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分子仍然负隅顽抗，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巴枯宁集团余党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代表”，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联合会组成的“反权威主义国际”。
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对海牙大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且“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所有的决议，拒不承认新的总委员会。巴枯宁本人还在一八七三年初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极力为他在第一国际内部的阴谋分裂活动进行诡辩，大做翻案文章，并且疯狂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此书被巴枯宁分子吹捧为纲领性的著作。
巴枯宁集团的垂死挣扎，只得到一小撮信徒和英国工联机会主义首领黑尔斯之流的附和，但却遭到国际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和北美的第一国际各支部，都坚决支持海牙大会的决议，就连在海牙大会上曾经支持过巴枯宁分子的荷兰联合会也转向总委员会一边。
根据各地支部的要求，总委员会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了《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的决议，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7页）
同年五月三十日，总委员会又重申了这个声明，并且决定将参加了巴枯宁派召开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大会或承认它的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统统开除出第一国际。这就从组织上彻底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清除了巴枯宁分子。
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和阴谋诡计，论证和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集团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马克思说：“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阐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绝不能废除国家，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而是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则，“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恩格斯还痛斥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和集中，鼓吹无条件自治的反动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集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战斗的论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极其精辟地指出，工厂组织生产，火车正常奔驰，轮船安全航行，都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服从，即需要权威。
他写道：“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一八七二年一月十四——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
由此可见，“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恩格斯指出，那些诅咒权威和集中的人，若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而胡言乱语的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的口头革命派，故意制造混乱，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尖锐地揭穿了巴枯宁集团口头上高喊团结，实际上大搞分裂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论证了无产阶级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而“团结”不离口的巴枯宁阴谋集团却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者、最凶恶的分裂主义者、破坏革命团结的罪魁祸首。针对巴枯宁分子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恩格斯谆谆教导无产阶级：“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只有经过斗争，而不是调和折中，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团结。
他说：“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恳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大搞阴谋活动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马克思、恩格斯从伦敦代表会议起所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的措施，都是为了彻底公开揭穿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出版和连续再版，也是为了彻底清算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页）。这就使巴枯宁及其死党在工人运动中声名狼藉，遗臭万年。
巴枯宁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被马克思、恩格斯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在一八七三年西班牙革命的实践中遭到了最后的破产。
一八七三年二——九月，西班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广大工人积极投身到革命中去。在这种形势下，控制国际西班牙支部的巴枯宁分子被迫不得不允许工人参加各个城市的起义和议会选举。
巴枯宁分子也纷纷参加到各起义城市的政府委员会中去，但是他们又要各城市到处实行“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原则，致使各地的革命力量陷于分散、孤立的状态。结果反动派只用了极少部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了。
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策略的荒谬性与反动性。他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8页）
而且，他们的“极端革命的叫喊”，就会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总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9页）
在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巴枯宁被迫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日内瓦报》上登出一个声明，哀叹自己已六十多岁了，宣布“退出斗争舞台”。实际上他是装死躺下，以退为进。他在给他老婆的信中供认：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秘密工作”。
事实上，他公开发表声明之后仍然在幕后指挥其党徒策划反国际的阴谋。巴枯宁派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国际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还开过四次大会，妄图对国际进行反扑。但是这种垂死挣扎，只能表明他们心劳日拙，奄奄待毙。不久后，巴枯宁派发生内哄，党徒们也作鸟兽散。巴枯宁本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病死在日内瓦，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虽然巴枯宁死了，巴枯宁阴谋集团彻底覆灭了，但是巴枯宁主义的余毒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肃清。无政府主义的余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混进了第二国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马克思生义的革命路线，鼓吹毫无准备的总罢工，进行个人恐怖活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最后被开除出第二国际。
以后，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虽日渐衰微；然而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还同机兴风作浪，不时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巴枯宁的反动衣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上台后就为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叛徒、反革命分子翻案，替巴枯宁翻案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里，我们只要把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在世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以下简称“二版”）同苏修叛徒集团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以下简称“三版”）中关于巴枯宁的条文和皮鲁莫娃写的《巴枯宁传》（这个《巴枯宁传》也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了《名人传丛书》）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清他们替巴枯宁翻案的罪恶行径了。
首先，巴枯宁是什么人，历史早有定论。“二版”曾写道，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观点是敌视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三版”则胡说什么他是“俄国革命者”，“巴枯宁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忘我地和始终不渝地进行了斗争”，“是一个具有无穷的革命精力，渴望在各个地方用自己的手创造革命的人”。他们就这样把巴枯宁这个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变成了“革命”的“英雄”。
其次，谁都知道，巴枯宁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叛徒，沙皇专制制变的奴才。“二版”曾写道：“巴枯宁表现出来的畏缩和怯懦，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分子不能表现出坚韧、纪律和坚定性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使巴枯宁背叛了革命的根本利益”；“巴枯宁尽管发表‘革命’的空谈，但实际上在对待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上扮演了叛徒角色”。但《巴枯宁传》却胡说巴枯宁是“革命者，专制制度不可调和的敌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英雄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典型”。“三版”还说，“他在《忏悔书》里没有败坏任何人的名誉，叙述了欧洲革命（指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和自己的情况。这个文件的形式有时带有悔过的性质，这可解释为巴枯宁力图不计代价地获得释放的策略。”《巴枯宁传》还荒诞而赤裸裸地说：“他在内心深处没有叛变。他的《忏悔书》不是叛变。”
最后，巴枯宁是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吹捧者。“二版”曾指出：“在解决斯拉夫问题方面，巴枯宁采取的是反民主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以沙皇为首的全斯拉夫人国家是可能的。巴枯宁的反动观点遭到马克和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巴枯宁传》却胡说他是“争取斯拉夫人民解放的积极战士”。
苏修叛徒集团所以要替巴枯宁这具僵尸翻案，所以要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替巴枯宁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都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都是叛徒。他们在对外的关系上，都是侵略扩张主义者，所不同的，只是新沙皇比老沙皇及其奴才的野心更大、更疯狂。
叛徒惜叛徒。苏修叛徒集团为巴枯宁翻案，就是为他们今天的反革命行径辩护。但是，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苏修叛徒集团的这一翻案罪行，又一次暴露了他们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死敌的真面目，又一次为革命人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
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对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
巴枯宁们的反革命活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都是违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很虚弱的，注定是短命的，终究都逃不脱彻底失败的命运，也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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