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化，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英国伦敦，以及美国东海岸城市，其核心特征就是将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住区或空置区转变为中产阶级和商业用途。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当代意味的词汇来描述这种进程：城市更新，或者旧城改造。
无论是伦敦，还是欧美世界，以及东亚国家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会发生极大的分化，一方面过去主要基于政治、军事意义建造的城市，要么加速具备经济功能，齐聚产业，从而完成城市的新生和转型，要么则迎来比较彻底的衰败，无论这些城市在古代历史上有过多么辉煌的记录。如果这些城市还错失了成为近代以来铁路、公路网的枢纽中心地位，则会衰败得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很多在古代规模其实很小，也就是政治、军事意义十分有限的城市，因为毗邻海岸或者大江，或者成为新建的铁路和公路项目的受益者，从而完成产业孵化，快速实现崛起。也不乏近代甚至当代才全新涌现的城市。
但工业化进程起来发展的城市，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城市，在二战后相继因为所在国、地区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而逐渐使得城市中心区出现空心化，甚至随着富裕市民阶层整体迁移到新城或郊区而彻底成为工人阶级以及中下阶层平民的居所。中心城区建筑陈旧，并因为工业功能丧失，以及配套的公共服务缺失，逐渐变成事实性的贫民窟，犯罪滋生。
士绅化激活城市
士绅化的进程，如欧美不少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其本来目的就是将贫困的、“无用的”中心城区居民“置换”到城市更偏远的地区，腾挪出更大的城市空间，从而为城市中心城区的复兴创造可能。包括引入大量的中产阶级居民，建造文化功能设施，贴满各种时代的文化符号以便有着怀旧兴趣的游客造访，建造大量的商业建筑。
也就是说，中心城区因为旧有功能以及居民分布，被认为是空间的浪费者，必须经由国家资本、私人资本的塑造，从而实现人员、功能、建筑形态的大幅置换，让中心城区重新具备价值塑造能力。
理查德·弗洛里达广受赞誉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对士绅化进程称赞有加，认为这种方式实际上将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与波西米亚文化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引入更多的创意阶层，孵化出更多的文化创造、商业创新、技术创新，当然，弗洛里达自己也承认，士绅化的成功最终会导致新的创意阶层失去成长机会：因为创意阶层的失意者最初租住在诸如老旧的中心城区，可以过比较低成本的生活，可以尝试比较廉价的创意、创新，但在士绅化也就是城市更新进程完成以后，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曾出现弗洛里达所说的这种转变，当创意阶层中涌现出诸多成功者，并带动其租住的地段被打上文化艺术、创意孵化的标签后，就会迎来地段的翻新改造，最终出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新型创意街区、公寓，而这些却是很多创意人士难以承担的空间。
自然，士绅化的后果，通常也被仅仅聚焦于空间价格变得昂贵，以至于阻碍了新的创意阶层的产生，以及使得被改造过的城市空间（住房和商业建筑）价格行情不稳定，出现显著的投机，会让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投资者面临潜在的损失。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士绅化带来的最大受害者，是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而被资本的力量无情驱逐的工人阶级以及中下阶层市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著名城市地理学家、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洛蕾塔·利斯，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汤姆·斯莱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地理学教授埃尔文·怀利合著的《士绅化》。这本书探讨了士绅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应进程在英国和北美的最初发展，然后分别从士绅化的供给侧、需求侧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祛魅解释，并深入研究了士绅化浪潮在扩展到英国和美国以外的全球各地带来的深刻影响。
士绅化之所以叫做士绅化，是因为传统的士绅生活，一直是富人以及中产阶级居民倾慕的对象。而要让中心城区重新具备对这些人的吸引力，就必须纾解人口密度。书中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伦敦以及美国部分东海岸城市的士绅化进程，开发商、金融资本在市政当局的支持下，以很低的价格拍得中心城区地块，然后粗暴驱逐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工人（子弟）以及中下阶层的平民，还有大量的贫困租客，再大幅度地进行建造——建造的内容包括酒店、商场、公园、公寓、写字楼、文化艺术场馆、高档居民小区、别墅，还有创意场所。考虑到中产阶级和富人就是媒体产业的赞助者、读者和广告目标群体，所以这一进程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强的媒体反弹。都市媒体自始至终更加关心改建的中心城区，是否真的符合士绅品位。
穷人被彻底边缘化
如书所指出的那样，推动中心城区的空间改造，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这些空间的再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在改造之前，主要居住工人（子弟）、贫困租客、中下阶层市民的该类区域，一直在吸收公共拨款，而不具备生产功能；而在改造后，这类区域就是效益可观的生产车间，也迎合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开发商、金融资本通过这类工程项目的运作，炒高了土地和房产价值，创造出可观的地租收入，服务于新空间的中介、租赁服务管理也变成了独立的专门产业。
实际上，我们之前所说的邻避效应，最初就诞生于士绅化进程，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居民本身对于人道主义、关爱穷人等价值有着很强的认同，但偏偏不愿意与穷人处于同样的物理空间之中。所以，士绅化一旦进入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往往会无可避免地推动这一进程。
士绅化进程对于欧美甚至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而言，都往往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资本被吸引到城市更新和改造进程中，焕新城市的生产功能，创造出更充沛的地租收入，使得城市空间配置更为合理，可以很好地吸纳创意阶层、资本阶层以及其他类型的富裕市民、游客，活跃起来的房产市场连带关联产业还会为股市走红创造条件。
但书也明确指出，士绅化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会造成负面后果，包括贫困租赁者的住房成本不断增长，以及失所、驱逐、无家可归等个体灾难的不断增加。穷人居住得更加偏远以后，会丧失履行照料家人的能力，包括对同住老人的照顾，以及管教、照料自家小孩，穷人子弟这种情况下还因为丧失就读中心城区优质学校的机会，更可能过早成社会边缘人群的后备军。
当然，士绅化也会造成其他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书中提到的，士绅化造就的城市新空间，本质上是消费欲望放大器——各种名义上的社交场所、文化艺术场所，以及商业场所，都在刺激和拉动消费。这种消费方式、消费过程都是以高度自由的个人，以及充足的购买力来实现的，所以无可避免地使得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对于婚育会更为排斥。
所评图书：
书名：《士绅化》
：（英）洛蕾塔·利斯、汤姆·斯莱特、埃尔文·怀利
译者：刘苏、张云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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