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5年2月13日第3版，是广州织带厂党委副书记、下乡知识青年家长，罗光主。
去年，我的大女儿高中毕业，二儿子初中毕业。孩子中学毕业以后，是积极送他们上山下乡，还是想方设法把他们留在城里？这是检验我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参加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工作，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两个孩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对送子女上山下乡这个问题，我过去曾有过一些糊涂认识。我们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广州解放后，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二十多年来，由于自己长期脱离农村，没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逐渐淡薄了，一度产生了“农村生活苦”、“当农民没前途”的错误思想，不愿意让子女上山下乡。
一九七三年，我受党组织的委托，到花县新华公社参加下乡知识青年的带队工作。通过一年的实践，我了解到农村的不少情况，逐步提高了思想认识。
就拿这个公社的三华大队来说吧。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这个村卖儿卖女的有九十三人，当乞丐的六十八人，饿死的一百零八人，被反动派杀害的一百三十六人。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贫下中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粮食亩产量由解放前的四百来斤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一千六百一十八斤，向国家上缴的商品粮逐年增多，还有集体储备粮二十六万多斤。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全大队有拖拉机十三台、抽水机二十台、胶轮运输车二百五十四辆。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社员的生活越来越好。全大队共有自行车八百六十九辆、缝纫机二百三十五架、手表二百一十三只、收音机五十一台，新建住房五百三十六间。活生生的现实使我认识到：今天的农村，已经不是解放前的农村了。今天的农民，也不是解放前的农民了，不存在什么“没前途”。
当然，现在拿农村与城市相比，条件还是艰苦一些。但它同旧社会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老一辈仍须努力奋斗，青年一代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我还亲眼看到，下乡知识青年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新华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初去时对农村的生活不大习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可是，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刻苦的磨练，逐渐肩能挑了，手能提了，体会到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劳动无比光荣，决心在艰苦的环境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许多知识青年担任了理论辅导员、宣传员、广播员，成为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一支生力军。还有一些知识青年当了保管员、记工员、出纳员、卫生员、拖拉机手和小学教师，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亲眼见到的事实，使我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教育。我认定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道路，是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以后，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在政治思想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在生活上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做家长的完全可以放心。
我的两个孩子决心到农村去，主要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学校老师的帮助。我也坚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经常把自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和带队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讲给我爱人和孩子们听。我爱人很支持孩子上山下乡。
当时有人劝我说：“何必让两个毕业生都下乡，可以走一个留一个嘛！”也有人劝我把孩子送到花县去，说我在那里“有熟人”，将来可以“找机会”把孩子弄回来。我认为，“找机会”、“走后门”，是不正之风，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还有人曾劝我说：“不要把孩子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安排近一点样样方便。”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家长，应当鼓励子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为最需要知识青年的地方，最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最艰苦的地方，最能锻炼人。
离广州四百多里的恩平县大槐农场，是广州市纺织系统安置知识青年最远的一个点，现在正处于艰苦创业阶段，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我就决定把子女都送到那里去。
我重温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联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耕馁学禄”、“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那种错误想法，是受了孔孟之道的影响。
自己来自农村，进城以后却不愿意送子女下乡务农，显然是忘了本。我们必须同鄙视农业劳动、看不起农民这种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去年十月，我的两个孩子和纺织系统一些职工的子女一起，高高兴兴地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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