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在新形势下,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时,王明背着中央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竭力鼓吹建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行右倾投降主义。
刘少奇这个时候,打着“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幌子,极力鼓吹右倾投降主义。他提出“在全国实行同一制度与同一政策的统一政府”,“同一制度同组织的统一军队”,妄图把领导权和人民武装交给蒋介石,他在白区工作中,先是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来又实行“偃旗息鼓”、“插枪不干”的取消主义方针。
在组织上,一九三六年八月,他伙同张闻天,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使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等人,发表“反共启事”,自首叛变。
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有着严重的反映。以陈伯达和周扬等为代表的一小撮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的所谓“左翼”文化人,配合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积极追随王明、刘少奇,打着“国防文学”、“国防哲学”两面黑旗,掀起一股右倾投降逆流。
一九三六年夏,窃踞上海文化界领导职务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宣称“国防文学”是“全民族性质”的文学;胡说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这实质上是借“国防”之名,公开拍卖无产阶级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的卖国文学。
刘少奇紧密配合,化名莫文华发表文章,提出所谓“广泛的领导权”来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替“国防文学”帮腔。陈伯达则抛出《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吹嘘“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联合战线的口号”,叫嚷两个口号之争是“浪费力气”,应立即“休战”,为声名狼藉的“国防文学”开脱罪责。
陈伯达还抛出了“国防哲学”的口号,为王明投降主义和“国防文学”提供理论 根据。他主张“各式各样的人”,“不分阶级”,“只要对方是中国人”,就要“在‘国防’这个目标上联合起来”,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他还宣扬孔孟之道,鼓吹要由他们这伙“救世主”发动一个所谓“新启蒙运动”,妄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搞的尊孔读经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轨道。
“国防哲学”完全是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投降哲学,“国防哲学”和“国防文学”一样,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面对着这股右倾投降主义逆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挺身而出,同周扬一伙作坚决斗争,响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只是为了“取悦于国民党”的口号,“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鲁迅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文人的迫害、围攻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主席对鲁迅的一生给予崇高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也是对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和“国防文学”的深刻批判。
为了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在报告中,毛主席系统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针对新的国共合作将要实现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滋长的情况,毛主席强调党必须自觉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毛主席再次提醒全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严肃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在新的国共合作中,必须保持党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绝对领导,保持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迎头痛击了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逆流。
毛主席号召全党,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造就大批的最好干部,加强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主席的报告和一九三五年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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