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在欧洲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欧洲大陆。这次革命的高潮就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马克思在论述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指出：“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世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九七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二五五页)
今天，我们认真学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光辉著作，研究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后果，将会有很大帮助。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当资本主义这个婴儿呱呱堕地的时候，它就孕育着这个不治之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凶猛的经济危机。
还在十八世纪末，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发生过个别工业部门生产过剩的危机。一八二五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工业危机。随后每隔几年，又要发生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八三六年，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且波及到了美国。一八四五年，英国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到了一八四七年，爆发了英国全国性的经济危机，随后迅速蔓延到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了。
与工商业危机的同时，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欧洲又发生了由于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而造成的严重饥荒，使危机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在英国，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九百二十家工厂关闭了二百家，工业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在法国，法兰西银行的业务由二十七亿减到十八亿法郎，许多省银行停止了支付。煤的采掘量由一八四七年的五百十五万三千吨降到一八四八年的四百万吨；铁的产量由五十九万二千吨降到四十七万二千吨。巴黎的工业生产总值从一八四七年的十四亿六千三百万法郎降到一八四八年的六亿七千七百万法郎。
安格来姆造纸业的二十五个工厂中，倒闭了十二个。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指出：“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五卷，第二五八页)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促使了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越出常轨，形成政局不稳，从而加速政治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由于股票跌价、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必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间，英国兰开夏棉纺业中，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完全失业或半失业。法国的色当、圣太田和加莱三分之二的工人失了业。一八四八年初，仅巴黎一处就有十万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流浪街头，挨饿受冻。
资本家还通过普遍降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加紧对在业工人的剥削。一八四七年危机期间，英国棉纺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百分之十以上，法国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帮助资本家减轻危机的损失，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
当时的法国，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借款、租金和利息等固定支出有增无已，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流入城市，加入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广大的手工业者，小企业主由于经济力量弱，经不起危机的冲击，也纷纷破产。巴黎的大工厂主和大商人，乘机吞并，扩展自己的营地。这种“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正是二月革命的基本动因。
一八四七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阶层迅速地卷入到这个旋涡中去。工人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大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个时期，饥民暴动几乎遍及法国全国。巴桑歇的饥民奋起袭击投机商，捣毁地主田庄，占领地方粮仓。
这次暴动虽然被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饥民暴动继续在全国更加迅猛地展开，并且越来越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断掀起罢工斗争，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广主压低工资，反对七月王朝暴政。
在英国，群众革命斗争也是不断高涨。格拉斯哥的失业工人提出了“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有些地区还发生了工人与反动军队的武装冲突。在德国，一四七年四月，柏林爆发了“马铃薯革命”。反动当局几乎动员了柏林的全都驻防军进行镇压，其结果却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饥民暴动、工人罢工，示威游行遍及全国。
这一切都表明，在危机的冲击下，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用所谓“和平”的方式来实行统治，而实行了血腥的镇压政策。但是，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相反，镇压越厉害，反抗越激烈。统治阶级采取恐怖的手段对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愈残酷，革命的危机就成熟得越快。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欧洲大陆犹如一堆干柴，只要哪里有一点火星，就要燃成燎原的革命烈火。
在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政治腐败，政局动荡，成了这个时期欧洲政局的普遍现象。在法国，正是反动的基佐内阁执政时期，国内政治非常腐败，贪污、盗窃、舞弊营私的现象比比皆是，政治丑闻层出不穷。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尔克·科西迪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基佐内阁腐败的情况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生动的描述：“大臣，法国贵族(指贵族院成员，由国王委派)和大富豪均被人控告，揭发出贪污行为；一位公爵因伪造行骗被判了罪，摄政王(指内木尔公爵、路易·菲力普的儿子)的副官由于诈骗行为而被撤职，国王的一位大使在不明的情况下自杀；另一位大使用刮脸刀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大臣的秘书和贵族院议员以高价出卖国家的各种官职；国王的爪牙在粮食、海军、陆军等部门盗窃国家资金和财产，干着其他舞弊营私的勾当……。”
的确，基佐内阁四壁之内，干的就是这种最卑鄙，龌龊的勾当。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越演越烈，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集团，纷纷粉墨登场，什么“王朝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派”、“改革报派”、“国民报派”感等，互相攻讦。
有的攻击“七月王期”的贪污腐败，有的主张成立所谓“廉洁政府”。工业资产阶级以“宴会”为名，举行群众性政治集会，鼓吹改革运动。到处乱哄哄，吵成一片。被揭露的政治丑闻实在太多了，以致基佐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个同僚拉下马，但是仍然无济于事。
在当时的法国统治集团内都，一片黄昏末日感，“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他们可以重发路易十五的话了，“我死后，怕洪水滔天！”
这些亡命之徒鲸吞了国家的大量财富，通过投机得来的巨额金钱，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简直是流氓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这就是走向穷途末路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
在英国，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也经常争吵不休，内阁更迭频繁。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中，世同样呈现出一片分裂、混乱的现象。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
(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
(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二〇页)
一八四七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欧洲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以至于全部的社会生活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革命势不可当地爆发了。一八四八年一月，西西里爆发起义，变成了几乎是同时席卷欧洲好几个国家革命的开端。
随即，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了七月王朝。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维也纳爆发了三月起义，推翻了梅特涅的反动统治。这个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德国人民，爆发了三月柏林起义，并且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意大利等地也先后发生了革命运动。革命的风雷激荡着整个欧洲。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高潮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巴黎武装的工人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经过五天的浴血奋战。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了。
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巴黎港淹没在一片血海之中。但是，六月起义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实践，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工人阶级就用一个大胆的口号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确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一七页》）
六月起义失败后，正当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在咒骂“六月起义罪该万死”的时候，正当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悲观失望的时候，伟火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挺身而出，捍卫了六月起义的光辉成果，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一八页)并且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八八页)
马克思的这个光辉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危机与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生动地证实了，并且将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
事实正是这样！
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挖空心思地制造种种谎言，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们妄图根本否定资本主义有产生危机的可能性，竭力掩盖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或者妄图为拯救危机寻找灵丹妙药。但是，危机仍然是越来越深刻地发生了。
一八四七年经济危机以后，在一八五七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二年和一八九〇年，都先后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十九世纪的危机中，以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最为深刻，它大大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促进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从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进入二十世纪后，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一九〇七年都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又经历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经济危机。
其中，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危机，是以往资本主义世界各次危机中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持续四年，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这次危机，工农业危机同时并发，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使资本主义世界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在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失业的人数高达三千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缩短，危机越来越深刻。铁一样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谎言。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永久繁荣”的神话一个辛辣的讽制。历史的结论是，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经济危机。
像新的危机不可避免一样，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然要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激化，必然要爆发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往往引起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七页)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的英明论断。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一八四二年英国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都是由于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引起的。一八四八年革命是如此，往后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曾经有过一段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当时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兴高采烈地鼓吹什么“革命已被埋葬”，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此可以“永世长存”了。
但是，曾几何时，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焦点的俄国爆发了一九〇五年革命。随后，民主革命席卷了亚洲的土耳其，波斯、中国等国家。历史不正是对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的无情嘲弄吗？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革命的烈火时而在帝国主义的中心，时而在它的殖民地、附属国不断燃烧起来，使得帝国主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帝国主义的死期已经日近一日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推进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而革命斗争的发展又将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要全世界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能够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
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势不可当。尽管革命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但是，“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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