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选》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模式，从所有制看，无非是两种：公有制与私有制。
公有制是以马列主义为根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代表是苏联，苏联模式。
私有制是以反马列主义为基础，走资本主义道路模式，以美英等帝国主义为代表。欧美模式。
苏联后来变为修正主义，本质上还是第二种，打着公有制旗号的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
“僵化”，就是教条主义。
著名的九评之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所谓“僵化”，最根本的就在于是否承认阶级斗争，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
196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主席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中苏论战——井冈山观心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说到僵化、教条主义，恰恰是毛主席所反对的。他一再指出：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6年2月15日上午和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工厂的领导应当是这么几条：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毛泽东年谱》：
1956年2月25日，听取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讲到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不要这个一长制名义，应该认真搞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比较好。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还有省委、市委、工厂党委，都是集体领导的。我们真正实行工农联盟，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联系，真正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还有整风嘛。
《毛泽东年谱》：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为转发中共鞍山市委三月十一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主要内容如下：......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41)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两个多月来，取得的初步经验是：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年谱》：
1960年4月1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毛泽东讲话：这些最现代化的工厂搞了革命，过去他们被“马钢宪法”束缚住了，现在打破了。我们不搞一长制，一长制同党的领导、群众路线都是对立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一套要坚持。对人家的长处要学。现在有些同志只注意创造，不注意学人家或学不到底。对人家好东西没有学完的、没有学好的，要继续学。要很好地学苏联。我们学习苏联，开始由于不懂，采取搬过来的办法，也很正常。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了，不是照搬，而是有批判地学了，并且自己能创造了。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应该学的东西丢掉不学。他们正确的技术要学习，在学会的基础上再行创造、修改，不要马上改。鞍钢还是学了一些东西。写字先学正楷再学草体。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最后一定比先生高明，这是辩证法。后来居上，这是规律。
可以看出，在引进苏联技术、管理过程中，照搬现象严重。毛主席不得不多次提倡“解放思想，打破迷信”。在我们创造了鞍钢宪法后，照搬的人非常抵触“鞍钢宪法”，还是要固执地照搬苏联“一长制”的“马钢宪法”，为此，毛主席多次提出批评。
改开后，“一长制”又改头换面，以“厂长（经理）负责制”的面目出现了。
《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5日第1版《实行厂长负责制改变以党代政 企业党委职能发生根本转变 由全面领导企业变为发挥保证监督作用 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宋世琦、陈维伟报道：长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党委，在三年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中，职能正在发生转变，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党委开始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加强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厂长负责制的试点从1984年5月起，首先在京、津、沪、沈的一些企业和大连、常州两个市开始。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去年9月颁发了三个条例，随后又发了补充通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已达35232个，占同类企业的63.9％。就全国而言，厂长负责制普遍由试点进入全面推行的阶段。许多省市的大中型企业今年内可望全部实行厂长负责制。
《人民日报》1987年12月3日第2版《石化总公司采取两项措施深化改革 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 强化厂长负责制》：
......二是提出强化厂长负责制。石化总公司企业已全部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要根据十三大精神，做好党政分开的工作。
《人民日报》1989年3月14日第5版《我们还是主人吗？》
“不提主人不来气，一提主人一肚子气。”企业中不少职工有这种思想情绪。这里有个矛盾：一方面职工为自己主人翁地位下降而不满，一方面向他强调是企业的主人又不高兴。这个“扣儿”结在哪里？请读——
......租赁、承包制的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推广，劳动纪律的加强，都突出了厂长的地位，拉开了与职工的差距，职工感到地位降低；优化组合、厂内待业、企业破产……一系列冲击“铁饭碗”、“大锅饭”的措施，则使职工感到失掉了主人的安全感。
上文中提到的“优化组合”是什么呢？就是下岗。
僵化，来自于迷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王明路线，就是典型的对共产国际也就是对苏联的迷信，确切地说是对斯大林的迷信。正是因为这种迷信，使得中国革命受到巨大损失。毛主席是最反对这种迷信的，上述的鞍钢宪法就是打破对苏联的迷信，打破这种僵化、打破这种照搬。
要知道，毛主席当年打破这种照搬，迷信苏联的人是坚决反对毛主席的。
《毛泽东年谱》：
1956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毛泽东年谱》：
1956年5月2日，关于破除迷信，过去也谈过，我们的人经常有迷信。对斯大林不能迷信，对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能有迷信。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不赞成，对自己也是这样。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第8版《我国电机制造业已成为独立的近代化的工业 今年全国的计划总产值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四十倍 褚应璜的发言》：
我国电力装备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标准，就不应该完全照搬苏联或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
《毛泽东年谱》：
1958年5月16日，毛主席对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五月十四日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人民公社，是新中国的独创，根本没有用借鉴任何国家。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也是中国人民的首创，是最民主的方法。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
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列宁《怎么办》：
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
注1：上文中的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是修正主义者。
注2：“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1899年4月起出版，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是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一句话，《工人事业》是修正主义派的报纸。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就有经济派。
列宁把“经济派”所有这些错误总结起来得出结论说：“经济派”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能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主张社会阁椧的党，而是想要建立一个打算保存资本主义统治的、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因此“经济派”是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者。
列宁指出，“经济主义”不是在俄国偶然产生的现象，“经济派”是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其同盟者，即拥护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者。当时在西方，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派愈来愈得势，他们打着“自由批评”马克思的旗号，要求“修正”即修改马克思学说(由此就有“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要求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俄国“经济派”推行的同样也是这种放弃革命斗争、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以上就是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理论原理。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厉以宁、吴敬琏、任泽平等人的理论是什么模式？是自创还是全盘照搬？
恒大是什么模式？自创还是全盘照搬？僵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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