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特别注重“数”，人有命数，国有气数，“数”代表着一种生长衰亡的运行轨迹。
毛泽东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从四书五经里学习传统的“数”，在亲眼目睹了“长沙抢米”事件后，他开始质疑眼前的一切：大多数的人整日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少数人不劳而获，还要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儒家说，这是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区别。青年毛泽东则认为这这是颠倒了的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多数人则遭受巨大的不公，而所有的财富，本来是由多数人创造的。
他立志要把这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让大多数人当家做主。为此，他始终心怀两个数：“极少数”和“大多数”，并团结带领“大多数”从“极少数”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
这是思想方法上的“数”，那么，工作方法上呢？
1949 年3 月，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党委会要做到“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呢？再厉害的人到了新环境，遇到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也是心中无数的。毛泽东的办法是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等功夫到了，事物的全貌也就了然于胸。
一是“察”。
一般人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主要是思想上没有觉醒，对事物缺乏警惕；一般人做不好调查研究，主要是不会正确的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察”字，包含了严格的自省功夫，既抓大的趋势，又不放过细节。看一朵花，就必须过细看，还要把脑子带上，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动起手来，把麻雀的问题真正摸清吃透。
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在寻乌小县城做调查。该县的物产、商贸、人口及土地占有，等等，都被他用数字详细罗列，大类里面有小项，每类都设专项分析。
比如，商品中的杂货，他列举了 131种，还详细注明价格及贸易量。他列举一个理发店的盈亏问题，把各种账目弄得清清楚楚，比老板本人还计算得明白。
这是主动担当的觉醒，这是对百姓日子难过的警觉。
经过这番“察”，毛泽东弥补了了自己在城市商业知识上的欠缺，掌握了土地分配情况，为制定贫民、商业政策打下了基础，为解决富农问题确立了原则。
从小小的数字中“察”到大帐、算好大帐，是毛泽东能够带领队伍从山沟沟里走出的必经一环。
天下大道就在百姓的柴米油盐，小小的数目字，只要足够真、足够细，就一定能够反映出真正的现状，引导一个团队的未来方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告诉他们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看客。
“察”历史与现状的“数”，对于形成“心中的数”还仅仅只是开头。
二是“异”。
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不同点，主动设置对立面，抓住矛盾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联系，力求精确可靠。
求“异”的第一步是做好选择，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又从反映事物实质的关键细节着手，达到以小见大的目的。
事物是无穷尽的，而人的精力、眼界、能力有限度，如果不是从整体上、联系上去把握，知识随意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来分析研究，那么工作量是减少了很多，却没有任何意义。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在做好基础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进行全面了解、对比分析，并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选好了工作对象，就选好了发力点，这种工作方法，让毛泽东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能弄清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然后针对性地作出决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的威力。
求“异”的第二步是做好对比。
作对比，主要是通过对“质”的把握和对“量”的控制，解决一个“度”的问题，避免“过犹不及”或“火候未到”。
对于人的认识来说，事物的“量”是“质”的外在表现。而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和角度有差异，有的“量”能够反映“质”，有的却不能。这样一来，完成量的对比就可能成为掌握“质”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在工作中，坚持“多数和少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等原则，用对比的方式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1948年11月，毛泽东分析了辽沈战役后敌我兵力变化情况，认为形势已经进入新的转折点，对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缩短了战争进程。
毛泽东“作对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处处可见：在战争年代，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建设时期，要“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发展对外关系时，要解放全球占三分之二以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人民。
他谋大势、算大帐、计大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次次对比之中得到彰显。
求“异”的第三步是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从中国的“弱而大”和日本的“强而小”出发，指出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得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必然胜利的结论。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牢牢抓住对战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几场战役，迅速改变了弱势地位，从防御转为进攻，短短几年就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及其执行，源于他心中的“数”——对敌我各方面状况的准确掌握和合理分析，而这些战略战术的胜利，又增加了他心中对于民族前途的“数”。
三是“用”。
看得见问题不是最高明，判断得准不是最高明，拿得出方案不是最高明，能预见道未来也不是最高明，最高明的是能够持续促成事物从量变转为质变，实现从“心中有数”到“手中用物”，再到“事业有成”。
“用”是判断心中的“数”的成色的标准。
毛泽东说自己“没有学过兵法，每次打仗都是分析具体情况”。说白了就是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摸清敌我情况，吃透敌人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庙算”。
也许“没有学过兵法”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的谦虚说法，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心中的“数”变为现实的胜，需要在背地里下多深的功夫！
1949年10月1日，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一刻，他心中的“数”，既是四万万的数字，又是对历史的交代，还是对未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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