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
一、 政治鼓动与政治教育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是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刊物”同时并进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间很快地激起了从事这种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们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供给他们一种叙述他们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况的新传单，就纷纷写起工厂通讯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
既然各个企业和各种职业的工人们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实话”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一下”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的热情。
这种“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工作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传单是一种宣战书，往往不愿等待战争本身的到来。这种揭露性刊物，照例是一经出现就成为强有力的东西，发生强大的精神压力。往往只要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
【这是组织起来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尚且是有作用的。但是在假社会主义里，都没有作用。唯一的作用是将传单作为线索，由警察去把找出来，当作献给资本的祭品，奉献给资本家。这之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原始社会主义当然不是这样的。只所以如此，就在于假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已经得了一种自甘下贱的心理疾患，做奴才做久了，不愿意站起来，不愿意抬眼看世界，甘心作为资产阶级的护院忠犬。】
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必然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资本主义还存在，这种揭露工作是始终会保持这种意义的。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的精力用在这种组织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竟然忘记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所得到的成绩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到那时也可能产生“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
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像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里就提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专制制度对各阶级的压迫】。
二、 经济主义对社会民民主主义运动范围的局限
经济主义者在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但是他们提出的观点却在实际上限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范围。比如：“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 所有这些论调，都表现出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这个流行于一切经济主义者中间的意见。
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不是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绝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刑，管理贪污受贿，警察欺侮城市的“老百姓”，同饥民作斗争，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勒索赋税，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的不同“经济”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较不“普遍适用的”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缘由呢？
恰恰相反，在工人苦于没有权利，苦于遭受专横和强暴压迫的所有的实际事例中，工会斗争中遭到警察压迫的事例显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缩小政治鼓动的规模，只把一种手段成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采取其他一般讲来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经济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糟蹋到怎样的地步了【削足适履，本质上是不敢进行社会民主革命】。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的进行，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这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最普遍适用的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手段。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些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其他方面的政治斗争，就经济主义的这一点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也很有可能不会实现，比如8小时的劳动法与996的福报说“相得益彰”就是明证】。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正的传统倾向。只不是意味着争取经济改良而已。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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