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杨芳洲所写的《国际共产主义先于国际资本主义失败的理论原因》（以下简称“杨文”）一文。读完此文，给笔者的第一感觉是，马克思一定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笔者想，如果马克思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再次重复他那句名言：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也可能是笔者的妄加揣测）在文章中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与引号中的内容均为杨文原文）：
1、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一些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如剩余价值理论”】；
2、私营企业不一定存在剥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所以只有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产阶级，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压迫而获得解放。）这就把所有私营企业主全都推到资产阶级敌人那边去了。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以剥削而论，不仅牵强，而且美化了剥削”】，应该允许私营企业存在【“马克思（等量劳动相交换仍存在剥削）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分配的理论......无疑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继续存在的历史价值”】；私营企业养活工人【“老板干不下去了，企业关门工人也会失业”】；
3、“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要求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妄图用资本支配、主宰人类命运的邪恶势力！为此必须约束、限制、利用资本，使其只能发挥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积极作用。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严肃法律制度，依靠人民严格对资本的监管”；
4、任正非、卢作孚、陈嘉庚、胡雪岩等人如果在国企，很难有用武之地。【“如当今撑起国家科技革命大旗的任正非等，又如民国时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卢作孚、陈嘉庚，晚清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胡雪岩。这些爱国企业家因有其所掌控的企业力量方能大展宏图建功于国家民族。如无这些自己掌握的公司商号，他们则很难有用武之地。（假如他们都在国企，凭其性格人格，很难在官场脱颖而出作到老总，就是当了老总也长不了。）”】
杨文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比如对计划经济、工农剪刀差、农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都存在着谬误，笔者不再一一列出，以后写文章再与杨芳洲探讨。
笔者本文仅就上述的4个观点与杨芳洲探讨。
一、剩余价值论
《资本论》在它问世的那天起，就遭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最猛烈的批评与攻击。根据史玲《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误读《资本论》观点的批判》：
“19世纪70年代至恩格斯逝世期间，讲坛社会主义者攻击《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转形”问题等”
“在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尤其是恩格斯逝世后，《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了严重误读。这些误读更多出于自称马克思、恩格斯“学生”的理论家。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新走向，以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有关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主要理论。”
马克思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攻击与否定，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至于杨芳洲所说的“马克思经典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错误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可见，在《资本论》出版的那一刻开始，就遭到了各种攻击与否定。杨芳洲远远不是第一人，更不会是最后一人。
自称是恩格斯学生的伯恩施坦——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正如杨芳洲所做的一样，只不过杨芳洲更隐蔽一些——不是全盘否定，杨文承认“在雇佣关系中真正剥削压迫工人的是有政治势力（或许还有与之勾结的黑恶势力）背景的权势老板”。
面对批评马克思学说的人，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中是这样说的：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是这样感叹的。
杨芳洲可能会以为他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坚持公有制、坚持消灭私有制的人是教条主义。
是的，马列主义必须要发展，但发展的前提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普遍真理）不能变。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先锋队理论等；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建立在马克思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
发展不是否定基本原理，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
否定基本原理，不是发展，不是继承，而是修正。
比如，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要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这是原则，绝对不能改变。这个原则如果改变，去走议会道路，这个所谓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是发展马列主义，那是修正主义。
在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这个原则下，可以有不同的策略，比如俄国走的是城市暴动的方式，而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走的是与俄国截然不同的策略——农村包围城市。这就是也各国实际相结合，是发展马列主义——不仅有城市暴动，还有农村包围城市。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比如我们做一个红烧鸭头，用公鸭、母鸭、水鸭、家鸭都可以，如果用了野鸭，里面的调料不断变化，烹饪手法不断变化，这就是发展了红烧鸭头。
但是，如果将鸭头换成老鼠头，那就不是红烧鸭头了！这是改变了基本原理，再怎么结合，再怎么发展，也不能将鸭头（普遍真理）换成老鼠头。
指鼠为鸭不是发展，而是欺诈，是骗子。不将鸭头换成鼠头，也绝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诚实，是坚持原则。
再比如，我们做一个烤羊头，用山羊、绵羊都可以，后来用了进口澳大利亚羊、新西兰羊，又加了以前没有用过的调料，这是发展。
但是，如果将羊头换成狗肉，这是改变了基本原理，那就再也不是烤羊头了。这就不是发展了，而是欺诈，是骗子。羊头绝对不能换成狗肉。不在羊头幌子下卖狗肉，也绝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诚实，是坚持原则。
再比如，我们做一个熏马肉，用马驹、骟马、蒙古马、汗血宝马，都可以，这是与个人实际口味相结合，是发展。
但是，如果将马换成鹿，这是改变了基本原理，那就再也不是熏马肉了。
指鹿为马不是发展，而是欺诈，是骗子。不将马换成鹿，也绝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诚实，是坚持原则。
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各种晓夫们都是改变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不是发展马列主义，是政治欺诈，是政治骗子。
杨文也是如此。该文否定《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就是在否定《资本论》，就是在掘马列主义的坟。因为《资本论》就是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语），否定了无产阶级的“圣经”，不就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不就是掘坟吗？
二、私营企业不一定存在剥削，要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私营企业养活了工人
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换成了鹿克思主义。自然就为私营企业不一定存在剥削找到了理论基础，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为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找到了“圣经”。
杨芳洲不知道是否想过，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私营企业主没有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他的财富是如何增长的呢？货币会自己增长财富吗？实际上，私营企业主财富增长的途径只有一条：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剥削。
列宁这样说过：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杨芳洲认为，“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不是剥削。难道私营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真的存在“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吗？如果是正常的等价交换，他们的财富增长又如何实现呢？
杨文还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所以只有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产阶级，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压迫而获得解放。）这就把所有私营企业主全都推到资产阶级敌人那边去了。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
杨芳洲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他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等同于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实际上，对待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采取的政策是剥夺，但对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将他们当做敌人，而是当成人民的一员，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地主是人民的敌人，在没有彻底改造好之前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他们采取的政策是改造与赎买，并不是剥夺，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新中国处理后担任重要职务。这怎么就成了“把所有私营企业主全都推到资产阶级敌人那边去了”呢？
在私有制的社会，别说是私营企业主，就是蒋介石这样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私营企业主又如何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1955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毛主席说：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杨芳洲不知道的是，改造私营企业为公有制企业，实际上在解放私营企业主，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将其视为敌人。只有经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才真正的解放了自己，才是成为了人民的一员，不再“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杨文的这个观点是为大力发展私营企业铺路。
实际上，杨芳洲这个理论并不新鲜，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人强调“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秩序呢？就是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大力发展私营企业。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
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能扩大则更好。”（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5月2日）
1951年3月，刘少奇为为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根据《刘少奇传》（下）：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他几次明确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们在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
毛主席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了批评，根据《毛泽东年谱》：
（1953年）2月17日，同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谈社会主义问题，并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上旬审阅修改九月七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关于是否能维持现状不变的一段话，修改为：“我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或许有人想到一条维持现状的道路，即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维持下去。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就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
即使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主席也认为不能巩固与发展私营企业，而是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杨文是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的路线混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以此来蒙蔽人民群众。实际上，杨文贩卖的是修正主义。
杨文还说“老板干不下去了，企业关门工人也会失业”。这是典型的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旧调调，早已经被批倒批臭的错误观点。
我们想要问杨芳洲，皮带许的恒大公司关门，难道员工们就要失业饿死了吗？他们就不会找到工作了吗？被遗弃的小猫小狗都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为什么有人就认为伟大的人民离开了资本家就活不下去了呢？
没有皮带许，没有恒大，人们一样生活下去。但是没有了工人（员工），恒大一天也活不下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狡辩。
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踏上了决定性的一步》，看看资本家是如何认识“谁养活谁”的问题：
1月20日，灯光辉煌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里举行着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会场像办大喜事一样，悬挂着红色霓虹灯的大喜字，周围挂着红幔。参加大会的资本家代表和家属们，个个穿着华丽的节日礼服，胸前佩挂红花，脸上掩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欢悦。
......
上海有17万多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参加了这次学习。许多资本家在集会上，在学习小组中，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发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人吃人的种种罪恶事实。当然，承认这些事实都是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结果，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结果。他们争执得面红耳赤，多少人终夜辗转不能成眠。上海华丰纺织印染厂、力生机器厂资本家强锡麟说：“解放初期，我听到了工人养活资本家和资本家是剥削者一类名词，实在不服气，总想拿棉花塞住耳朵不要听。”最近，他冷静地算了一笔账：28年前他是20元工钱一个月的小职员，现在他是三个厂的大资本家。假如他在28年中一直是20元一月，即使一个钱也不用，全部存起来，也要经过12，567年的积累，就是说要活12，567岁以上，才能办起这些企业。结果他得出了结论：“事实证明了我所办的企业是从剥削而来的。所谓辛辛苦苦，克勤克俭，只不过是窃取剩余价值的代名词。”
1952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上海市“五反”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 六十万私营企业职工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看看工人是如何认识“谁养活谁”的问题：
上海市私营企业的职工，在上海解放后，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觉悟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他们长期地受着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剥削，特别是三年来资产阶级用各种卑鄙的手段阻碍工人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会活动，并以小恩小惠来分化工人，有一部分职工仍然存在着各种糊涂思想。“五反”运动前，在老工人和女工中间存在着“生产是为了老板”，“老板是福根，工人是苦命”，“老板赚铜钿养活工人”之类的糊涂思想。他们平时只管自己做工拿工钱，不问政治。但是在“五反”运动中，这许多工人也普遍地发动起来了。全市有四十万职工投入了诉苦运动，从而认识了“谁养活谁”的真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被检举出来的资本家的各种非法罪行时，无不愤怒万分。九三梭子厂老工人袁百起说：“我在‘五反’运动前总以为资本家会赚钱，比我们做工的高一等。这次工人揭露了他的‘五毒’，使我醒了过来。我做了十几年工，做得弯腰曲背，仍是两手空空，老板成天摇摇摆摆，从一爿厂发展到几爿厂，还挖空心思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我为什么再不和他划清界限呢？”
要记住，是羊养活了狼，而不是狼养活了羊。
还要记住，养猪的人是为了杀猪，是猪养活了养猪的人；养奶牛的人是为了挤奶，是奶牛养活了养牛人，而不是相反。
鼓吹私营企业主给了工人们生路，是工人们的衣食父母的，要么是奴才主义，要么是恩赐主义，要么是麻痹无产阶级，或者是二者三者兼而有之。私营企业主不是无产阶级的衣食父母，而是腐败特权的衣食父母，是常凯申们的衣食父母。
三、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要求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妄图用资本支配、主宰人类命运的邪恶势力！为此必须约束、限制、利用资本，使其只能发挥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积极作用。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严肃法律制度，依靠人民严格对资本的监管。
杨芳洲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要求消灭资本”。
看样子，杨芳洲将资本简单地等同于“金钱”“资金”了。资本是什么？表面上，资本确实是“金钱”“资金”，但这只是资本的表象，资本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代表了剥削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按照杨芳洲的理论，难道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还要保留“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毫不客气地讲，这是满嘴跑火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知。
《共产党宣言》明明白白地写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难怪马克思说：“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
杨芳洲还说“为此必须约束、限制、利用资本，使其只能发挥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积极作用”
资本既然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又如何“只能发挥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积极作用”呢？
这就相当于说，通过教育、限制、约束，狼可以不吃羊。
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不从经济基础去探寻答案，而是用梦呓式的幻想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样的结果，无非是在做资本的吹鼓手而已。
想要狼不吃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羊团结起来，掌握自己的理论，消灭狼。除此之外，怎么可能又第二种第三种办法呢？
不要以“社会发展了”为理由来试图否定马列毛主义，那注定是徒劳的，一定会成为小丑的，一定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
杨芳洲以为通过严苛的法律就能控制、约束、限制住资本。但是他不知道，法律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呢？
我们以越南修正主义为例，他们的法律到底是为越南人民群众服务的还是为资本、为特权服务的呢？
越南经过了“国家股权分制改革，国有企业数量在各方面均呈下降势头。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国有企业数量仅为1963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3%”，大力发展了私营企业，这些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后，必然会在任何一个领域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时，越南的法律会是为谁服务的呢？越南的高官及其子女就是这些资本的保护伞或者说就是他们的一部分，你怎么限制呢？
看看越修的高官腐败：
2022年以来，随着有关核酸试剂腐败、援助包机腐败在内的防疫腐败系列案件被逐渐揭露，对此负政治责任的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副总理武德儋辞去党内职务并被罢免政府职务，时任国家主席、在越共中央政治局中排名第二的阮春福也在2023年1月17日由越共中央批准辞去全部职务。
2023年1月17日，在越共中央临时会议上，阮春福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国家主席等职务。
越南官方报道称，阮春福要为核酸检测等一系列涉及新冠防疫的腐败案件“负起政治责任”。3月2日，越南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488名代表中有487人投下赞成票，武文赏随即宣誓就职。
仅仅一年后，武文赏又因为腐败下台。
这些人，个个都是权贵，都是越修资本的幕后保护伞，他们掌握着上层建筑——包括法律。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某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理论：养猪。意思是不要怕资产阶级、富农壮大，等到他们“养肥”（壮大）后在杀猪（没收、剥夺其财产）。养猪论就相当于养一个恶性肿瘤，以为肿瘤小而不在意，想等到肿瘤长大再切掉，此时肿瘤早就转移了，渗透到各个系统，这时怎么手术切除？当越修私营企业壮大后（壮大的都是越修高官们的后代），越修最终要如何消灭私有制呢？资本家们难道能良心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越修的“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赏”们能自己放弃吗？他们的子女愿意立地成佛吗？
越修的“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赏”们就是肿瘤，“范平明、武德儋、阮春福、武文赏”们有千千万万，绝不是一个。越修还可能再消灭私有制吗？
列宁说：
“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枝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7—58页)。
杨文，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改良主义，是鹿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四、任正非、卢作孚、陈嘉庚、胡雪岩等人如果在国企，很难有用武之地。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杨芳洲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就以任正非来说吧：
1977年10月14日出版的《文汇报》第四版上，有一则非常短的新闻《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1978年3月，33岁的任正非作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
这怎么能说任正非“如果在国企，很难有用武之地”呢？这是以臆测，确切说不是臆测而是谣言来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与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伟大成就是一个路数。
陈嘉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朱德、陈毅均为治丧委员会成员。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花圈。
我们再看看荣毅仁，在旧社会，他不过是一个备受官僚资本欺凌的民族资本家。但是到了新中国，他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相反，胡雪岩在旧社会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根据百度百科：
清光绪九年（1883年），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
纵观杨文全文，笔者不禁想到了列宁《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列宁在《怎么办》中这样写：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笔者仿佛看到了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高喊马克思主义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狂掘马克思主义的坟。
对了，他的身旁还有一堆印着“教条主义”的帽子，准备随时给我们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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