排我当了赤脚医生。以前我们大队疟疾的发病率比较高，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去年秋季，我们把草药定期送到贫下中农手里，进行预防，基本上制止了疾病的发生。此外，农村中的流行性脑膜炎、麻疹等传染病也都得到了有效的防治。我深深感到，函授教育好。
张萍(安徽太和县许寨公社大庙大队）：
我是一名已婚的知识青年。前年，我同当地一位青年结婚后，一度由于忙于家务，对各项政治活动关心少了，在党组织教育下，我认识到自己虽然在农村安了家，但这不是扎根农村的目的，目的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去年，我参加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到我县来举办的《医防》函授学习，回到队里担任了保健员。
这次，招收社来社去师资培训班学员，听说已婚青年也可报名参加，我真是喜出望外。我被录取后，坐产队里的贫下中农都跑来祝贺，鼓励我好好学习，回去以后，为贫下中农背好医药箱。
李然芳(吉林怀德县双龙公社双龙泉大队）：
举办函授教育社来社去培训班，我们知识青年打心里拥护！我们要扎根农村，又迫切需要学习，但往往一上大学，就脱离了农村。不少同学为了扎根农村，就放弃上学机会。函授教育社来社去培训班，正是我们理想的办学形式。
我们希望文教战线的同志们把教育革命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进一步向”朝农”学习，能招收更多的社来社去的学员。学制也可缩短，不一定一学就三年，可以学习半年，回去干一阵子，有必要再来学习，实行”几上几下”。特别在招收学员的条件掌握上，只要是扎根农村的，年龄也可适当放宽些，已婚青年更要关心。人家朝农”女王大学”不是也照样上学，照样作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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