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处心积虑地要篡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扭转革命方向。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猖獗起来。同年十一月，谢持、邹鲁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加紧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阴险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他伪装革命，窃取了一部分军权，并指使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反共文章，纠集喽罗组织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夺取革命领导权。
这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在厦门也组织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写反共文章，猖狂地辱骂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
为了击退国民党右派的叫嚣，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广州主编了《政治周报》，并在《发刊词》中指出，向反革命派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毛主席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同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团结了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
会议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决定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开除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党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以便进一步改造国民党的领导；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但陈独秀却反对这一正确方针，叫嚣“过火”，要求推迟一个月召开大会，并在上海与戴季陶等勾结，把一批右派分子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破坏毛主席正确计划的执行。
在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二大虽然重申了三大政策，通过了斥责右派的决议，并处分了“西山会议派”分子。但由于陈独秀的退让，仍把国民党右派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使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优势，孤立了左派。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从而更加猖狂起来。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指使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命令共产党员担任的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调派中山舰到黄埔港候用。
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即污蔑我党“阴谋暴动”，三月二十日突然宣布戒严，强占中山舰，包围我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了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强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这是右派反动势力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毛主席和党内一些同志主张对蒋介石反革命阴谋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回击。但陈独秀拒不接受，不仅不回击，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我们“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并且公开写信向蒋介石道歉，甚至用叛徒语言说谁反蒋谁就是“反革命”，他就要“请”蒋枪毙这个“反革命”。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军权，更助长了他的反革命气焰。
同年五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委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始能发出。
对于这个反动提案，毛主席和党的其他同志坚决反对。陈独秀却认为可以避免我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因而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胡说什么：“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与我党无关。”并下令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结果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篡夺了领导大权，为他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统一战线中严重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在民主革命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
陈独秀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他早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就是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他叫嚷中国工人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无耻吹捧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
他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运动，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因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也成为一句空话。
当时，“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否认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都是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党能否正确解决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毛主席为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
毛主席在文章一开始就把路线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强调：“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阐明了分清敌我友和制定正确路线的重要性。
谁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右派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彻底揭露了陈独秀认敌为友，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
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主席针对陈独秀的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并列举了党成立以来历次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充分证明了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民主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深刻批判了陈独秀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主席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巩固的同盟军。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特别是贫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因而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奠定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基础。
在这里，毛主席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和张国焘，他们都抛弃农民，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必然滚进机会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根据中国社会特点，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做了精辟的分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使他们对于中国的革命具有矛盾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因此，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为党奠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还针对陈独秀的谬论，和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他们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明确地指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也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只能集合于第三国际的红色的革命大旗之下，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在国际联盟的白色的反革命旗帜下，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从路线的高度，解决敌我友的问题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精辟地论述了革命的对象问题，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航向，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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