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3年8月13日第3版，是杨荣国。
列宁说：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我们的取消派》）
历史上唯心论哲学家鼓吹的先验论，就是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武器”和“宣传工具”，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是主张闭门修养，去体验所谓先验的善性，去体验所谓的天理呢；还是主张一定要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有所接触，才能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心有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荀子·正名》）呢？
这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中国哲学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先秦时期，哲学上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到两汉时代，哲学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又继续发展了。
两汉时代（西汉是公元前二○六年——公元后二三年，东汉是公元二五年——二二○年）是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但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
当时的世家豪族，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后代，他们役使大量奴隶，进行工商业活动，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横行霸道。
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这些世家豪族有矛盾，对他们实行过一些抑制措施；但同时，因为剥削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又和他们相互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封建地主、世家豪族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汉武帝时，汉初诸侯分立的局面虽然结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从表面上看，有着进一步的巩固，但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压榨，流离失所，死亡过半，群起反抗（《汉书·夏侯胜传》）。公元前九十九年，爆发了徐勃等在山东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他们攻克城市，夺取武器，解放罪犯，打倒和杀死官吏，震撼了当时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又见《汉书·武帝纪》）。
正是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出现了董仲舒那套反动的哲学理论。
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先验论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年）看出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虽然原来是为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辩护的，但只要稍稍加以改造，就完全可以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他建议禁止其他学派活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想以强化思想统治，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和他著的《春秋繁露》书中，宣扬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这样，就把天上的神权和地下的王权沟通起来，发挥了孟子一派“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
他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提出“三纲”。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这些都是“天”所安排，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教条。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董仲舒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要从认识论的角度，为他这套反动的政治理论制造根据。
董仲舒发挥了孔、孟的先验论，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等人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教训、学习，渐渐变为善的。上等的“圣人之性”，那是“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繁露·深察名号》），是天生的善。至于“斗筲之性”，“斗筲”，就是卑小微贱，指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先天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
孔子不是辱骂这批“贱人”是卑微不足道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吗？所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实际上就是孔子的什么“上智”和“下愚”（《论语·阳货》），什么“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那套谬论的翻版。
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圣人和“斗筲之人”，一个是天生的善，一个是天生的恶；一个是绝对的聪明，一个是绝对的愚蠢。所以，一个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就只能被压迫，被奴役。这些都是天生的，命定的，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是用先验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是绝对“合理”的。
西汉末年，经过赤眉农民起义，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也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势力。但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刘秀（汉光武帝）乘机攫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政权。
到东汉章帝，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于公元七十九年（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开了一次讨论如何解释经书的会。在这次会上，他们大肆宣扬董仲舒那套神秘的“天人合一”说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次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
在《白虎通义·圣人》中，将圣人说成是对于“道无所不通”的，只有圣人才有丰富的先验知识，能未卜先知，能与天神相通（“圣人所以能独见前覩，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
这样一来，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就是圣人了，理由是“非圣不能受（天）命”为天子。只有这样的圣人才富有先验的知识（“独见前闻”），能“见微知著”（同上《情性》）。
唯心论者所说的“见微知著”，是说：一个人的心机初动处有问题，虽然是很隐蔽、很微小的，但可以看出将来一定成为大问题。这原来就是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的祖师）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的概括。意思就是说：如果内心怀有不好的动机，即使很隐蔽，很微小，好象人家不知道，但总是会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只要独自一人呆在房里，从内心的反省中进行修养，这就叫“慎独”。
从此得出：人的感觉器官不必去接触外界，只要闭门修养，从心灵中体验上帝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先验的道德规范就是了。从而用以规范封建社会的秩序。董仲舒说的“王道之三纲，本之于天”的思想，就是这意思，它被进一步发挥了。这是宣扬人的认识从主观观念出发，是从主观到客观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至于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呢？他们没有先验的知识，是“质朴”的（《白虎通义·三教》），是不具“仁”道的（“未见于仁”，同上《辟雍》），他们只能努力生产劳动，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职在耕桑，戮力劳役”，同上《礼乐》）。劳动人民如果起来造反，就应该使之“反（返）正道”（同上《三教》）。
所以它说：“礼”是专为有先验知识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刑罚是专门设来对付没有知识的被剥削阶级的（“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同上《五刑》）。这是赤裸裸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谬论。
王充对先验论的批判
当时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唯心论先验论进行全面有力的批判的，是以王充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家。
王充（约公元二十七年——七十九年），出身于一个从事过农业和商业的平民家庭，和下层群众有过接触，受过世家豪族的压迫和欺凌。所以，他对当时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同情的。
他认识到当时农民起来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争起于不足”所致（《论衡·治期篇》）。同时，他还经常和地位低下的人交朋友，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考虑和研究一些问题。
他写的《论衡》这本有名的书，就是针锋相对地批判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唯心论哲学的。当时正在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推崇孔孟的潮流下，特别是临近王充的晚年，最高封建统治者召开白虎观会议的时候，王充在《论衡》中敢于提出“问孔”、“刺孟”，尖锐地指斥孔、孟的许多言行都是自相违背，不是实事求是，不能说都是对的（《问孔篇》）。他具有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
王充对董仲舒等人所宣扬的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指出董仲舒的性是“纯善”的说法，是错误的，“未能得实”。又进一步批判孟子的性善说，“未为实”（《本性篇》）。
王充指出：人性的善和恶，是后天逐渐造成的。正如练丝一样，用蓝色颜料去染它，就成为青丝，用红色颜料去染它，就成为赤丝。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就象丝一样，他所以能渐渐具有善性或恶性，和用蓝色或红色颜料去染丝，使它成为青丝和赤丝，道理是一样的（《率性篇》）。
这就是说，人性的善恶，是决定于后天环境的好与坏。同样的，人的聪明才能，也不是先验的，只有通过后天不断的实践才能获得。王充举手工艺为例，驳斥先验论。
他说：齐的都城世世代代刺绣，那里平常的女子，没有一个不会刺绣的；襄地方传统会织锦，即使被认为不聪明的女子，也变成了巧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们天天看到，天天锻炼，手自然就熟练了，技艺就日益精巧了（《程材篇》）。所以，知识才能都不是“天赋”的。
王充指出，所谓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等等，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耳闻目见等等感觉，对于外界事物，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实知篇》）。那里有什么先验的知识呢？
王充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六件事情，说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例如：
孔子和他的学生颜渊都被匡人包围了，孔子先逃了出来，颜渊后来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匡人杀死了”。如果孔子能先知，他应当早就知道颜渊没有被匡人杀死；既然孔子以为颜渊被匡人杀害了，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孔子不愿去见阳货这个人，但是阳货送了只火腿给他，他不得不去回拜。孔子就打听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才去，可是不凑巧，在他回来的路上刚好碰上了阳货。王充就说：如果孔子是先知的话，就不会在那时去拜访，也不会在返回的途中碰上阳货。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王充举的十六件事情都证明：没有所谓先验的知识，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是“先知”。王充指出，虽然“人才有高下”，但不论怎样，你要知道事情，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学之乃知”，“不问”则“不识”（《实知篇》）。所谓“前知千岁，后知万世”，那是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
既然像孔子这样的所谓圣人，都需要学习，才能有知识，可见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人只有靠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对外界事物有所认识。
王充在否认有所谓先验知识中，除了强调必须通过感觉才能获得知识外，还指出要判断客观事物的是与非，不能单靠耳目等感觉器官（“不徒耳目”），还必须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一番（“必开心意”《薄葬篇》），才能对事物有深一层的认识。
董仲舒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就是上帝。这有意志的天——上帝，是永恒存在而不变的，所以由它的意志产生出来的“道”与“理”，也是永远不变的。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这种反动观点出发，董仲舒认为事物的本身是没有变化发展的，先验的封建伦理道德也是永远不变的。
王充则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指出：古代的人，没有衣服穿，现在都穿了衣服（《论衡·宣汉篇》）。可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时代是前进的。他批判了董仲舒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批判了当时世家豪族等保守派所宣扬的“今不如昔”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位哲学家王符（东汉和帝、安帝时人），他常和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来往，深受王充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在他写的《潜夫论》书中，从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出发，也不承认有先验的知识，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
他说圣人不是“生而知”、“生而能”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其智乃博，其德乃硕（大）”。他说，犹如木制的器具一样，本来只是在山林里的木头，一定要经过木匠用墨线规划、刀斧制造，才能成为有用的器具（《潜夫论·赞学》）。人也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天才”，一定要经过锻炼和学习，才能成为有用的人。
从上看出，在当时哲学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哲学上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还是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
唯物论者坚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经验，不存在所谓先验的知识。因此，唯物论者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认为时代在前进，今胜于昔，而不是倒退、反动、“今不如昔”。
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则反之，他们坚持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谬论流传，毒害和欺骗人民群众。现在刘XX一类骗子也是这样，他们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宣扬什么“天才”和“超天才”，宣扬什么“从主观到客观”，等等，以达到他们妄图把历史拉向后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唯心论先验论的反动性。这种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在中国历史上，如孔子宣扬的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当时崩溃中的奴隶主统治服务的；其后由董仲舒等人加以发挥，又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理论根据。
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加强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正如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定要抓紧抓好路线斗争，抓紧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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